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永远的遗憾：艺术充分资助的不可得性

文化艺术是宝贵的，它不但是人类创造精神和理想价值的充分表达，而且深受广大公众的喜爱。但是，令无数创造者和欣赏者不安的是，从事文化艺术的人经常不能养活自己，一些伟大的杰作无法获取经济回报；以牟利为目的的创作通常会受到批评，或得到较低的评价。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eaux）在为文艺制定规则时，明确批评“凭利害决定褒贬，为金钱出卖讴歌”的拜金主义，并在金钱与文艺之间划下一个严格的界限：“如果你只爱金钱，那么，赶快离开这白美斯幽雅之区，因为这河的两岸绝没有财神庙宇。对最渊博的作家正如对最伟大的战士，阿波罗只许给了一些荣誉和桂枝。”^[3]直到文化产业、文化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文化活动也不能与逐利行为完全等同。

文化与经济、艺术与财富的这种疏远甚至对立，除了一些文化人或作品自觉对抗当时当地的政治/宗教权力、挑战流行的趣味和标准，因而受到打压或冷落之外，文化艺术一般不能直接进入交换领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诗歌不能卖钱，美术不能致富，在贫困中死去的并不只有《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文艺繁荣的前提是恩主（patronage）的保护和资助。19世纪前，首先是宗教机构，然后是宫廷与王族，最后是特权阶级如贵族和富裕的资产阶级，担当了艺术资助者的角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梅迪奇（Medici）家族的王公贵族、奥地利的帝王等都是著例。“恩主制”意味着艺术家和赞助人之间存在一种个人关系，艺术家得到的自主程度取决于恩主的个性和价值观。就社会地位而言，艺术家比一个仆人高不了多少，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像听起来那样沮丧，因为那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或那个王公的仆人。以18世纪为例，当时的艺术家一般在贵族的赞助下进行创作，他为那些在社会地位和财产地位上比他高的公众创作。当然，这并不意味他的作品没有普遍意义，因为接受赞助的艺术家是技巧娴熟的大师，是接受赞助人的委托而工作的匠人，赞助者感兴趣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个性，所以其创作必然会被引向古典主义的客观性和自我克制，而不只是对恩主个人趣味和标准的满足。赞助制度使艺术家能够获得经济保障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这使得那些成功适应赞助制度的伟大艺术家得到很多好处，如德意志音乐家海顿（Franz Joseph Haydn）；而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悲惨命运又说明对那些不能适应的艺术家来说，这一制度强加给他们的负担是多么沉重。路易十四确实保护了文艺，但不是每个国王都像他那样，而且他的宫廷也只是保护了极少数他所喜爱的诗人。

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市场体制逐渐扩展到文化领域。艺术创作越来越多地被组织到市场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作品不是直接销售给公众，而是通过中介出售，这导致了文化生产中更严密的分工。随着公众的文化需求日益释放，文化市场也逐步繁荣，一些成功的文化生产者因此获得了独立的职业地位和较好的经济收入，小说家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都是成功的典型。不过，即使在资本进入文化或文化进入市场的时代，艺术与财富的联姻也并不完满。德意志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海涅（Heinrich Heine）在与出版商打交道时都没有什么书生气，但前者仍要从宫廷得到支持，后者则终身接受银行家叔父的资助，并因此产生许多矛盾。^[4]音乐家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的乐谱非常值钱，但他的成功主要是靠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的慷慨资助，而不是靠市场。更为复杂的是，艺术需要钱，但真正的艺术家对资本社会又有着本能的反感。19世纪末的法国画家高更（Paul Gauguin）卓越地表达了这种困境。一方面，诗人与艺术家需要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贫困而耽误了创作。“我们这些画家，我们这些被宣告为一贫如洗的人，除了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无处抱怨外，更为苦恼的是，这种物质困难造成了我们画画的障碍。为了寻找每天的面包，我们得失去多少时间啊！低三下四的工作，破旧不堪的画室，加上其他种种困难，所有这些都令人气恼，而跟着来的是软弱、不满和暴怒。”^[5]另一方面，诗人与艺术家又习惯于将自己的贫困归结于金钱的压迫，拒绝服从权力和资本，高更就因受不了纸醉金迷的巴黎而决定到南太平洋的小岛上生活和创作。“我将隐居到大洋洲的一个岛上的森林里，去享受狂喜、宁静和艺术。带着一个新家庭，远离欧洲那争名逐利的斗争……我最终将在没有金钱和烦恼的情况下自由地去爱，去唱，去死。”“我很快就要去大洋洲的一个小岛塔希堤。在那里，生活的必需品不用金钱即可得到。我想忘却过去所有的不幸，我想抛弃一切在别人眼中视为荣誉的东西，然后自由地画画。我想死在那里，被人遗忘。如果我的孩子也愿意去并能和我在一起，我不会感到与世隔绝。对于下一代来说，一个可怕的时代——金钱王国的时代——即将在欧洲发生。一切都堕落腐败，甚至我和艺术也不例外……一旦我的物质生活安排妥当，我就在那里献身于伟大的艺术。我将排除一切艺术的嫉妒，也不需要任何卑鄙的交易。”^[6]高更的选择是明智的，正是在这个小岛上，他创作了许多举世震惊的作品。然而，不是每个画家、诗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塔希堤”，他们也不可能全都远离城市。当代社会的绝大部分文化产品和艺术杰作，依然是在城市社会中诞生的。20世纪以来，不但文化市场日益完善，而且在文化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产业，使得艺术产品进入市场、艺术家因创作而获取收益的渠道更为畅通。但理论与事实都证明，即使在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系中，一些艺术类产品仍然不能获得充分的回报，文艺家贫困这个老问题仍未得到圆满解决。直到2008年，奥地利还有1/3的艺术家收入低于贫困线。21世纪初，仍然有人注意到：“目前，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哪家大剧院、乐队或公共图书馆仅靠经常光顾者支付的费用就可能实现收支平衡的。”^[7]

这一简要的历史叙述表明，文化艺术在经济上不能自我维持，而无论传统的恩主还是现代的市场，在支持、回报艺术方面都有内在的不足。文化艺术的繁荣，需要有新的赞助方式。当代文艺的赞助体系，主要有社会主导和政府主导两个体系。不同的社会组织有其特定的考虑和动机，为了获得这种赞助，艺术家必须遵循组织所制定的繁缛标准，艺术品则被用于体现组织的目标，成为公共关系的一种工具，因此很难体现其公共性^[8]。

政府文化政策依赖于各国的国情和传统。在欧洲，艺术资助主要来自中央或地方政府。这种资助相对简单、固定、集中，主要由大型文化部门实施。同时，由于艺术人才通常属于公务员序列或执政党政治上的受益人，因此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制在为艺术机构提供稳定资助的同时，亦潜在地把艺术工作者区分为“圈内人”和“圈外人”。相应地，圈内艺术组织每年都能得到大量资助，而那些圈外艺术组织即使有幸存活，也只能在文化的边缘苦苦挣扎。在美国，艺术资助是一个新现象。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才开始设置机构赞助艺术。这一赞助系统结合了联邦、州、地方政府的公共资助和来自个人、公司、基金会的民间资助，因此显得复杂、分散、多样和灵活。联邦政府设立“美国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为文化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提供资助、咨询和建议，并根据各州情况投入前期基金。相应地，各州也成立“文化艺术理事会（或基金会）”予以配套投入。除直接资助外，政府还出台税收、担保等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产业。此外，联邦或地方政府还设立若干服务性的文化机构，如“公共广播公司”“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史密森学会”“国家美术馆”“肯尼迪演出中心”“艺术委员会”“历史遗迹保护咨询委员会”等，这些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来源小部分是政府投入，更多的是社会捐赠。总的来看，几乎所有政府都以两种方式资助艺术：或者使一类特殊的人得到好处，包括艺术作品的制作者（作家、画家、建筑师等）和演绎者（演员）及推广者（出版商、书商等）；或者通过一系列的遴选将资助授予某一艺术家、作家或艺术组织的领导者。

表1 几种主要艺术赞助的特征比较

政府补贴保护了一些文化门类，也解决了一些艺术家的生活困难。但政府也像过去的赞助人一样，资助艺术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以美国为例，长期以来，美国文化艺术一直属于地方和私人事务，政府很少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鉴于文化艺术在影响公众方面的重大作用，政府和政治家们开始介入文化艺术领域。无论是公共基金、优惠政策，还是官方支持的非营利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政治和权力的标准。事实上，所有支持文化艺术的官方行动都有自己的标准、成见和意识形态立场，它们在支持一部分文化艺术的同时也可能限制另一部分文化艺术。即使政府努力、公正并广泛地吸取艺术界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也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原因很简单，政府的运作逻辑与艺术的生产逻辑并不一致。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艺术家和艺术产品没有普遍认可的评价标准，政府及其所代表的民意很难认同艺术家的创新，而其官僚主义的行为方式亦无法了解艺术界的真实状况。所以，对于一些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政府补贴很可能用得不是地方。早在19世纪，高更就发现政府艺术基金的集权倾向：“古代画家们真幸运，他们没有法国美术学院。过去50年的情况却不同：国家对平庸之辈的保护越来越多，适合每个人的内行人士只得被虚构出来。然而，在那些学究们旁边，勇敢的斗士已经出现，并且敢于公开展示打破清规戒律。学究们讥笑的卢梭的作品如今却被挂进了卢浮宫；米勒的作品也是如此——他们曾经对这位差一点被饿死的伟大诗人百般羞辱。记住1867年的展览会，库尔贝和马奈自费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举办了画展。那一次又是他们取得了胜利，他们和学院派画家们站在一起时总使其相形见绌。法国能够为之感到骄傲的艺术荣誉在什么地方？那些没有得到赞赏的具有一流天赋的思想精英包括：卢梭、德拉克洛瓦、米勒、柯罗、库尔贝、马奈——所有这些人曾经都以不同方式遭到过拒绝。”高更后来补充道：“那些独立艺术家的才华和他们树立的榜样足以说明经费的无用和官方艺术部的无能。库里埃的话至今仍是真知灼见——政府鼓励的东西日趋衰落，政府保护的东西寿终正寝。”^[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