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创“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批评传统
马修·阿诺德是一位具有坚强个性、铮铮佼佼、特立独行、见识卓著的人，敢于在维多利亚太平盛世发出不同的质疑之声。阿诺德登上英国文化和学术舞台之时，正是英国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全盛时期。此时的英国工业、贸易、经济总量和海外殖民扩张都位居世界第一，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此时的英国也隐含着诸多社会危机。就国内而言，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盛行，英国社会处于盲目追求物质财富和享乐之中，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富得流油，忽视了对完美的追求和对文化的信仰。在财富向资本家聚集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却在加大，劳工在为争取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而游行示威，工人阶级开始作为英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阿诺德在政治和经济上属于中产阶级，在文化层次上则属于当时正在没落的贵族阶级。他对英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庸俗功利世风和动荡局面深感忧虑，称之为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就国际而言，法、德、美等国厉行一系列改革，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大有反超英国之势，英国面临沦为荷兰第二、西班牙第二的潜在危机。然而，当时的英国人普遍自命不凡而盲目乐观，看不到这种危机。阿诺德具有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见识，加之他长年担任教育部督学，对英国各地的社会实际问题有全面了解；又多次赴欧洲各国和北美考察各国的文化教育，对各国的改革发展新动向有真切和敏感的洞悉。阿诺德的诗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化教育观点即是在对英国国内外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刻忧思中形成的。无论是他前期的《当代批评的功能》，还是其盛期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都是这种社会关切和文化回应的产物。
阿诺德在当时不惜冒犯主流舆论，对刻板的机器文明和浅薄的功利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以至于被讥为“文雅的耶利米或虚假的耶利米”。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化不等于文明（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
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在我国，机械性已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更确切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凡是文化教我们所确立的几乎所有的完美品格，都遭遇到强劲的反对和公然的蔑视。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而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1]
马修·阿诺德所处时代，正值维多利亚盛期，英国资本主义一路高歌的同时也潜伏着危机。英国国内矛盾频仍，欧洲德法等国则在迅速崛起。大多数英国人却对此视若无睹，仍为英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而自满，拒绝接受欧陆新思想。阿诺德高度警觉其同胞的技术崇拜、工具崇拜和功利崇拜的价值倾向，批评其同胞重物质主义而轻文学艺术、重外在文明而轻内在心智的短视，思考处于潜在危机之中的英国社会价值观及其重建问题。阿诺德批评其同胞中的庸俗市侩式的“小家子气”，缺乏对人性和人生完整性的追求。阿诺德以为，外在的工具手段不是人生的内在目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真正有意义的价值不是物质上的富裕，而是人性和文化上的完美，阿诺德因此成为19世纪英国文化主义的一面旗帜。
尽管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伯克和柯勒律治等英国近代很多作家和思想家——例如，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即追溯了这个思潮的绵延历史；而且，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还考论过柯勒律治等人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最初洞见——但是，在马修·阿诺德之前，英国尚无自觉的文化理论。英国近代系统的文化理论建构是从马修·阿诺德手上开始的。英国当代文化理论家弗雷德·英格利斯指出：“《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是第一本关于文化的圣书。”[2]那么，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是什么？阿诺德指出：无须去争论“文化”的学院式定义，文化即对完美的追求，“完美最终应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这是文化以不带偏见的态度研究人性和人类经验后所构想的完美……完美在于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而非外部的环境条件”[3]。文化即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4]，“美好与光明就是文化所追求的完美之主要品格”[5]。文化即“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的规律，从而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6]在此，阿诺德确立了关于“文化”作为内在人性完美的经典定义、经典诠释和典范价值。
反观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离这种完美的文化理想却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虽然工业革命一路凯歌，“仿佛在30年里过了300年的生活”，但也造成了极大的贫富悬殊，成为英国社会的最大不幸。[7]阿诺德认为，英国社会正陷入“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的失序的无政府状态。他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的英国人那样，如此起劲地将财富视为追求的目标。人们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那样具有坚定的信念——十个英国人里有九个都相信，我们如此富有便是伟大和幸福的明证了。”[8]阿诺德把当时的英国社会阶层分为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这三大阶级均有不满，指出他们各自的阶级陋习。认为贵族阶级只注重外在的仪表和浅表的禀赋，如身体强壮、体育锻炼、相貌举止、个人才艺、勇武自傲等，却日益僵化保守，拒绝接受外来新思想，因而是“野蛮人”（barbarians）；称中产阶级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幸福的明证，信奉拜金主义，只图一心赚钱，因而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即市侩）；称劳工阶级粗野蛮干，动辄上街游行，因而是芸芸众生的“群氓”（Populace）。总之，三大阶级都染上了庸俗习气，在心灵、心智、知识、道德和精神上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一言以蔽之，有着文化上的不足，因而应当以文化精神来提升和改造英国社会各阶级。
阿诺德对劳工阶级尤其具有偏见，认为劳工阶级失去了封建制习俗下的温顺和服从，其文化忧虑对象最终由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转向了劳工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阿诺德抨击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示威游行现象，斥之为“无政府状态”即“文化”的对立面，认为这与其心目中的美好社会根本互相抵牾，明确表示不能容忍：“无论自由党的朋友们怎样想怎样说，我们决不会放弃自己的看法——对无政府状态不能宽容。”[9]“文化”与“文明”的对立最为严重地表现为“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在阿诺德看来，无政府状态是英国的主要症状，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安定和美好社会的建立。他试图以“文化”来对付“无政府状态”，认为克服危机的“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平”[10]。这也是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主题。因为“文化”（culture）意味着人性的“完美”（perfection），文化是人的“健全理智”（right reason）和“最优秀自我”（best self）的表征。“文化”超越了阶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文化体现了超越阶级、宗派和个人私利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文化是社会混乱状态的天敌。阿诺德试图用文化来建筑起一道防洪坝，抵御当代大众文明和无政府主义的侵袭。他指出，文化是摆脱我们目前困境的得力助手，“我们寻求的用以对抗无政府倾向的‘权威’准则，就是健全的判断力、思想、理智之光”[11]。正因为此，阿诺德当时被人们讥为“文化使徒”。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马修·阿诺德给出的文化诊断和文化疗救方案是：既然英国现有三大阶级都有缺陷，因而他希冀重拾历史上的“美好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或译为“甜美与光明”）的优秀传统和精神遗产，主张在中产阶级中传播其以贵族古典文化为价值标准的文化理念和理想，并以此提升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文化，改造劳工阶级的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