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危机与自我更新

伴随文化研究的批评对象的不断转移和深拓，文化研究的学术资源和理论范式也在不断更新。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领导人霍尔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1996）一文中曾经指出：“文化研究有复杂多样的话语，有各不相同的历史叙述。它是由各种形构（formations）组成的一个体系，有自己的兴衰沉浮。它涵盖很多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我坚持认为文化研究永远是一套不稳定的形构。”^[31]如前所述，文化研究最初的知识谱系主要由英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与文明”传统、英国文化人类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构成。但是，在文化研究不断发展的学术历程中，不断突破原先囿于经验主义的思路，转而借鉴和挪用了其他理论资源，主要是欧洲大陆的各种理论尤其是法国理论资源，如欧陆的卢卡奇、萨特、列斐伏尔、吕西安·戈德曼的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国的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布尔迪厄、德赛图、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鲍德里亚、拉康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奥地利的弗洛伊德、俄国的巴赫金、瑞士的索绪尔、意大利的葛兰西等人的理论方法。

由于需要解决的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不同，由于面对的当代理论资源不同，当代文化研究不断地与时俱进，以实践性、策略性的态度对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加以兼收并蓄，从而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理论危机和范式危机，实现自身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从学科资源来说，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接合和挪用了20世纪西方各种学科方法和理论资源，诸如文学研究、社会学理论、文化人类学理论、传媒研究、影视研究、心理学、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制度研究、语言学和符号学、艺术理论、政治经济学等。举凡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研究等多种理论话语，都被广泛地吸纳和利用。正是这种跨学科、跨理论的方法，形成了文化研究生生不息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风格。

从文化研究发展史来看，文化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文化主义范式，具体借鉴了文学阅读、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60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挪用了结构主义范式，受惠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学文本的表意实践批评等方法；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主要受接受美学、日常生活理论、身份理论和解构理论的影响，文化受众、文化消费和文化意义的再生产问题凸显，因此开始重读葛兰西，采用其文化霸权理论方法；80年后，在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性对话的基础上，转而采用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理论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化研究的四种最主要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

①早期的文化主义（60年代）；

②前期的结构主义（70年代前期）；

③盛期的霸权理论（70年代后期）；

④晚近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主义（8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后马克思主义或新葛兰西主义及其所挪用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如媒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接合，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接合、后殖民族裔身份的多种结合，等等。

正如有论者在论及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创新时指出的，“伯明翰团队坚持认为在日常生活层面存在着重要的文化抵抗的可能性”，“伯明翰团队想要理解文化霸权是怎样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自我复制的，进而定位可能在哪些方面对它进行抵抗”^[32]。“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团队仰仗葛兰西，赋予了他们对古老的英国文化-社会传统的研究范式（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更为理论化和政治化的转折，帮助振兴了一度奄奄一息的文化-社会传统。葛兰西为停滞不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带来了不同的声音和充满活力的视角。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都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文化研究方案推进到20世纪晚期。”^[33]由于既立足英国本国的经验主义和文化主义传统，又借鉴吸收欧陆各国的多种理论资源，英国文化研究因而始终存在着经验化与理论化之间的张力。如果说，德国、法国的哲学和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更注重理论化，英国传统的文化批评和美国芝加哥文化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更加注重实证化，那么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则介于经验化和理论化之间，而且总体趋势是理论化程度不断提高。^[34]伯明翰学派辩证地思考理论与经验、主体与结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从而不断走出学术研究的理论困境。文化研究虽欢迎各种理论方法，但从不固守单一的理论方法，更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实践，文化研究要研究各种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连接”和“再连接”，以便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和事件。^[35]文化研究善于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话语创新和批评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