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知识传统和思想来源
关于文化研究的知识传统和思想来源，伯明翰中心几位主任都提到其谱系学的复杂性，认为“文化研究没有绝对的开端”（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具有理论的多样性”（理查德·约翰逊）。霍尔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它并没有单纯的源头，尽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见证了它最初以这种方式命名自身的某些时刻。……文化研究有多重话语；有许多不同的历史故事。它是一整套的构型；有它自己经历的各种不同的形势和契机。它包括许多不同的工作。我想强调这一点！它始终是一套不稳定的构型。它是打引号的‘中心’，只在我突然想描述的某个时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它有许多的发展轨迹；很多人经由它获得了且正在获得各种不同的轨迹；它由众多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立场构成，所有这些方法论和立场都处在争论状态。”[15]霍尔等人申言，文化研究没有单一的学科来源和理论来源，意在指示文化研究谱系的多元复杂性。作为当代西方一种新兴人文学术知识和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除直接起源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中心之外，确实还有其他思想来源。追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在伯明翰学派之前，文化研究还有一个复杂的、较为漫长的学术前史阶段，其知识传统或思想来源主要有三：①英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与文明”传统；②英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人类学”传统；③英国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其中，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是最主要的知识传统或思想来源。以下分别论述之。
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夫妇为主要代表（后者又特称“利维斯主义”传统），它们构成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最主要的理论来源。[16]
自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英国近代人文学科当中就一直存在着“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批评的传统（雷蒙德·威廉斯后来把它们转换为“文化与社会”一体的知识传统）。英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与文明”传统在英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一如经典社会学在现代法国的学术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社会理论在现代德国的学术地位。“文化与文明”传统（或曰“文化与社会”传统）创造了英国社会的总体性图景，肩负了类似于法国和德国社会学所承担的试图恢复社会统一性和文化有机性的使命，均是彼时彼地的理论家为解决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过程中所遇生存困境问题做出的理论反映。
19世纪末，“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或译为“英国文学研究”）兴起，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独立的人文学科。至20世纪初，英国文学研究已悄然取代西方传统古典学尤其是德国传统语文学的地位，成为英国人文学术领域的一个基本学科。但是，现代英国文学研究携带了近代英国“文化与文明”对立传统的基因，呈现出深厚的文化保守主义批评传统与文化精英主义人文传统的文化底色。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则是近代以来的19世纪英国文学和文化批评传统（尤其是利维斯主义这个文学批评新传统）在二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转化与光大。在伯明翰学派之前，马修·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站在社会文化精英的立场上，批判大众文化，捍卫以文学为代表的英国传统文化。阿诺德对劳工阶级尤其具有偏见，视之为“无政府状态”（即“文化”的对立面）。劳工阶级失去了“封建制习俗下的温顺与服从特质”，必须接受文化教育，以重新学会温顺和服从。文化贵族出身的阿诺德、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艾略特以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利维斯等人依次进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可谓英国文化研究的先声或滥觞。面对工业文明的世俗化、功利化和技术化的冲击，阿诺德、利维斯、艾略特表现出以文化对抗文明的反应，或主张古典教育优先，或主张宗教优先，或主张文学教育优先，总之，主张人文优先、文化优先、精神至上，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先驱。他们以文化的名义来矫正启蒙现代性进程，校正工业文化、机械文化和科技文明。他们倡导的文化传统在阿诺德那里是“二希”精神（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在艾略特那里是基督教精神，对利维斯来说则是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他们以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和人文教育来对抗近现代工业文明，因而构成“文化与文明”“少数人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化”等二元对立的人文学术传统，有明显的文化精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盛期著名诗人和批评家，英国近代“文明与文明”传统的主要开拓者。当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创造了空前富庶的工业产品和物质财富，工业生产、科技发展与物质文明处于世界的巅峰，号称“日不落帝国”。但是，整个社会充斥着崇尚物质功利的庸俗市侩气息，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引发了传统人文价值观的衰微。世人过分迷信物质文明而忽略了人性和谐、完美地发展，维多利亚时期成为一个文化普遍缺失却盲目乐观自信的时代。阿诺德预感到英国社会重物质文明而轻文化建设所带来的隐患和危机。在其主要代表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把文化描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阿诺德以一代文化精英领袖的姿态和担当，力图将“世界上的最美好的思想与言论”传播给大众。希冀以文化来救治崇拜物欲、市侩横行的时代疾病，以校正由一味崇尚机器文明所带来的无序和混乱。阿诺德认为，文化作为“最美好之物”既能够激活处于衰微中的贵族阶级的思想，又可教化充满市侩气息的中产阶级，更可以防范社会“无政府状态”即工人阶级文化，进而纯化整个社会的智慧和道德。阿诺德希望依靠文化来对抗和批判现代文明及其衍生物——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大众文化，使人们从手段工具和物质财富这类外部文明的羁绊中拯救出来，实现人的内在完美，显示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漫情怀和精英意识。
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和批评家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的文化理论也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艾略特在承传欧洲精英知识文化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的同时，注重吸收英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强调文化是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强调文化的生存本源性、自然性、日常性和无意识性。文化不能靠简单的、人为的刻意干预和设计。艾略特还进一步将人类学文化观念改造为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文化观念。艾略特对文化活动类型进行二分：一是所谓自觉的知识学问如哲学、艺术、文学、科学等，但这还是属于各种浮在表面的文化现象；二是更为深刻的、有机整体的、无意识的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因此，艾略特对民间文化、通俗文化、先锋文学持有保留的包容态度。艾略特的文化理论主要见于其《关于基督教的理想》与《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两部著作之中，后者是作者在剑桥大学柯普斯克里斯蒂学院的三篇学术演讲的合编，集中阐发了作者对现代文化的理论思考。在演讲中，艾略特提出了复合的文化观念，认为文化的含义是多层面的。其中，个人的文化从属于阶级的文化，阶级的文化从属于社会整体的文化。艾略特将泰勒的文化人类学转化为社会人类学，使之更适合于人文学科研究和批评，对后来的威廉斯等人影响甚大。艾略特的“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以及精英的文化观念、对传统人文教育的重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等，都对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人的文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剑桥大学文学系教师、英国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弗·雷·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于1930年发表《大众文明和少数人文化》一书，延续和发展了19世纪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文明”对立的学术传统。利维斯认为，17世纪之前的英国社会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共同体和共同文化，代表了英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工业革命将其分解为两个不同的对立部分，即少数人文化和大众文明。一方面是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精英创造的文化，突出表现为精妙的高雅文学艺术；另一方面是芸芸大众所喜欢的通俗小说、电影、广播、广告等大众文化，它们是由工业技术大批量生产的，是“技术-边沁主义”（或“技术-功利主义”）文明的产物，大多低劣、庸俗而缺乏道德严肃性和审美价值。少数文化人具有启蒙大众的使命，培养人们区分最佳文化与最差文化的能力。以弗·利维斯（F.R.Leavis）和奎·利维斯（Q.D.Leavis）夫妇以及利维斯的学生丹尼·汤普森（Denys Thompson）等人为代表的利维斯主义者，以大学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为舞台，训练学生的文学细读和批评能力；同时以《细察》（Scrutiny，1932—1953）杂志为阵地，开展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形成了利维斯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传统，代表了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立场。在他们看来，文化不仅仅是古典文化，文化不再为上层社会所独享，中产阶级所创造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亦可跻身于英国优秀文化传统之列并进入伟大的人文主义道德价值系统之中。换言之，中下层阶级亦可被包容到文化之中并成为精英艺术和高雅文学的受众。但是，他们对大众流行艺术仍持有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利维斯主张通过发展人文教育抵制技术化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的职责使命即在于抵制大众文明的泛滥，其首要任务是培养读者鉴赏文学经典、辨识文化高低优劣的能力。利维斯夫妇和“细察”派把细读文本的文学方法与探究更人性化的生活价值、更加普遍的社会意义结合起来。其文化观念和文本细读法、民族志方法等对后来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利维斯主义学派的很多成员都是“工人教育协会”（WEA，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1903年成立）的积极参与者，后者不少成为日后的左翼利维斯主义者。
总之，正如黄卓越教授所言，在威廉斯之前的英国学术史上，“文化”的概念说到底是一批颇具理想主义抱负的人用以对抗与批判现代“文明”及其衍生物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大众民主、世俗文化的一个对应词语。在阿诺德以前，这个对抗即已酝酿，却只是以一些各自不同的词语来呈示这一理念的不同的侧面——如艺术、诗歌、自然、有机、人性、生命、美德、智性、真理、创造力、教养、精神、美的原则、永恒之物、心灵的健康等。阿诺德则明确地用“文化”一词整合这些表述同类体验的各种用语。其后，“文化”一词的用义相沿成习，并在利维斯、艾略特那里获得了富有特色、最有熔铸力的阐释。……对文化的倡导，也就意味着去保卫精神价值的至高性，保卫传统的至高性。然而这种设定，是一种单方向上的观念进取，因此而必然会使文化成为高悬于世俗社会、民众生活之上的精神标尺，成为游离于社会结构之上而孤立确证的思想目标，从而将人文主义推向一种自我设置的困境，也暴露出了作为美好理想而构念的“文化”所存在的不足与局限。[17]以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近代文化主义思潮正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所继承和超越的对象。
英国近代文化人类学家E.B.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是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是英国乃至西方人类学之父，西方最杰出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出生于伦敦一个富有的工厂主家庭，接受了良好的私人教育，但因为要接手父亲经营的炼铜业而未能上大学。所幸的是，年轻的泰勒在因健康欠佳去美洲疗养期间，遇到英国考古学家亨利·克里斯蒂，二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后者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深深影响了青年泰勒。于是二人一同前往墨西哥考察旅行，之后进行了七年时间的民族学文献资料研究。泰勒陆续写下大量人类学论著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成为西方人类学学科创始人、世界上第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类学家、牛津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牛津大学博物馆馆长。泰勒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等人都是他的学生。泰勒一生写了二百多种著作，其中最负盛名者为《原始文化》（1871）、《人类学：人及其文化》（1881）等。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开篇即明确指出，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文化或文明的“文化的科学”，并提出了西方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最早定义。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8]泰勒把文化或文明视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线性过程，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他认为这个原理适用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显然，泰勒的这个文化理论体现了文化进化论的立场，并且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此外，泰勒的文化理论还受到了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学家的文化理论的影响[19]。
泰勒所谓的“文化”或文明含义极为丰富。其“复杂的整体”的概念，指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方式。前者包含有信仰、价值和规范（习俗、道德、法律）结构；后者则包括人们衣、食、住、行、娱乐、工作等日常生活方式。泰勒的这一文化定义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的最早的现代定义，也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文化定义。虽然这个定义还只是描述性的，却奠定了后来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文化”的最基本的理解，后者都没有超出泰勒把“文化”看成一个复杂整体的基本观念。这种整体的文化观，这种作为日常生活方式、心理意识、行为方式、语言符号和生活习俗的复合性整体的广义文化观，对后来的文化人类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后的人类学研究都是在泰勒“文化”定义的基础上的丰富、发展和修正。由泰勒开创的文化人类学是民族学的扩大，其研究对象为人类各民族的文化或文明，广泛涵括人类早期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原始信仰、宗教仪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
在泰勒的复合或整体的文化概念当中，“习俗”（包括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人所习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是其中最基本的要素。西方传统的文化理论大都把“文化”视为高雅、知性、想象、艺术、学术、信仰、精神、道德、心灵和完美的创造物，“习俗”则被排除在“文化”之外。习俗被视为粗俗的、不入流的东西，是文化所要克服和超越的东西。泰勒在西方文化史上首次将历来被高雅文化所鄙视的“习俗”列入文化范畴，而且使之作为最基础的文化层次，从而走出了西方传统文化理论的窠臼。泰勒以日常习俗为根本（而非以传统高雅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观对当时的英国乃至整个欧美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它显然与前述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精英思想传统迥然不同，对后来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泰勒的文化人类学是法国启蒙思想、德国近代文化理论、法国实证主义与英国的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理论综合创新的产物。在泰勒的理论视域中，文化即文明，这有别于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二元对立的、文明退化论的知识传统。但是，泰勒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旨在追寻和说明文化事实的客观性，不作文化价值的判别，仅属于文化认知的范畴。泰勒的文化观念和民族志（ethnography，又译为“人种志”）方法也深刻影响了艾略特和威廉斯等人的文化理论。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在挪用泰勒文化人类学时，吸收了其作为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文化观念，进而提升为文化意义的阐释，并将这种文化理论与新左派的人道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使之具有了价值倾向性和实践干预性。
20世纪前期英国马克思主义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理论传统。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素有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传统。早在19世纪，英国就诞生了同情工人阶级的左翼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与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和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0—1896）。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兴盛则是20世纪初期的事情。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使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各种思潮急剧兴起和碰撞，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也日趋活跃，涌现了像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这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rpher Caudwell，1907—1937），20世纪初期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考德威尔出生于伦敦附近一个中产阶级报人世家，虽然在中学念书期间成绩优异，但因家境困难未继续进入大学深造，年仅15岁就直接参加了报刊工作。考德威尔先后当过报社记者、出版社编辑、作家和批评家。1934年接受马克思主义，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潜心钻研大量的马恩列斯及布哈林的著作。1936年考德威尔受党组织指派赴西班牙参加支援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国际纵队，翌年2月牺牲于马德里保卫战的战场。考德威尔天赋甚高，又异常勤奋。工作之余都在伦敦图书馆博览群书，广泛研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著作，除文史哲之外，还涉足物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社会学等领域，成为一位丝毫不次于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著名学者。考德威尔没有机会进大学深造，但他的博学和禀赋绝对不在威斯坦·休·奥登、斯蒂芬·斯彭德等牛津、剑桥名校毕业的左翼诗人之下。以考德威尔《幻象与现实》一书为例，参考书目就超过了500种，涉及语言学、数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神经病学、生理学、精神分析、物理学、艺术学、文化史等众多学科范畴。考德威尔才思敏捷，行文迅速，他短暂的一生出版了近二十部著作，涉及小说、物理学和航空学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等，还存有大量的未刊手稿。代表作有其身后出版的《幻象与现实——诗歌起源研究》（Illusion and Reality，1937）、《传奇与现实主义：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研究》（Romance and Realism，1970）等。
《幻象与现实》（1937）共十二章，可谓史论结合。前六章探讨诗（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演变，分别论述诗的诞生、神话之死、近代诗的发展以及不同历史时代的英国诗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业革命时期和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英国诗人）。后六章重在阐述诗学的基本原理，分别论述诗的特征、世与我、心理与幻想、诗的梦行为、艺术的组织、诗的未来等。考德威尔认为，诗起源于原始部落生活的节庆仪式，是原始人生存现实在人的脑海中的幻象。诗的幻象是社会的意象，诗歌表达了人类童年的集体情感。“这艺术的世界是社会感情的世界，是词语和意象的世界。词语和意象集中反映了共同的感情联想，这是集体生活经验的结果。”[20]原始诗歌产生于原始部落的节庆仪式中，其特点是表达集体的幻想，预示着对丰收的渴望，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感情。“诗把人投射到一个幻想的世界。[21]”考德威尔认为，诗人的内在能量通过诗歌创作转化为社会的期望和现实。诗歌创作既有人的生物遗传、意识和无意识的因素，又预示着新的社会现实的创造。诗歌与生产、幻想和现实、行动与认识、主体与客体是统一的。资产阶级原始积累和工业生产却破坏了这种统一，资产阶级诗歌的个人主义的自由幻想是与集体幻想相对立的。考德威尔预言，诗歌与劳动、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统一，会再次出现在未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之中。考德威尔在论及现代欧洲诗坛进步倾向时指出：“资产阶级艺术家对待无产阶级的关系，有三种可能——反对、结盟，或同化。……目前，大多数资产阶级艺术家走与无产阶级结盟的道路，如法国的纪德，英国的奥登、斯彭德等。”[22]在《幻象与现实》一书中，考德威尔把近代断为15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从兴盛到危机的历史时期。考德威尔认为，所谓近代诗即是资本主义的诗，考德威尔重点分析了近代诗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对应关系。考德威尔把近代英国诗歌史置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语境中考察，分析历史语境的发生发展对近代诗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的影响，表明诗歌创作并非孤立的个人的活动，而是受到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虽有生硬的经济还原和阶级决定的理论幼稚，但仍见出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要表明诗歌创作并非孤立的个人的活动，而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该书被雷内·韦勒克誉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部重要文献”[23]。考德威尔试图把人类的非理性的激情、梦幻、想象视为诗歌艺术的起源，同时又将诗歌艺术与社会阶级结构对应，尽管对二者关系缺乏辩证的分析和阐述，难免出现理论上的纰漏、局限和悖论，但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关于主体与结构的思考有启发意义。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幻象与现实》一书关于语言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重性的分析、关于语词的意义在于能动的社会使用之中的分析、关于词语的世界是一个共同的感知符号世界和影子世界或象征世界（它们是现实世界的能动反映）的分析[24]，对后来的威廉斯产生了深刻启迪。《幻象与现实》关于阶级经验、阶级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学的思考，对新兴广播、电影艺术之于建构集体经验和集体社会之积极意义的展望，等等，都是极富原创性的，对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也有直接的影响。
《传奇与现实主义》（1970年普林斯顿版，中译本编入《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的副标题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研究”，延续了《幻象与现实》的思想主题和研究进路，进一步探讨了近代以来英国文学与英国社会变迁的相互关联问题，强调了文学与生活、幻想与现实、小说与时代的对应性。该书对自莎士比亚以来三百多年间几乎所有英国著名作家作品都给予了富于独到见解的评论。考德威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学社会学整合当时的西方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前沿理论，提出了若干具有一定原创性的重要观点，如诗作为集体情感、社会情感、集体意象、社会意象、艺术幻想以及艺术解放功能的观点、关于文学幻象的语言特征的观点、关于语言的社会性或语言的表达交际等文化功能的观点、关于文学形式或文类演变（诗歌与小说文体的比较研究）的观点、关于叙述角度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对应关系的观点、关于近代资本主义艺术生产与盖房子一样都是一个经济过程的观点、关于近代印刷业对近代文学创作巨大影响的观点、关于征引维特根斯坦对唯我论语言哲学批判的观点、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平庸性和麻醉性的观点以及他丰富的关于近代英国文学与文化、作家与作品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等等，都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产生了启示性的影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对马修·阿诺德、托马斯·艾略特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直接启发了威廉斯。他甚至极富原创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物质性的观点，认为“社会意识不是社会存在的镜像……它是物质的”，由语言习惯、教堂等所组成。这显示出他的反精英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重视底层人民的生活经验、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和文学批评的政治性立场、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尝试，以及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意向，受到后来的威廉斯、汤普森等人的高度评价[25]，对威廉斯、汤普森等人的文化唯物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