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日本外交部门的失误

战前日本进行的战争，不用说，军部是罪魁祸首。从军政关系来看，政府无法从大局上把握国家的方向，而任由军部摆布：“实际上，政府和军队各自为政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军队狂妄地宣称其处于政治之外。”^[33]具体到外交领域，日本军部也是横加干涉。日本学者认为，军部不懂外交，认识不到“减少敌人、增加朋友”外交战略的重要性，也缺乏对“如果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最终会导致日美对抗”的战略大局的认识。^[34]不过，日本外交当局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帮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和军部的观点有所不同。近年来，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战败的原因时，上述方面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

对于外交当局的问题，日本社会、日本学者更愿意使用比较温和的词语“失误”，而不是更加严厉的词语，这本身反映了一种态度和立场。其实，早在1951年，也就是《旧金山和约》签订前夕，时任首相吉田茂曾指示有关方面研究战前日本外交当局的失误。其成果在50多年之后得以公开，^[35]其从8个方面分析了日本外交失败的原因。综合日本近些年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在分析日本外交问题的时候，突出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日本学者承认，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关于“满洲国”的报告，对于日本是很偏向的，“尽管在中国的领土上擅自制造了一个国家，但国际联盟大体上承认了日本的权益。因此，日本对此应该高度评价”。^[36]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如果规规矩矩地听从国际联盟的劝告的话，日本获得的权益是十分巨大的。”^[37]可是，一切都因为历史的偶然，准确地说，因为外交部门领导人是某一个人的偶然，日本走上了歧途。“这时，外交官松冈洋右（后来的外务大臣）做出了错误的判断。”^[38]也就是说，假如是另外一个外交官处在松冈的位置，就有可能做出另外一种选择，避免日本走上外交孤立的道路。

岩波书店出版的“系列日本近现代史”是近些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其中，加藤阳子在其《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一书中，详细叙述了所谓的“重光计划”，即“重光次官口授之对华政策”。1934年10月，时任外务次官的重光葵提出为了推进所谓的日中友好，日本率先废除租界，撤销治外法权，还有意和其他国家一起撤出驻军和舰队或者缩小规模。对于该计划，作者给出了积极的评价：“重光试图通过外务省的主导来消除陆军推行华北分离的诱因。这既与汪兆铭的方针一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作者借用日本商工会议所的话说，在此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排日运动”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作者又不无遗憾地指出，该构想具有反英的色彩，因而错失了和英国妥协的机会。据她说，1935年上半年，英国大藏省不顾外务省的反对，派遣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ek Leith-Ross）前往远东，“该使团从本国获得了包括承认满洲国在内的广泛的对日宥和权限”。作者十分惋惜地写道：重光和他的上司广田弘毅竟然没有意识到该使团的重要性，没有与之进行认真的对话。^[39]

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之路，似乎也是外交导致的一个错误，尤其是在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德国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日本认为这是重大的背信弃义。因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和欧洲战争的爆发，正是日本和德意分道扬镳、走上独立道路的绝好机会。而且，即便从国际信义上来说，也有着充足的理由；从日本利益来说，即使有些难办也应该坚持”。^[40]也就是说，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当时日本有可能、有条件在三国同盟问题上改弦易辙。日美外交交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日美开战，而日本学者在分析日本战败的原因时，都习惯性地追问日美为什么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日美交涉从开始到决裂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其间呈现的重要特点就是双方的主张一直都是平行线，没有出现过任何接近的迹象。“对日本而言，在三国条约的解释、在华日军的驻留、通商上的无差别原则等三个根本的问题上，从来没有想过要进行实质性的让步。美国的态度也很僵硬，始终固执于几个原则。今天看来，当时日本应该克服困难做出让步。”^[41]这就是说，作者认为日本应该而且可以做出一些让步，让剑拔弩张的局势得到缓和，从而避免日美战争的爆发。

正是由于上述研究的累积，如下的观点十分流行：“如果1930年代日本外交在国际上没有被孤立，开战就可能得以避免；如果领导人对于结束战争有着明确的计划，也可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42]

本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历史是极其不靠谱的，即便看起来十分合理。不过，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似乎又不能避免各种假设。问题是，可能性必须是在充分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各种制约条件后才可以议论，而不是轻巧地、简单地甚至随意地制造各种可能性。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其发展路径并不是随意能够改变的。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日本军部在战胜的时候，狂妄自大，得寸进尺，欲罢不能；而在战败的时候，则心存侥幸，祈求“神风”，妄图以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获得有利的谈判条件，结果是一败再败。石原莞尔是日本发动“满洲事变”的元凶之一，但在七七事变的时候，他却担心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会使日本陷入泥潭，无法收拾局面，因而主张不扩大事态。从日本的利益来看，这个时候的石原，还是有些理性的，并看到了一些长远的事情。可是，由他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他已经无法阻止。据说，当时持强硬态度的关东军参谋武藤章就对石原莞尔说：“我们只是在做满洲事变的时候你做过的同样的事。”^[43]这说明，一两个人的主张根本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上文提到的“重光计划”也是如此。日本统治集团觉得华北已经唾手可得了，岂能丢下到手的肥肉？对于日本来说，李滋罗斯的提议在今天看来非常诱人，在当时却根本不在他们的考量之内。

类似的研究经常忽视了外交当局所面临的环境。军部的压力自不待言，舆论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历史评论》杂志2016年1月号推出特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外交”》，从多个侧面对所谓的“新外交”展开分析。所谓“新外交”，指的是在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影响下，日本外交史上出现的一种“新潮流”，在日本也称为“国民外交”。《“国民外交”的悖论》一文得出结论：对于在国际上孤立的日本外交政策，“愚民”即国民一致支持，知识人则被强制保持沉默。外交当局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根据这种呼声做出决策的吗？^[44]

另外，日本对于战前外交的反省，基本的立足点都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获得了什么样的利益？”实际上，当时日本所有的决策，没有一个不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不过从事后看来，许多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研究，以今日对过去的了解来判定当时的对错，自然十分容易。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一直考虑利益，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兼顾他人的利益，特别容易陷入短期利益的泥潭，最终损害自身的长期利益。在当今的日本，以日本利益为视角讨论外交已是主流，而这实际上孕育着很大的危险。一位很有见识的学者指出，日本外交正在重新陷入“现实主义”的魔咒。他说：“现在，又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禁忌悄悄地，但广泛而深远地蔓延开来。这个禁忌，就是建立在对日本过去进行反省基础上的理想主义和平外交理念。越来越多所谓有见识的人宣传现实主义，宣传世界的变化，宣传日本的国际作用。理性的讨论越接近政策论，理性的理想主义就被放弃，而现实主义的战略论就成为主流。”^[45]对于任何事情，健全的做法乃是没有顾忌地进行讨论这一事实本身，而关于日本外交如何汲取战前的教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外交实践中注入和平的理想主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