前言
这部书是在我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初稿约14万字；近几年，我又利用能见到的各类文献资料，断断续续地对其进行了扩充修订。至此，算是已经对公元12世纪末之前“大野泽-梁山泊”的发育和消亡过程进行了还原，分析了黄河影响其下游地区湖泊演变的一般规律，并探讨了鲁西南地区黄河（及其支津）、湖泊以及人类活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写作本书的因由，可溯至本科时所写的一篇考证《水浒传》中地理要素的课堂小论文。在比较各路“好汉”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上梁山“落草为寇”的路线时，我发现了许多不合常理之处。不仅如此，小说中“八百里梁山水泊”的说法，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以我国第一大湖青海湖为例，其周长不过360多公里，面积却已达到了惊人的4500平方公里左右（而且其湖岸线并不算太曲折）。难道北宋宣和年间的梁山泊比青海湖还大吗？今日东平湖的面积还不到150平方公里，当初那么大的一个湖泊到底是怎么来的（“大野泽”很自然地跃入了眼帘），又到哪里去了？后来读书多了，才慢慢知道，许多古人早已表达过类似的关切或疑问。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顾炎武（1613～1682）赴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接着便开始孑然一身漫游天下。路过巨野、寿张一带时，他不由感慨“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为川浸矣”。当时的寿张县令要修地方志，却不相信宋时当地曾存在过如此大泽，还嘲讽说“梁山泺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对于这种不修宋元史志的“读书人”，顾氏不屑与之辩，只好评论说“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1]该寿张令或许不懂沧海桑田之变，我却很早就知道，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湖泊存在都只是短暂的现象——因为被带入湖中的泥沙等堆积物迟早会将湖盆淤平。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想弄明白，梁山泊的生命周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水文地理过程。除了《宋史》里说的“渔者窟穴”与小说里描写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之外，这座大湖对周边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美国丹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唐纳德·休斯（J.Donald Hughes）曾说过：“环境史作为对从前人类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自觉探索，也就是说，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始于20世纪晚期，是最前沿的学术活动之一。然而，环境史家所探寻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古老的，它们延绵数世纪直到现代，曾引起了胜过古代其他民族的希腊与中国的作家的兴趣。”[2]在此暂且不论本书能否（或“应否”）被归入环境史研究的领域，[3]但是，休斯所说的“从古至今备受关注的古老问题”，似乎精准地道出了本研究的性质。正是受到了古代学者对“大野泽-梁山泊”问题的强烈兴趣的影响，本书的写作才成为可能。除正史中（尤其是地理、沟洫、河渠诸志）对鲁西南地区水文、政区地理和地貌状况的记载之外，本书频繁引用的典籍还有《尚书·禹贡》篇和各家注释，以及《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其中，《禹贡》篇是最早记载大野泽及其与黄河、济水、荥泽之间关系的文献之一，而《水经注》则提供了6世纪初以前有关大野泽周边水道情形的最翔实记录。此外，清代至民国有关《禹贡》和《水经注》的研究，如胡渭、阎若璩、戴震、赵一清、全祖望、杨守敬、顾颉刚和谭其骧等人的著述，均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在有关黄河下游地区历史地理和水利史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针对鲁西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河道和湖泊演变的研究层出不穷。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仍未出现关于“大野泽-梁山泊”的长篇专题研究。但由于该题目较为复杂，涉及面较广，所以上述两个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其中，以下论著使我获益尤多：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尤其是其中收录的《论济水和鸿沟》上、中、下三篇论文）、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四集》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上述研究成果的一些观点或启发了本项研究的思路，或直接奠定了本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本书写作过程中最大的特色，便是给予了“人地关系”问题更多的关注，亦即更注重“地理学的人文关怀”。[4]2013年春，我曾将论文初稿呈交好友张旭博士，请他不吝赐教。虽然张君的专业是人口学，但是作为我彼时在北大畅春园已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寝，他有“近水楼台”之便；更重要的是，他是菏泽曹县人，读书的小学、中学都在黄河故道附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对我写的题目熟悉而有发言权。他阅后很快提议“不应只冷冰冰地列举正史中的河患数据，还应该多关注地方志，把黄河河道变化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一起放在湖泊的变迁史中进行讨论”。本书第四章中“民苦久役，而终忧水患”一节就是采纳该建议的结果。后来，张君到牛津访学，又给我发邮件感叹说：“好地方都被欧洲人占去了，真是不公平！”[5]其实，我很能理解他的想法从何而来：到德国读博的第一年，我也觉得欧洲多数地区降水稳定，极端天气少，河流泥沙量较低、淤积较慢，因此不常发生旱涝灾害，同时又少飓风、地震，可以说极为适合居住和生产。相较之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鲁西南地区一次次地经受着洪水的肆意冲决，人们被迫背土离乡以避水灾的事情在每个世纪都有发生（以位于梁山泊受水前线的东阿县城为例，在9世纪中叶至10世纪末的一百多年中，为避水患，县治三次迁移）。[6]正如李伯重所说：“水在中国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防止水患，中国人民在治水和用水方面，付出了比其他任何国家人民更多的努力……”[7]因此，我将“大野泽-梁山泊”的演变史（以及内涵更广的鲁西南地区环境变迁史），看成是一部先民在水患压迫下坚持生产生活的抗争史。尽管后来认识到“欧洲是天赐乐土”的说法是片面的，[8]但我心中对先民的神圣敬意丝毫未减，仅仅是跳出了民族和国家的框架，并把黄河、“大野泽-梁山泊”与鲁西南先民之间的人地互动放在“人类努力适应自然”的视野内来进行审视和评价。
关于鲁西南先民对大野泽环境的“适应”（表示动作，而非状态），最佳的证据是该地区极为丰富的“堌堆”文化遗存。对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而言，堌堆作为在其文明程度提高之后发展出的一种滨水居住方式，可以使其在避开洪水侵袭的同时，还能享受湖沼带来的便利和生存资源。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鲁西南堌堆的文化堆积层大多都是自龙山时代至商周（甚至秦汉）依次叠压，没有间断。先民们为了坚守自己的家园，甚至会通过人为增筑、加高居住平面的方式，与水患进行长达数千年之久的斗争。在本书的修改过程中，我察觉到学界此前对堌堆的关注不足，并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利用了近几年发表的文物调查报告进行弥补。
本书初稿完成后，我给唐晓峰教授写信，请他为本书作序，收到回复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按照老原则——洪业、侯仁之定下的原则——老师不给学生写序言（洪业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件事）。我自己因此没有请侯先生写过序言……当然，老师给学生写序言，也有支持的意义。但总的说来，学生独立写出心得更好些。你说呢？”2011年春，我奉师命参加中国科协的“老科学家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侯仁之”项目，协助侯馥兴女士，耗时数月，对侯仁之的书信、日记、手稿和照片等资料进行了完整的扫描和数字化，并上交至设于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基地，因此对老师回信里说的事情有一定了解。1945年，天津工商学院决定出版《天津聚落之起源》，侯仁之十分高兴，写信请洪业作序。洪业当即回信拒绝，称“吾读书但恐无成，倘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而能有述作，当不求人为序”，又说古人著书“一律则自己之著作，自己为之序”。阅信感动之余，我又有些惭愧。请老师作序时，虽然美其名曰“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其实还是因为心底对本书的水平不自信。尽管从选题、启动研究，到最后写定这部书稿，前后历时五年有余，但是由于个人能力所限，在这部最后的成果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疏误之处，恳请大家指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可利用的勘探资料较为有限，本研究不得不较多地依赖传世文献，这使得我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目前还仅能停留在推测阶段，无法做出完全肯定的结论。
[1]顾炎武：《日知录》卷12《河渠》，商务印书馆，1929，第32页。
[2]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8页。
[3]在这一问题上，笔者完全认可伊懋可（Mark Elvin）在一次访谈中发表的观点：“从原则上讲，二者（指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学科）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例如在法国几乎就没有分别，历史学家必须把学习地理学作为自己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在学术上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应该把中国环境史和历史地理学看成是两个不同学科。”参见包茂红《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第125～126页。但是，笔者还想指出，在几本经典的中国环境史专著和文集之中，如马立博（Robert B.Marks）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以及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仍少见对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湖泊的关注。作为水利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篇佳作，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的《黄淮水系新论与1128年的水患》（收录于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册，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或许是一个例外，该文详细讨论了宋代的河患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地关系问题。
[4]参见唐晓峰《地理学与“人文关怀”》，《读书》1996年第1期，第61～66页。
[5]侯甬坚专门撰文讨论过“欧洲人自然生存条件是否比中国人好”的问题，对笔者触动很大。参见侯甬坚《寻找东方人类家园的营造经验》，《神州学人》2016年第1期，第32～33页。
[6]山东省东阿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东阿县志》，齐鲁书社，1998，第9页。
[7]Li Bozhong，“Water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2018），pp.120-121.
[8]以捷克第一大河沃尔塔瓦河（Vltava）为例，其自从9世纪首次出现在《富尔达年代记》（Annales Fuldenses）中以来，每个世纪至少有一次大的泛滥，频繁摧毁沿岸地区居民的家园。在欧洲西北部的沿海地带，人们则时刻遭受着暴潮的威胁。1287年12月的“圣卢西亚大洪水”（St.Lucia's flood）和1530年11月的“圣菲里克斯大洪水”（St.Felix's flood）在荷兰和德国西北部地区造成的居民死亡数都是以十万计。参见Audrey M.Lambert， The Making of the Dutch Landscape：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Netherlands（London，New York：Seminar Press Ltd，1971），p.225；Kimberley Kinder，The Politics of Urban Water：Changing Waterscapes in Amsterdam（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