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起源及其话语变迁
叶俊[1]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核心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教育与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提出是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需求，但随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和教育的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已成为培养中国新闻工作者队伍的理论基础。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必须学习的一项内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历了从单一政治话语向职业培训再到职业教育的话语转向，其属性也从政治属性为主发展到“政治—职业”双重属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概念。
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及相关概念辨析
尽管学界把延安整风及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视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2]，但这些活动毕竟是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出现的，而非单独对新闻界的教育。此后中国共产党党报系统内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可谓是第一次专门针对新闻界提出的思想教育运动。早期的这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虽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实”，但并未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名”，而是后人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对历史事件的套用。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诞生之前，新闻业界、学界及主管部门在概念使用上并非固定不变。在“党报理论”成熟之前，中国共产党教育新闻工作者的方式，除基本业务之外，会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报刊理论进行思想教育。如，早在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就刊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战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文章第一节“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集中阐释了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提出的党报思想。应该说，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阐释，此时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已基本成熟，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此时更多的是采用“无产阶级新闻学”思想，其特点是强调与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对立性。1942年延安整风后，“党报理论”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成熟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全国性的意识形态，与此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念逐渐开始使用。1956年新闻改革后，新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高峰。1957年，宫策在《新闻与实践》一文中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新闻学，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3]。随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李龙牧在《加强新闻学的理论建设》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能是、也从来不是从资产阶级新闻学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源泉“来自实践”，“是在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中”。[4]随着传播学的引入及其影响扩大，198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上，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5]随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开始得到关注。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出现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运动，开展对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社会主义新闻学等概念都曾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
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使用，使得针对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教育活动有了统一称谓，并促使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深化，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在此之前，尽管有相关的教育，但一般根据教育活动来命名，或明确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或关注新闻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具体问题。如，延安整风时，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明确指出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而“反客里空运动”，虽没有明确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但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毫无疑问，不管使用何种概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些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教育运动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但是，本文研究更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及在此背景下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
二 政治导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来源及其运用
考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历史脉络可以发现，这一概念的出现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最终引发了“八九风波”，而新闻媒体在这股思潮及风波中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因此，自“八九风波”后，新闻工作的政治要求被再次强调。继风波后新闻工作座谈会提出“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要求之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逐渐进入业界、学界及主管部门的视角。“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使用，正是为了强化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意识，巩固意识形态在新闻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提出是针对“资产阶级新闻观”而言的，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引起了新闻学术界的关注。林枫曾撰文提出，“对于现行的新闻理论应取分析态度，不宜一棍否定”，“新闻观念要更新，但是不宜提新闻观念的全面更新、全方位更新”，“新闻要改革，喉舌的性质要坚持”，“新闻工具的舆论监督作用应当加强，但是不宜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6]数年之后，林枫又指出，他的这些文章联系新闻改革的实际，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党对新闻工作的原则、方针，批判了僵化思想，着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资产阶级新闻观。[7]吴冷西更是在90年代初明确指出，“在新闻领域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几起几落，特别是经历1989年的激烈交锋之后，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和从事新闻工作的卓越代表人物，以他们的实践和论述，都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原理、原则、方针、政策、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都是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闻思想根本对立的”。[8]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得到了反复的强调，有一批文章都在强调。吴双焕强调，“党性原则是新闻工作的支柱”[9]；林枫认为，“党性原则仍有普遍意义，不同报刊可有不同要求”[10]；傅克家则认为，“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灵魂”[11]；吴闻章认为，“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根本规律”[12]；李光照认为，“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石”[13]；薛良材避开了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提出“坚持党性与生动性的统一”[14]；汪文风更是指出，要“用党性原则指导新闻学研究”[15]。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政治色彩在90年代得到了强化。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6]在1996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再次提到了“八九风波”，认为这次风波中，舆论导向上发生严重失误，提出“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17]。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得到了强化，新闻工作者政治素质、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责任感成为新闻工作者素质的一项重要要求。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成为新闻工作的指导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容。
有鉴于此，林枫首次明确公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林枫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是我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毛泽东新闻思想、邓小平的新闻论述、江泽民的新闻论述，以及党和国家的有关决定、法规等。”[18]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这一观点即使到现在，依然多数被普遍使用。
20世纪末，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一个小高峰。这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源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事件发生后，向来披着“新闻自由”外衣的西方媒体暴露了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对此，《新闻通讯》杂志专门以特稿的形式推出了一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文章，“旨在深刻透视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真面目，在新闻界广泛地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再教育”，并强调“要理直气壮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深刻揭露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特点是，鲜明的党性原则”。[19]丁柏铨等人撰文指出西方新闻界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并指出，反观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它关于新闻自由、报刊客观性、真实性、党性及倾向性的阐述，既让人们重新正确分析西方新闻观，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新闻规律，办好新闻，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20]。由此可见，这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小高峰，主要是批判西方新闻理论中的一些虚伪元素。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及其运用，一方面是鉴于加强国内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新闻工作者要讲政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是鉴于对西方新闻理论的批判。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初步界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范畴和研究目标。
三 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开展
尽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教育与研究由来已久，但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这一概念却是世纪之交之事。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这一概念的，是作为报业改革先锋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1999年下半年进行的“三讲”教育中，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会把如何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作为剖析和整改的重点之一。社委会深深感到，主报《南方日报》一向舆论导向把握得好，但有时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有的子报在舆论导向上不时出现“跑调”“走火”现象，有些问题还比较突出。而“舆论导向之所以反复出现问题，根本原因就是有些采编人员没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21]。为此，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旨在“通过学习讨论，使大家分清是非界线，从根本上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树立坚定的党性意识、导向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排除各种干扰，旗帜鲜明地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大力推进报纸改革”[22]。此后，另一个传媒发达地区上海市集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2000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市新闻从业人员集中一段时间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报道称：“通过学习帮助新闻采编一线人员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加深理解党的新闻工作方针政策，提高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执行党的新闻纪律、改进工作增强实效的自觉性，进一步确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23]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概念由媒体自身提出和发起。这既是鉴于开展“三项”教育的政治要求，也是新闻改革带来的新闻工作实际问题的实际要求。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使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概念，是否受到此前《新闻通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研究的影响无从得知，但新闻媒体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并未从学术上予以探讨，而只是单纯的教育活动需要。据时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范以锦介绍，集团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出于当时集团下属各报出现问题的需要，考虑“用什么观念”去指导新闻工作，又因为中国新闻工作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于是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概念。[24]
这两次活动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带进了新闻业界，也促使这一概念进入主管部门的视线。2001年2月27日，中国记协在北京举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座谈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王晨在会上指出，“全国新闻界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要把这一活动作为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的根本措施，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25]。这一活动把由媒体和地方宣传部率先公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推向了全国新闻界。
此后，《中华新闻报》《中国记者》《新闻战线》等报刊陆续发表相关文章，阐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和研究。林枫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新闻论述作综合分析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涵归纳起来主要有18个要点。[26]郑保卫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出了定义，他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看法，它涉及诸如新闻本源、新闻本质及新闻传播规律等许多根本性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有其科学内涵”，有“开放性、完整性、原则性、实践性”的四大特点。[27]马胜荣从新闻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我们国家新闻事业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之后新闻界所遇到的严峻挑战的需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核心是，“学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观点，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坚定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原则的立场，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28]
2003年10月28日，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开展“三项学习”[29]教育活动。《通知》提出，要通过学习教育，“使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刻认识新闻舆论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重要性，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工作，始终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把正确舆论导向放在首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台；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掌握主动权，把好关、把好度、把好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30]
从2001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到“三项教育”再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加强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这一教育的出发点是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业务和管理工作，目的是从我国的国情和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和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现状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原理和基本方法用于解决我国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强调，把眼光放到了整个新闻工作者队伍的素质，这种素质不仅是此前对新闻工作者政治意识的强调，也开始关注对新闻业务的要求。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从提出到大力度推进，是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倒逼，也是新闻事业市场化改革中新闻业务面临各种问题的亟需。
在“三项教育”的推动下，为配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需求，相继涌现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材和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逐渐成为新闻院校和新闻从业者培训的一门必修课，而中宣部等新闻主管单位每年都会发布开展活动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教育与研究。
四 职业规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未来走向
自2013年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得到了全面加强。与以往在新闻工作者队伍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不同，这一次把教育的触角延伸到新闻院校。[31]2013年底，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并在上海召开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现场会，拉开了全国范围内“部校共建”的序幕。[32]通过部校共建，使宣传部与新闻院校“发挥各自优势、开展互利合作、实现效益最大化”[33]。
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曾先后作为政治要求和队伍建设的利器。这一变化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无论是哪一个行业的教育或实践，都无一例外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如果仅仅作为政治性要求，在进入“教室”后难以实现“入脑”、“入心”，进入新闻界也会降低实际效果。现实中，新闻院校的师生、新闻界的记者乃至宣传部门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概念存在不少误读。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新闻院校，首先需要破解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些误读，这些误读正在阻碍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深入。如，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奠基者和创立者已离开了我们，他们的一些新闻观点大多是针对当时政治斗争和新闻工作实际需要提出，是否已经“时过境迁”？对此，郑保卫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它经历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基，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的长期过程，不断充实完善，逐步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34]他认为，经典作家们揭示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基本原理及内在规律，“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实践性”，不应该把它看作是纯粹“概念性”、“理论性”的东西。[35]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教学中，董小玉、秦红雨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存在“过时论”的误区，也存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和现实脱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条化导致枯燥乏味等问题。[36]有的学生听到课程名字就产生抵触情绪，不能不说是误读造成的。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误读，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针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误读，刘建明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每个观点构成彼此制约的纵深体系，单独任何一个观点脱离整个体系都会陷入谬误”。进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构成严密的纵深体系，单独坚持一个观点而抛弃其他原理，就会丧失其真理性，在新闻工作实践中遭受挫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决不是强调和坚持一两个观点，而是坚持完整的理论体系，贯彻理论体系的经典性和实践性”。[37]而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中的学生的误读，董小玉、秦红雨曾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现实新闻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新闻观教育同社会整体观教育相结合”等具体的建议，以此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实际效果。[38]
仅仅消除误读还不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继续深入发展，获得理论的正当性及其业务的指导价值，还需改变其话语体系。这里所谓的话语体系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的新闻理论话语。一方面，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甘惜分曾指出，“中外新闻事业发展史表明，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朝晴暮雨，昨是今非，莫不与阶级、政党、集团之间的分化离合相关联，都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才能解释其奥秘”，“新闻学研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必将一事无成”。[39]可见，政治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观研究背后的一个重要逻辑。刘卫东则认为，高校新闻教育工作者都是工作在一线的知识精英群体，从事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诠释、普及工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40]胡钰则进一步指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1]。这都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首先是政治任务。
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话语转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继续深化并取得发展，就要改变片面的政治话语，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职业规范话语。这一点显然已经受到了关注。陈力丹认为，“遵循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应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论基础，在这点上，“中国的传媒没有任何可以‘特色’的理由，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的与世界新闻业不同的行业理念”。[42]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提出，到其成为一种学习活动，已逐渐显露出其对新闻业务指导的理论价值。郑保卫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于，使新闻从业者“增强政治意识和党性观念”，“把握客观报道原则的内涵”，“正确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防止道德滑坡和职业腐败”。[43]这种观点其实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价值从片面的政治标准延伸到了业务标准。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集新闻工作纪律、新闻工作道德与新闻工作伦理于一体的理论体系，而非单一的政治要求。一方面，它强调党性、人民性、舆论导向、正面宣传，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有“政治家办媒体”的意识；另一方面，它也讲新闻真实、新闻自由、新闻法治，舆论监督，要求新闻工作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承担起反映人民呼声、监督政府和官员的责任。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种双重属性的概念。
（原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自选理由：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新闻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焦点。在诸多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去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出现的背景和话语是什么？也正因如此，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很少有人去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本身。
本文基于这一原因，以“概念史”为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话语变迁、双重属性等进行了剖析。笔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不能陷入简单化、片面化、口号化的模式，也不能陷入唯经典作家原著或党的领导人原著至上的教条主义模式，而应跳出简单的思想史方式，从观念史、概念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历史与发展历程，从观念的维度去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理化水平。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与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断地发展与创新。而要做到发展与创新，就要从根本入手。本人选择这篇文章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40周年所庆论文集文章，也正是基于作者对这一基本问题的看法。
[1]叶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樊炳武：《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闻知识》2004年第4期，第6～8页。
[3]宫策：《新闻与实践》，《新闻业务》1957年第1期，第1～8页。
[4]李龙牧：《加强新闻学的理论建设》，《新闻业务》1962年第4期，第21～25页。
[5]李启：《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中国记者》1988年第6期，第45～46页。
[6]林枫：《新闻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上中下），分别刊载于《新闻与写作》1987年第5、6、7三期。
[7]林枫：《继续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强阵地》，《新闻与写作》1994年第9期，第12～13页。
[8]林枫：《新闻改革理论探索》，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序。
[9]吴双焕：《党性原则是新闻工作的支柱》，《新闻界》1989年第12期，第5～6页。
[10]林枫：《党性原则仍有普遍意义不同报刊可有不同要求》，《新闻与写作》1989年第8期，第1～3页。
[11]傅克家：《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灵魂》，《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6期，第84～88页。
[12]吴闻章：《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根本规律》，《湖北社会科学》1990年第12期，第37～40页。
[13]李光照：《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石——剖析“人民性”的原则、“人性论”的基石》，《中国记者》1990年第1期，第18～20页。
[14]薛良材：《坚持党性与生动性的统一》，《中国记者》1990年第5期，第13～15页。
[15]汪文风：《用党性原则指导新闻学研究》，《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8期，第1～6页。
[1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483页。
[1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501页。
[18]林枫：《讲政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战线》1997年第7期，第3～4页。
[19]孙苏红、沈志强：《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再教育》，《新闻通讯》1999年第7期，第1页。
[20]丁柏铨、屈雅红：《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由西方主流媒体对科索沃问题的报道引起的思考》，《新闻通讯》1999年第7期，第13～15页。
[21]范以锦：《树立正确的新闻观把好导向推进改革——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举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讨班的做法和体会》，《新闻战线》2001年第5期，第6～9页。
[22]范以锦：《树立正确的新闻观把好导向推进改革——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举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讨班的做法和体会》，《新闻战线》2001年第5期，第6～9页。
[23]红晶：《上海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闻战线》2001年第2期，第7页。
[24]作者就此专程请教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范以锦教授。他向笔者详细介绍了当时集团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前因后果。
[25]《中国记协倡导新闻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活动》，《新闻导刊》2001年第2期，第33页。
[26]林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涵》，《中华新闻报》2001年5月21日、28日，6月4日。
[27]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与特点》，《中国记者》2001年第5期，第26～28页。
[28]马胜荣：《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中国记者》2001年第3期，第20～21页。
[29]即《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该通知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
[30]《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新疆新闻出版》2003年第10期。
[31]2005年秋季学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全国新闻院系率先开设了面向全体新生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32]200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已开始部校共建的探索。
[33]郑海鸥、王珏：《下一盘新闻人才培养的好棋——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综述》，《人民日报》2014年9月14日。
[34]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与特点》，《中国记者》2001年第5期，第26～28页。
[35]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性与生命力》，《新闻战线》2005年第1期，第11～13页。
[36]董小玉、秦红雨：《全球传播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改革的思考》，《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第122～126页。
[37]刘建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与实践性》，《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期，第5～10页。
[38]董小玉、秦红雨：《全球传播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改革的思考》，《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第122～126页。
[39]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3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496页。
[40]刘卫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科学化大众化的时代表达》，《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36～147页。
[41]胡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着力点》，《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7期，第147～150页。
[42]陈力丹：《“遵循新闻从业基本准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立论的基础》，《新闻大学》2010年第3期，第20～28页。
[43]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性与生命力》，《新闻战线》2005年第1期，第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