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

（一）“科学的春天”开启中国科技发展的新纪元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对于世界历史而言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不仅“科学的春天”开启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新纪元，更重要的是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开始了在和平发展进程中走上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崛起之路，开启了改写世界创新发展版图的历程。

1976年10月，虽然“四人帮”被粉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但拨乱反正的阻力重重。无论在思想认识上和社会舆论上，还是在各项政治、经济和组织措施上，当时都还远远没有彻底清除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和“臭老九”的帽子，沉重地压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不推翻“两个估计”，知识分子就永无抬头之日，科教事业的恢复和科教兴国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成为改变这种局面的突破口。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在知识分子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争论面前，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鲜明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2]从而为彻底清除长期“左”倾错误下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其意义深远，实际上影响着40年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选择。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尽管出现了不同声音，但老科学家郭沫若先生在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在闭幕会的发言中发出了“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3]的呼吁，表达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拥护邓小平讲话精神的心声，表达了党内外渴望重新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科学技术振兴中华的诉求。

1978年5月，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了从思想理论上清算“左”倾错误。被“科学的春天”鼓舞的科技界积极投入，率先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197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出《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要求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内容包括对知识分子队伍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工作；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和做到有职有权；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加强领导；等等。从而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为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落实提供了保障，让“科学的春天”的果实落地。

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和5月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党中央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定改革开放方针的两个重要战略步骤。两个重要事件的发生，连续有力地冲击和清算了“左”倾错误，在认识上、思想上、理论上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营造了社会氛围。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三中全会统一思想做了充分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党的十一大沿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观点，坚决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从而也为科学技术事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社会环境。

（二）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再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对历史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科技界也不例外，清算了“极左”思想，平反冤假错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重要论述深入人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全国上下要尽快恢复被“四人帮”破坏的科学技术事业，重新建立正常科研秩序，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扩大科技队伍，扩大科研规模的热情。在对国内外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历史经验的思考中，进一步理解“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内涵。当时，经济界开展了关于经济发展模式是“内涵式发展”还是“外延式发展”的讨论，提出了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科技界开展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提出了科技、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问题，并在科学家钱学森倡导下，筹建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研究如何落实“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战略思想。

在努力恢复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体系、确立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重要地位的同时，科技管理部门开始重新认识国情。一方面较为深刻地意识到研究和开发生产技术的紧迫性，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意识到科技工作的部署要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国力的可能出发，不能盲目追求“高、精、尖”，从而开始考虑调整国家科技资源配置问题。

1980年12月底，国家科委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再次清理了在科学技术发展目标、事业规模、发展速度、管理体制上“左”的影响，指出了“贪大求洋”，不切实际地追求完整体系，科研经费全由政府财政包干，成果无偿转让，企业和科研机构积极性难以发挥，忽视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并对此提出了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1981年2月23日，国家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强调“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这个提纲。其主要内容有五条：①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②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③必须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鼓励科学技术人员到厂矿企业去帮助工作，去兼职，或承担顾问、咨询工作。④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⑤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果作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

这个方针的基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科技、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从而把“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论坛上的思想变为国家政策^[4]，对正在酝酿中的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但是，当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在中国具有可能性，是因为中国有计划经济的基础，这反映了当时对体制性问题的认识深度。同样，这一方针受当时管理体制局限性的影响，还是从科技角度出发，注重科技如何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发展。该提纲还提出了六项落实方针的措施，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启动奠定了基础。

（三）“面向、依靠”方针的确立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迅速恢复和发展，日益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尤其是要提高经济效益，把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需要科技要素的大量注入。1980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科委的工作汇报时，提出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技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克服它们之间相互脱节的毛病。^[5]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同年10月24日，国务院领导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做了题为《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的讲话，阐述了“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指导方针（简称“面向、依靠”方针）。至此，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正式出台，成为指导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导向，也成为指导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

中央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标志着党和国家开始意识到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必须双管齐下，从科技界和经济界两个方面入手。但是，在实践中究竟如何从经济方面入手，保证经济建设依靠技术进步，仅仅停留在认识上，受原体制惯性的影响，科技界还只是以解决“面向”问题为己任。

（四）科技体制改革需求的提出

为落实“面向、依靠”方针，国务院成立了有经济、教育部门领导参加的科技领导小组，从宏观和战略方面统率全国科技工作；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共同对《八年科技规划》进行了调整，制定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科学技术攻关项目》（即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在国家计划层面进行科技与经济的对接。

1984年4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发研究单位由事业费开支改为有偿合同制的改革试点意见》，把有偿合同制推向了全国。对长期采用事业费收支管理的科研机构逐渐引入经济管理办法，采用经济手段管理科研项目，允许科技人员从有偿技术合同收入中提取技术酬金，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

1985年1月，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开放技术市场几点意见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向全国转发，并成立了由13个部门组成的“全国技术市场协调指导小组”，开启了中国技术交易及市场的“合法”发展之路，促进了技术商品化活动，同时冲击了原有体制下的观念和政策。

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面向、依靠”方针的实践中，许多地方和单位围绕创办科研生产联合体，试行技术成果有偿转让、技术合同制，以及科研机构内部实行课题组自由组合等方面进行了试点，对科研机构管理制度和职称制度进行了改革探索，一些科技人员开始走出院所和高校的围墙，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服务、成果商品化活动，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

另外，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也凸显出来。科技界为实现科技、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种种努力越来越多地在体制上遇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的重重阻碍。科研机构的活力，科研机构与生产单位的联合，科研成果应用等方面产生的矛盾，也都聚焦在体制问题上。面对这些问题，现行科技体制无法自行调节解决。这种局面促使科技界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要想发挥科技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解决科研与生产脱节的问题，就必须改革原有的管理体制。这是对科技改革认识的第一次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