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说明
2018年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80周年和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条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开通80周年的特殊纪念年。本书所编选的曾昭抡旅行记，恰好都与这两件大事有关，包括报刊连载的《缅边日记》《乐西公路行纪》《渝兰途中见闻》等长篇旅行记和《美丽的大理》《祁连山》等单篇，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所刊曾昭抡及考察团几位同学的文章。
《缅边日记》是曾昭抡1939年3月11日至25日的半月中，沿滇缅公路旅行考察的记录。那时滇缅公路刚修通不久，该日记较全面地记录了滇缅公路沿途的情形，应属有关滇缅公路考察的最早记录之一。同行旅客中，陈昭炳是曾昭抡舅舅的长女，当时在迁到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任教。1939年5月1日至6月10日，《缅边日记》在《益世报》（昆明版）连载。1941年10月，再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我们怎样越过大凉山》《滇川两千里》两篇，为曾昭抡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大凉山彝族腹地的记录。该考察团由曾昭抡任团长，团员有裘立群、陈泽汉、马杏垣、钟品仁、黎国彬、周光地、李士谔、康晋侯、柯化龙、戴广茂等10人，分别是西南联大化学、地理地质、生物、社会、物理、政治等系三、四年级的学生。1941年7月2日，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历时101天，步行1000余公里，对大凉山地区的地理、矿产、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状况做了详细考察。当年9月回到昆明后，曾昭抡及时整理考察结果，1942年2月印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接着写了《滇康道上》《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两本专著，全面记载此次考察经历与成果。本书选刊的曾昭抡旅行记，可看作两本专著的简写稿，概括了考察历程和核心内容。为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考察团的情况，参加考察的戴广茂、裘立群等联大同学所写的旅行记，也收入本书附录。
《乐西公路行纪》是曾昭抡的又一篇公路旅行记，1942年12月7日至1943年4月4日，在昆明《当代评论》杂志连载7期。该篇记述1942年春作者乘汽车沿西昌至乐山的公路旅行的见闻。当时该公路刚修通还未通车，川滇西路运输局副局长吴星伯带了一批工程人员，乘该局公务车沿路视察工程情况，曾昭抡恰好搭上这趟车。该篇主要记述公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高山河流、村镇农田等，赞扬了数万筑路民工的艰辛劳动和牺牲精神。
《渝兰途中见闻》记述1944年9月作者与夫人俞大絪一起乘汽车从重庆到兰州，参加中国化学团体第一届联合年会途中的经历见闻。该篇从1944年11月9日起，连载于昆明《评论报》周刊（四开小报），直到1945年4月28日，仍在该报第34期连载。但《评论报》的后来期号未能查到，该旅行记是否继续连载不可得知。不过，笔者查到北大化学系系友黎书常有关此次行程的旅行记《西北纪行》，刊于《北大化讯》第6期（1945年1月），故全程情况基本清楚。黎文记述，当时由重庆到兰州，最近路线是由重庆到绵阳，然后沿川陕公路北行，到双石铺后转陕甘公路经天水方到兰州，全程1562公里。由于路程遥远，黎书常等川渝等地的中国化学会会员18人，以及中央日报社记者1人，包乘交通部公路总局川陕联运处汽车一部，9月6日清晨从重庆出发，8日抵广元县后，改乘西北公路局汽车前往，9月14日抵达兰州。曾昭抡9月3日乘机从昆明飞到重庆后，带了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夫人俞大絪一同上路，他俩搭乘的也是这趟汽车。抵达兰州参加中国化学团体第一届联合年会之后，曾昭抡夫妇又赴玉门油矿、敦煌石窟考察。待曾昭抡回到昆明时，已是1944年11月13日，对此云南《民国日报》有报道。
本书所选作品，均遵循史学规范照录原文，不做任何内容删节，以保持历史原貌，以便阅读或研究。各篇基本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其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所刊文章，除曾昭抡以外的考察团团员各篇，均作为附录排于书末。各篇末均注明出版单位或报刊期号、日期，连载旅行记按所发表报刊的起止日期注明期号，不再逐一注明。
这里特别指出，《缅边日记》主要依据1939年5月1日至6月10日《益世报》（昆明版）连载的原文拍照件录入整理，多处文字与1941年10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不同，本次整理以《益世报》所刊为准。比如“‘摆夷’‘崩龙’和‘山头’”一节，有段文字记述日本人在景颇族头人中挑拨离间，妄图破坏滇缅公路修建，后来编成的《缅边日记》一书，将“日本人”写为“某某人”，“日人”写为“×人”。这不仅使文意模糊难解，更主要的是使作品思想性降低。此次整理则恢复《益世报》原刊文字。
有关少数民族称谓，也保持原文字，“崩龙”即今德昂族，“摆夷”即今傣族，“山头”即今景颇族，“栗粟”即今傈僳族，“夷人”即今“彝族”，等等，均按现今有关民族学研究文献（如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云南少数民族概览》等）核实，详情见书中相应页码注释。
本书还特别选入曾昭抡《谈游记文学》一篇，借此可增加对曾昭抡游记作品的理解。
因战时印制条件简陋，许多报刊用纸粗劣、字号不全、印刷不清、油墨浸污，加上保存不当等，故不少文章字迹模糊缺失。此次编选均据原报刊所载文章的复印件或照片整理，所摄照片均扫描到电脑中放大，反复调整，尽量将模糊或缺失之字辨认。其中，校对地名时参考了当时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