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的确定
黄河及其支流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也以其自古以来就水患频发，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峻挑战而闻名于世。对此，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曾有过形象的描述：
当先民们最早试图对黄河下游河谷中混乱的浊流进行控制时，这条大河在一年四季中都是无法通航的：冬天来临时，河面不是处于冰冻状态，就是充斥着浮冰；春天来临之后，河面解冻，融冰又往往带来破坏性极大的洪水，使得黄河不停改道，河水在平地上冲刻出新的河道，旧的河道则往往变为长满植物的沼泽地带……[1]
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黄河动辄泛滥成灾，而决口改道又极为频繁。大量的泥沙，一部分随黄河流入海中，剩下的则到处淤积，年复一年，迄无止期。[2]于是华北平原西起太行山下和颍河之滨，东达泰山之麓，北至天津，南迄淮河，都曾经成为黄河河道摆动和泛滥波及的地区。黄水所至，泥沙随之沉淀，黄河泛滥历时愈久，堆积也就愈深愈厚。这样长期陆续的堆积，淤平了曾经分布于黄河下游的许多湖泊，也湮没了一些高地和城池。[3]
黄河中下游地区饱受水灾侵袭的环境史，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得到反映；与之有关的文字记载，实则体现了古人受周遭环境影响而对水患防治产生的重大关注。[4]大野泽作为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存在过的最重要的湖泊之一，先秦文献中关于水患的最早记载之一就与其有关。《禹贡·徐州》云“大野既潴，东原底平”，顾颉刚解释说“大野泽之后，水所停为‘潴’，《周礼》稻人‘以潴畜水’，盖大野泽曾泛滥成灾，兹复畜之成泽。……底平，是说水患已除，底于平静，人民可以耕种了。‘东原底平’，是指治济水而言”。[5]因此，《禹贡》原文记载了大野泽与济水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说文》有“濮水，出东巨濮阳，南入巨野”；[6]《水经注》有“（濮水）又东，入乘氏县，左会贞濮水，与济同入钜野”，[7]均指出了大野泽与濮水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由于大野泽地处山东地垒西侧的低洼地带，[8]在从先秦到11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为黄河的重要支津济、濮二水所汇。正因如此，大野泽才经常受到黄河决溢时的灌注。以《汉书·沟洫志》元光三年（前132）“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9]的记载为始，历朝历代史志的地理、河渠、沟洫、五行等部分，都有颇多对大野泽与黄河决溢、变迁之间关系的记载。
梁山泊，又称“梁山泺”或“筑山泺”。据史料记载，其形成始于后晋开运元年（944）的一次黄河决口：“滑州河决，浸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10]作为黄河下游的主要滞洪湖，梁山泊自10世纪成湖的初期起，就在史家笔下拥有了与大野泽同样重要的地位。通过检阅有关梁山泊的丰富史料可知，除河患、水利等方面的记载之外，“梁山泊的由来与消亡”尤其引起古代学者的兴趣，历宋、元、明、清各代而均不见减，乃至一般的史地著述都会对该题目进行考证和论述。个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古代学者重视沿革地理的史学传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涉及关于梁山泊的两个重大疑问：
第一，按《宋史·杨戬列传》“筑山泺，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语，[11]北宋时期梁山泊水面极为广大。宣和年间（1119～1125），宋江等人曾在此聚义，使梁山泊后来举世闻名。但查阅文献，元丰七年（1084）之前梁山泊之名绝不见诸史册，[12]那么如此巨浸大泽究竟从何而来？是原有湖泊易名，还是新潴而成？
第二，梁山泊虽然很大，但存在的时间很短。金太宗天会六年（南宋建炎二年，1128），金将斜卯阿里与南宋水军作战，仍“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13]但到了大定二十一年（宋淳熙八年，1181），金世宗就已经下令对在梁山泊退地上屯田生息的农户免于征租。[14]顾炎武《日知录》记载说，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
予行山东钜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为川浸矣。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泺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15]
明清时期的寿张县治在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南寿张镇，属兖州府。顾炎武所记的这位寿张令姓名已经难于考证；此人之所以否认宋时当地曾存在过如此巨大的一个湖泊，其依据当然是对周遭环境的实地观察。这部《寿张县志》要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才由时任知县滕永祯修撰完成。看起来，在当地水文环境变迁一事上，前后几位纂修者的观点高度一致。其卷一《方舆志》云：
凡天下山川，以史乘所纪为据。小说诬民，在所必禁。梁山为寿张治属，其山周围可十里。《水浒》小说乃云“周围八百里”，即宋江寨，山冈上一小垣耳。说中张皇其言，使天下愚民不至其地者，信以为然。长奸萌乱，莫此为甚。因拈出之，以告司治君子，并使天下之人知之，小说之不可信也如此。[16]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沧海桑田”本是正常的自然变迁；现代地质学更是认为，几乎所有的湖泊存在都是短暂的现象。古代学者大多不具备相关的知识背景，当他们看到宋代仍号称“八百里”的梁山泊，到了明、清时期竟变为“无尺寸不耕”，毕竟不能不对此发生浓厚的兴趣。
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史家已经论述得比较透彻，简述如下：金大定八年（1168），黄河在李固渡决口后分成两支，金世宗采纳（都水监）梁肃（？～1188）与河南路统军使完颜宗叙（1126～1171）的意见任其分流。《金史》所谓的“新河水”为南流，夺淮入海；另一支所谓的“旧河水”为北流，过鄄城、郓城南、嘉祥北，东南入沛县，又在徐州和南流合而为一，形成横贯鲁西南的一支黄河岔道，岔道东边便是梁山泊。大定二十一年后，黄河全部南流入淮，岔道断流，梁山泊失去水源而渐渐干涸，金室遂招徕百姓屯田。[17]元代因黄河河道一度回摆，且频繁决溢，梁山泊水面曾一度恢复，但在元至正河决后，终于彻底干涸，“畔岸不可复识矣”。[18]
真正模糊不清的是第一个问题。若要考证梁山泊的由来，必须先搞清大野泽的变迁。自北宋王辟之（1031～？）《渑水燕谈录》云“梁山泊，古钜野泽”以来，后世大量学者都做出了类似的结论，[19]即对大野泽与梁山泊之间存在的承继关系予以肯定。以元代文献为例，除《宋史·杨戬列传》外，尚有于钦（1283～1333）《齐乘》中“大清河”词条下，“《水经注》济枯渠注钜野泽，泽北则清水。钜野今梁山泊也，北出为清河”；[20]方回（1227～1307）选编唐、宋律诗而成的《瀛奎律髓》，注“万古梁山泊”句曰：“梁山泊，即钜野，在今东平府西北，受泰山诸水，为北清河所出入之潴。向者河决即连而为一，南通泗，北通济。”[21]明清文献中的相关例子更多。
但是，尽管历代史地著述大多承认大野泽与梁山泊之间存在承继关系，但对于该“承继关系”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学者们的解释、补充不尽相同。根据具体的观点差异，可分为以下三派。
第一，直接将“梁山泊”和“大野泽”视为同一湖泊在不同时期的名字。这一派的代表论说除前引于钦、方回的文字外，还有傅维鳞（1608～1667）《明书·河漕志》“古所谓钜野，宋所谓梁山泊也”[22]和魏源（1794～1857）《禹贡说》“（济水）会汶迳钜野”下注曰“钜野即梁山泊”[23]等。
第二，认为梁山泊是在大野泽水面扩大的基础上形成的；换言之，梁山泊吸蓄了大野泽原来的湖体之后潴成大湖。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有两个：
（1）章潢（1527～1608）《图书编》录有一篇《南旺总论》，开篇即声明“南旺湖，古大野泽而古今贡道之要会也”，接着引用了古代文献中关于大野泽方位的种种记载，提问说“去古既远，陵谷变迁，求古大野，未知孰是？”经过一番考证后，再次强调了“南旺湖，即古大野无疑也”的结论。[24]明清时期一个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南旺湖”就是10到11世纪时的“张泽泺”，被梁山泊在湖体发育过程中吞并。[25]那么，《南旺总论》“南旺湖为古大野”的观点，实际上等于认为古代的大野泽湖体被梁山泊吞并，成为了后者的一部分。
（2）清人钱仪吉（1783～1850）云：“宋时，咸平间决郓州，浮钜野。天禧间决滑州，历濮、郓，注梁山泺，钜野通梁山。”[26]该段话首句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河决郓州王陵埽，浮钜野，入淮泗”。[27]“浮于……达于……”是《禹贡》中的常见句式（比如“浮于济、漯，达于河”），顾颉刚通释为“从这条水转入另一条水”；[28]“浮……入……”的释义应当相同。由“浮钜野”可知，此处的“钜野”与“梁山”都指泽名，而非县邑。因此钱仪吉的第二句话可理解为“黄河灌注梁山泊，使湖水漫溢与大野泽连通”，他也表达了“梁山泊吸蓄了大野泽原湖体后成大湖”的观点。
第三，认为梁山泊是大野泽的“下流”。持此说的全部为清代著作，以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与晚其五年左右成书的胡渭《禹贡锥指》为代表，此后还包括《明史·地理志》、《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嘉庆）大清一统志》、秦蕙田（1702～1764）《五礼通考》、许鸿磐（1757～1837）《方舆考证》[29]和王培荀（1783～1859）《乡园忆旧录》等。在《禹贡锥指》中，胡渭先列举了吴幼清（1249～1333，即吴澄，晚年更字伯清）“大野泽，俗称梁山泺”与于钦《齐乘》“（钜野）泽即梁山泊”的观点，又引《志》（或许为当时方志，书名不详）云“（梁山泺）大野泽之下流也，水常汇于此。金时河益南徙，梁山泺渐淤”，然后按《水经注》所记载河道状况进行分析，提出“济水自乘氏县……东北流入钜野泽”，而“梁山跨东平、寿张之境，而汶、济会于其东北，汇成此泺”，钜野泽与梁山泊相去甚远，所以“《志》以为‘泽之下流’，‘下流’二字，视吴、于独有分寸”。[30]
胡渭认为吴澄和于钦“大野泽即梁山泊”的观点错误，提出“梁山泊乃大野泽之下流”才是准确说法。“下流”二字作何解？无非有二：一是说梁山泊是大野泽消亡阶段的残余；二是说处于黄河相对上游的大野泽干涸了，下游的梁山泊发育起来了。胡渭对宋代梁山泊的湖泽广大是很了解的，不会认为梁山泊是大野泽的残湖。观察他叙述大野泽与梁山泊的地望、填淤、干涸的方式，两条线索独立行文，且称大野泽与梁山泊的干涸时间都在元代，所以胡渭的“下流”应该是第二种解释，即大野泽与梁山泊是黄河下游不同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湖泊，而不是一个湖泊演迁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
究竟是否如此呢？再看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寿张县）梁山泺，在梁山南，汶水西南流，与济水会于梁山东北，迴合而成泺。《水经注》‘济水北经梁山东’，袁宏《北征赋》所云‘背梁山、截汶波者也’。又为大野泽之下流，水尝汇于此。”[31]与《禹贡锥指》大致相同，只是最后一句的“尝”字，或许被胡渭错抄成了“常”。结合上下文，顾祖禹之语可以理解为“梁山泊是位于大野泽下游的一个湖泊，只是在大野泽消亡之前，其残余的水曾经汇于梁山泺所在的位置”。一字之差，却表达出比胡渭更清楚的信息。
笔者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为之前的推想找到了更多证据。卷三十三“东平州梁山”条云：
（东平）州西南五十里，接寿张县界，本名良山。汉梁孝王常游猎于此，因改为梁山。《史记》梁孝王北猎良山，是也。山周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即古大野泽。唐乾宁二年，朱全忠击郓帅朱瑄，战于梁山，郓兵败走。宋政和中，盗宋江等保据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32]
顾祖禹分别叙述“（梁山）山南即古大野泽……”与“宋政和中……其下即梁山泊也”，而丝毫不提二者的承继关系，不认为二者是同一湖泊。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顾氏之言与梁山民间传说最为一致，信而有征”。[33]顾祖禹没有像过去学者那样盲目征引“梁山泊，古钜野泽”之语，再结合其“又为大野泽之下流，水尝汇于此”的说法，正说明他认为大野泽曾完全干涸，因此即使梁山泊与大野泽残余阶段的湖体都曾经在梁山附近汇潴，也不能将两者认为是同一湖泊，这正与胡渭《禹贡锥指》的意思暗合。后来《明史·地理志》等直接引用“（寿张县）南有梁山泺，即故大野泽下流”[34]而不加详考，才使后人无法辨清“大野泽之下流”的含义。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与本书的研究结论来看，古人对于大野泽与梁山泊之间关系的前两种说法都称得上是部分正确：第一派观点虽失于简单，但概念正确；第二派重点关注了梁山泊在大野泽残余水面的基础上形成那一刻湖面的突然扩大，因此也不能算错。恰恰是胡渭、顾祖禹等考证最详、逻辑最严密的第三派观点，反而是最站不住脚的。“大野泽之下流”的形容，虽然说明了大野泽在演迁为梁山泊前向黄河下游移动的趋势，以及因西部湖盆填淤而不断缩小的现象，但是此说将大野泽与梁山泊视为黄河下游不同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湖泊，则是错误的。因为二者确实是一个湖泊演迁过程中的两个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南旺湖即古大野无疑也”的说法，胡渭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先简述大野泽的地望、填淤和“干涸”，又论述梁山泊的形成、地望与干涸，接着引用前人的说法：“（南旺）湖即钜野泽之东偏，萦回百五十余里。宋时与梁山泺合二为一，围三百余里，亦曰‘张泽泺’。”在罗列了《水经注》中的一系列相关记载之后，胡渭下结论说“茂都淀水西南出为巨野沟，则泽在南旺之西。虽相去不远，而湖之不得即为泽也，明矣”。他以“譬诸好古者，执今之所铸，而坚以为商彝也，不亦过乎”来批评那些“指南旺为大野”的学者。[35]其进步之处在于，他先将春秋战国至宋元的一千多年看成一个完整的时间段，然后再讨论地理环境在这一时间段内的变化——这种治学方法，已经有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萌芽；但其极度依赖征引古代文献，又缺乏自然地理的学科知识，导致其研究无法超出沿革地理的范畴，所以才与顾祖禹一样得出了不确的结论。类似的例子还有“周定王五年河徙”，《禹贡锥指》认为这一次发生于公元前602年的“河徙”，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也就是先秦时期黄河的唯一一次改道，决口地点在宿胥口，此前黄河都走“禹河”故道，此后即改走《汉书·地理志》里的河道。胡渭此说，实乃缺乏科学根据的臆断，却被许多近代黄河史著作沿用。[36]这正说明了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局限性。
总之，“大野泽-梁山泊”作为12世纪末以前黄河下游的重要湖泊，其承继和演变关系是近千年来历史地理学著述中大多会论及的问题。但是，正如上文讨论的那样，古人著作中“记述”与“征引”的倾向过于明显，缺乏深度，使得许多问题模糊不清，所以很有必要开展基于现代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唐晓峰指出，古代学者著述的特点是由他们所处的中国古代“王朝地理”体系决定的：就基本世界观来说，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天下”“华夏”“九州”“四海”之内，其本质是一个人文世界；在古代王朝地理体系中，古代学者对自然环境探讨的程度远远不如对人文地理的探讨，直到清末仍是如此。[37]而在西方，对自然环境的考察研究，一直是地理学不可或缺的内容。18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地理学者的视野中，自然环境成为解释人类行为特征的重要原因，[38]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都是在这条路线上孕育出来的。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研究英国历史时期沼泽地变迁时首创的“水平横剖面法”（horizontal cross section），以及后来加拿大学者克拉克（Andre Hill Clark，1911-1975）对此方法进行的完善与改进，都是对“大野泽-梁山泊”的变迁史研究非常适用的手段。达比的方法论在20世纪中叶由侯仁之教授介绍到中国，但目前国内还较少有学者以此方法开展历史时期环境史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