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及其近代衰败

清末被动开启的现代化并非一个自然渐进的历史进程，而是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被迫回应，这种回应以维护政治统治为首位需要，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实现这一需要的保障，由此便决定了它与农村之间的历史定位：城市加速向前，乡村社会被遗忘。随着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者纷至沓来，沿海沿江城市相继开阜，外国资本迅速向农村渗透。在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竞争中，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在连续的动乱中，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向基层下延也不甚成功，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逐渐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并没及时建立，致使乡村社会步入长时段衰败。

一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公权力下延，乡村自治空间进一步收窄。传统中国的乡村是自治社会，皇权始终没有落地，这一真空地带在大一统政权下主要以自治的形式运转维系，并且不因战争和王朝更迭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成为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政权无论如何向基层渗透，都始终无法直接控制乡村社会，乡民完全处于国家的间接统治和地方实际自治的状态之下。维系这种状态的重要主体即是乡绅阶层。但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城市的迅猛发展导致农村中的大量精英分子涌向城市，乡绅阶层的经济地位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他们庇护乡邻、维护乡里秩序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淡化，主要有赖于乡绅开展的乡村自治，包括纠纷调解、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等开始缺位。乡绅阶层无形中发生了蜕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民与国家的联系脱节。农民既无法得到国家的保护，又失去了乡绅曾给予的一点可怜的荫庇。而现代化对这样一个孤立无助的阶级，仅仅意味着更加沉重的榨取。在乡村自治陷入困境的同时，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公权力逐渐向基层延伸，进一步压缩了传统自治的空间。政府通过自治职员的遴选、奖惩，以及对自治经费收支的掌控，将乡村自治事务全面纳入了公权的监管之下。公权力的影响遍及从传统的农业生活、商业经营乃至衣食住行诸方面，实现了对住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生活的全面干预和介入。

二是人地矛盾突出和外来资本入侵，传统小农经济大量破产。清朝统一全国后，政治上的稳定为乡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人口迅速增加，人地矛盾日渐尖锐。统治后期，徭役摊派不断加重，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费孝通认为，土地分配不均，地租剥削，苛捐杂税，手工业衰落，天灾人祸是导致农民生活贫困的重要因素。与内部的压力相应，紧随殖民入侵的西方资本也给了传统农业沉重一击。首先由沿海和口岸城市附近的农村开始，逐渐向内陆延伸，外来商品侵入穷乡僻壤，传统生产方式的产品在与大机器生产的竞争中不堪一击，农村手工业大量破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方面向农村输进洋货，另一方面攫取了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对风险抵御能力极弱的小农置身于市场的汪洋大海，任由盘剥。

三是科举制废除和新式教育兴起，乡村文化生态趋于空洞化。近代以前，乡村社会的文化、教育主要是通过乡村社会的精英阶层，即士绅来实现的，各地私塾、书院和学校多由乡绅阶层主导建立和运转。正是由于士绅在传统社会特殊的政治、文化、教育地位，其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延续的重任。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榜，多数人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最后多半要还乡。因而当时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不大。近代化起步后，西方文明对儒学的冲击以及城市近代教育的出现，动摇了乡绅作为道德教化载体的师统地位。面对这一系列变化，部分乡绅顺时应势，转化成为新兴的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更大一部分因循守旧者却无法适应变革中的环境，其地位与权势逐渐衰落。而宗族制度和义田制、学田制的崩溃，更是导致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文盲率反而较之以往反弹上升。在现代化面向的制度变迁进程中，城市教育渐次发达，乡村教育则望尘莫及。随着以城市为重心的“新学”的建构，整个中国的教育布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类学堂全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他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本都设在大中城市，连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即使是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也有将近80%设在城区。乡土社会的精英分子大规模外流，乡村教育更为没落，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开始出现断层，农村文化生态平衡不断失调与退化，农村对城市过度依附并逐渐失去其自主性，这些又严重阻碍了农村总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四是持续的社会动乱和频繁震荡，生存和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当工业化勃兴，开始扮演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角色时，在前现代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农业便黯然失色，悄然退居幕后。受这一历史变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社会上层人物，包括农村社会的精英分子，纷纷把注意力转向城市，谋求在城市的发展。他们更关心工商业的发展，逐渐与农村疏远并形成隔膜。如此一来，农业和农村在同样需要国家扶持和社会关注的时候，却被置于一种无人问津和放任自流的境地，成了现代化的“弃儿”。当现代化逐步改变城市经济社会的面貌时，农村则基本上一如既往地沿着传统道路滑行。相比国家层面的不重视，社会环境的冲击可能更为严重。清末以后，由抗税、抗捐、反殖民引发的农民暴乱频仍，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仅对政权统治造成极大损耗，更是对其波及范围内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破坏。进入民国后，军阀混战和其后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在持续时间、波及范围上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村的动荡造成了城市与乡村在空间上的阻隔。农业生产力的极度衰落，耕地缩小，荒地增加，劳动力过剩，都达到了空前的严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