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黄万华

《黑土地上的金蔷薇——俄罗斯文化对近现代东北文学的影响》（下文简称“书稿”）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评审专家们充分肯定了此项成果的学术价值，作者也已就该项目发表了不少论文。这些都足以表明，作为青年学者，作者已经在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领域中拓展出自己的研究空间，蕴蓄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优势。我读完书稿后，也为作者的研究成果感到高兴。由此，也就有些话可以和大家交流。

书稿研究的“近现代东北文学”时间跨度从晚清到21世纪，地域则包括东北三省和毗邻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研究的时空拓展得很充分，而所研究的“东北文学”不仅对中国作家创作取开放视野，充分关注了近现代东北文学中作家创作的流动性（从东北籍作家客居他乡到非东北籍作家旅居东北），而且接纳了东北俄侨（他们中一些长居中国者加入了中国籍）的创作，尤其较为深入地考察了哈尔滨俄侨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这样一种研究视野深化了“影响研究”，所关注到的“影响”既是“双向”的，即包括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地域文化等在内的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相遇”中的对话；也是更为内在的，即多种文化在流动中的变革、丰富、发展（例如非东北籍作家流徙到东北，与流亡到东北的俄侨文化相遇，两者原先的地域文化在东北这一独特地理空间都有所变化，此时俄罗斯文化对东北文学的影响会是更内在的）。这样一种清晰而开放的研究视野的确立，出现在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起点上，确是有益于他日后学术生涯的重要准备。

影响研究正是需要这样一种开放的、流动的文学史视野。从晚清到21世纪，中国经历了巨大变动的近、现、当代，俄罗斯则经历了沙俄、苏联、俄罗斯时代，其变动甚于中国。这样两个研究对象“相遇”，显然不能固化研究视野，而要充分顾及两者始终处于自身和互相关系的不断变动中。书稿将近现代东北文学置于多元文化撞击下的近现代环境中，认为以原始萨满教为生发原点的东北区域文化、承载儒家文化的中原移民文化等中华文化，至今“在东北仍然处于变化运动之中”；外来的日本文化、俄罗斯文化，都曾作为殖民文化进入东北，但又都作为移民文化影响东北社会，而俄罗斯文化本身具有“东西方性”，在沙俄和苏联时代，处于完全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背景下，其传入东北又有着军事入侵、传教、移民和民间交流等多种方式，对东北文学产生的影响就会有很大差异。所以，书稿始终将俄罗斯文化对东北近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视为一种动态的历史存在，具体表现为四个历史时期的选择。晚清至“五四”：“殖民入侵重压下的被动选择”；“五四”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启蒙救亡感召下的时势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苏联模式统治下的政治选择”；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浪潮涌动下的自主选择”。突出东北文学作为受影响者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既受制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又包含作家的创造性实践，于是成为从外来影响的角度对东北百余年文学史的一种描绘，近现代东北文学的特征、成就也由此得以呈现。这样的影响研究，显然非常具有文学史意义和价值。作为青年学者，对地域性的影响研究能有此种视野、此种思路，是很值得肯定的。

影响研究是两种不同文化“相遇”中的对话，其建设性影响的发生，是自身本源性文化传统和“他者”文化两者精华交流后的升华。书稿对近现代东北文学与俄罗斯文化“相遇”的不同历史环境有清晰的描绘，对两个文化主体如何展开对话有较充分的考察。例如书稿考察“俄罗斯文化影响与近现代东北文学的人文生命特征”时，将中国人文思想传统与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置于东北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从社会变革后的人性反思、乡土社会的人文关怀、女性生命意识多个维度，展开两个民族在文学核心问题上对话的考察。这些考察维度的选择和展开，将俄罗斯文化对近现代东北文学的影响视为两种文化的生命对话，充分关注了东北近现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自身传统的寻求和形成。所论述的具体问题，都产生于作者对萧红、端木蕻良到迟子建、阿成等东北最出色作家创作实践的提炼中，从而使得近现代东北文学与俄罗斯文化的对话得以深度展开。

萧红、迟子建是书稿论述最多的作家。这两位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的翘楚，相隔半个多世纪，遥相呼应，从最有特色的东北地域文化和最有价值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出发，与俄罗斯文化展开了对话。书稿分析萧红以自己的个人气质走进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文学大家的世界，以对国民性改造的自觉关注对话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民族自省精神，敏锐地抓住了萧红改造国民性创作实践展开中的“寂寞”，探寻萧红创作如何内在共鸣于俄罗斯文学，由此认识萧红创作的独特价值。萧红小说乡土关爱的多重意蕴、女性意识的深度关怀等，都万川归海于这一“寂寞”的文学跋涉。可以说，萧红是“五四”文学精神与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交汇孕育出的最好的作家。书稿分析迟子建创作与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更加凸现了迟子建对俄罗斯文学的主动性选择。她从世界“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的自身生命体验出发，将俄罗斯文学道德探索的人与自然的共存纳入自己最重要的创作实践，甚至视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作家表现自然生态观的作品为自己创作的“神灯”。不仅是中国北陲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相邻相似的原生态环境及其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人道主义深化对中俄文学的渗透，才使迟子建对俄罗斯“泥土和河流滋养”出的俄罗斯文学“最具经典的品质”有深切体悟和强烈共鸣。她以对人与山林互为生命的存在的深刻描写回到人的精神家园，回到人的根性深处，在中国北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体现出“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温暖”。而在“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一创作核心主题中，迟子建接纳了现实主义批判、反省的传统，让这一创作主题成为“五四”后东北新文学传统的重要环节。而从萧红到迟子建，其接受影响的变化，又让人得以窥见包括东北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主潮的流变。影响研究，需要有扎实、精细的个案来落实、深化，书稿在这方面是富有成果的。

书稿还展示了影响研究的一个新维度，那就是受影响者笔下的“影响者”形象，这是一类特殊的“他者”（异族）形象。异族形象是比较文学形象学关注的重要对象，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异族”形象并不多见，其光谱即便在“异乌托邦化”或“自我意识形态化”等惯常模式中也较为简单。而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丰富多姿的异族形象，也成为考察东北文学与俄罗斯文化关系的重要内容。书稿细致梳理出东北文学中俄罗斯人形象的类型，重点考察了现代东北文学中乞丐、妇女、混血儿等俄罗斯人形象，这些形象，已突破了以往异族形象的谱系。书稿由此去深入分析东北文学中俄罗斯人形象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内涵，将此视为东北文化的一种折射，从对俄罗斯形象的想象中，发见作家对东北文化的自我审视与反省，“影响者”形象的书写，成为接受者自我的建构。这不只是对形象学理论的一种印证，更是对东北文学的一种深刻描绘和反思。书稿专设的“近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形象”一章还与“东北区域的俄罗斯侨民文学略论”一章构成呼应，中国作家笔下的俄国形象与俄罗斯侨居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在东北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构成颇可回味的互为参照，让相关思考更为深入。此类影响研究新视野的拓展，是书稿给人以新意的重要原因。书稿也充分关注了东北学人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可以说，书稿在影响研究范围内也相当周全，为日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蕴蓄了学术潜力，是十分值得期望的。

书稿结语强调了接受外来影响是增强本民族文学的独立性和民族性的重要内容，对东北文学不同于中原主流文学的边地活力和生机充满期待。书稿作者也长期生活在东北本地，孜孜以求于学术耕耘，其前景和成果也让人充满期待。

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