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探讨：世界贸易问题
中国与阿根廷农产品贸易合作的思考[1]
张敏
【内容提要】 农产品贸易在阿根廷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在西方势力的影响下，阿根廷的农产品自由贸易退化成了一种“变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直接给阿根廷普通民众带来利益。在中国与阿根廷贸易中，农产品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民众的支持将有助于中国与阿根廷农产品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有必要加强中国与阿根廷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合作，以公平的自由贸易秩序取代旧的“变穷的自由贸易”秩序，让中国与阿根廷的农产品贸易赢得更多的民众支持。
【关键词】 阿根廷农产品 自由贸易 大豆
【作者简介】 张 敏 南京农业大学美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洲农业问题。
一 阿根廷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历程
阿根廷与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古印第安人便早已在此繁衍生息，并培育出土豆、南瓜、花生等丰富的农作物品种，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引发了世界经济总体格局的巨大转变，原本孤立的美洲大陆开始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然而，对于最初到达的西班牙人来说，这里除了一望无际的土地之外，并没有可以用于国际贸易的商品。16世纪上半叶，门多萨等西班牙探险家给拉普拉塔地区带来了第一批马、牛、羊等欧洲牲畜。由于气候适宜、水草丰美，这些源自欧洲的牲畜在肥沃的潘帕斯草原上自由生长，迅速繁殖。不久，阿根廷便有了可以参与世界贸易的重要商品，并由此开始了单一农牧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历程。
（一）放任自由的贸易时期
自殖民地时代开始，畜产品特别是兽皮的出口，长期占据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出口商品的首位。19世纪初的独立运动时期，在《畜牧业者备忘录》的指导下，阿根廷采取了放任自由的贸易政策，大力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畜牧业，兽皮与动物脂肪因此继续成为阿根廷较为重要的出口商品。直到19世纪40年代，兽皮依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出口最多的商品，占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出口总额的60%以上，排在第二位的出口商品羊毛仅占了10%左右。
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国际市场上棉花短缺导致对羊毛的需求量迅速上升，阿根廷出口的羊毛数量也随之大增。1870年以后，受到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在国际市场，棉花出现严重短缺现象，因此，棉花的替代品羊毛开始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首要出口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1.8%，兽皮出口额则下降到第二位，占20.2%，动物脂肪占18.6%，带毛羊皮的占比上升到10.3%，风干牛肉的占比下降到2.1%，其他产品仅占4.2%。[2]
19世纪70年代以后，阿根廷的种植农业有了较大发展。1876年，阿根廷停止从美国进口小麦，而到了1878年，阿根廷小麦开始出现在欧洲市场上。1880年，阿根廷出口15000吨玉米和100多万吨小麦，开始从畜产品大国发展为农牧产品大国。[3]19世纪下半叶，在自由贸易与比较优势思想指导下，阿根廷农牧业生产与出口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不久，阿根廷便迈入历史上著名的“美好时代”，并迅速发展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
然而，这种单一农牧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蕴含着巨大隐患。1914年一战爆发，原先有序的世界贸易遭到战争的严重扰乱，阿根廷经济立刻陷入困境。为了应对挑战，阿根廷开始对以往放任自由的贸易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正，采取了一些进口替代贸易保护措施鼓励轻工业发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严重依赖农牧产品出口的老路。
（二）进口替代时期
1929年，经济大萧条所引起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态势的剧变，直接影响了拉美农产品输出国。为了尽快克服危机的影响，阿根廷被迫放弃国内长期盛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实行较大规模的经济政策改革。在凯恩斯主义贸易政策影响下，阿根廷很快成立了各种经济调节委员会，其被用于管理、控制各生产领域的活动，例如，国家谷物委员会，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让政府从大农场主手中收购农产品并负责将其卖给出口商，以保证大农场主的产品销售；国家肉类委员会，负责管理与控制肉类贸易活动；此外，还有奶业调节委员会、马黛茶市场与贸易调节委员会以及全国棉花委员会等。与此同时，为了弥补进口消费品不足，阿根廷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措施，并试图以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工业发展，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尽管如此，传统农牧出口集团依然坚持单一化农牧产品出口的老路。1932年，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之下，英国放弃了一贯的自由贸易传统，转而推行“帝国优惠制”，计划将从英国以外进口的肉类产品数量削减65%。英国是阿根廷肉类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英国的这些举措显然加剧了阿根廷农牧出口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的困境。为了减少农牧出口集团的损失，巩固出口部门的利益，1933年阿根廷与英国签订了《罗加—朗西曼条约》。该条约规定，阿根廷向英国出口传统产品及给予英国投资以优惠待遇，英国则承诺将从阿根廷进口的肉类配额维持在1932年的水平上。该条约加深了阿根廷对英国经济的依附，从长远来看，这对阿根廷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负面作用。
1946年以后，在普雷维什“中心—外围”思想指导下，阿根廷开始将1929年的进口替代措施，变成一个较为持久的经济计划。为了实现国家对贸易的管制，阿根廷成立了国家贸易促进委员会，以控制国家全部农产品出口和大部分进口业务。国家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国内市场上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国内农产品，再以较高的价格将其出口到国际市场，赚回的利润大部分被转移到其他部门中去，而非回到农业部门以用于再生产。由于国家贸易促进委员会制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极低，因此严重损害了阿根廷农业的发展，该机构也在事实上成为阿根廷政府对农业进行剥夺的工具。
庇隆政府的这些进口替代措施，不仅没有帮助阿根廷走上工业化道路，而且严重降低了阿根廷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最终给阿根廷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此后的20多年中，阿根廷进入了军政府与庇隆主义者轮流执政的混乱时期，阿根廷的贸易政策也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呈现变化无常的态势。尽管如此，这些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阿根廷国家经济过度依赖单一农牧产品出口的基本格局。不过，阿根廷农产品贸易领域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秘鲁鱼粉产量下降，国际市场对作为饲料的豆粕需求量迅速增加，阿根廷的大豆产量与出口数量明显增加，并在未来几十年获得了快速发展。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国家经济，阿根廷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之路。在农产品贸易领域，阿根廷下调进口农业投入品的关税（到15%以下），对胚芽、认证的种子及拖拉机等则免征进口关税。取消几个具有垄断性质的政府市场调节机构，其中包括国家谷物委员会；私有化农产品运输与仓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国有谷仓、港口设施及道路等。[4]阿根廷政府的这些贸易改革措施为欧美跨国农业公司及西方农业科技重返阿根廷打开了大门，然而新自由主义没能挽救处于经济破产边缘的阿根廷。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5]阿根廷最终选择放弃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
基什内尔政府时期，阿根廷提出“再工业化”口号，并采取了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以促进本国工业发展，这些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阿根廷经济严重依赖单一农产品出口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WTO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阿根廷农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均保持在50%以上，2016年这一比例则超过了60%，但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目前，大豆已经超过其他农产品成为阿根廷第一大出口产品。WTO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阿根廷大豆及其加工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近30%。
2015年底，马克里当选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总统主张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贸易政策吸引投资，恢复经济增长。在农产品贸易政策方面，马克里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的措施，以提高阿根廷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2017年1月，阿根廷政府宣布从2018年1月开始，每月减少0.5%的大豆出口税，计划到2019年时，将大豆出口税率减少到12%。2017年2月15日，阿根廷决定拨付6500万美元，对大豆生产进行临时性补贴。在牛肉贸易领域，目前，阿根廷已经打开了世界最大牛肉消费市场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成为阿根廷冷冻牛肉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二 阿根廷农产品贸易发展历程的评析
（一）强烈的自由贸易倾向与强烈的贸易保护倾向并存
奥斯卡·布朗曾这样评价阿根廷经济：“阿根廷经济中明显呈现两种不同的经济力量：一个面向国内市场，依赖原料、中间品和技术进口的工业部门和一个既面向国内市场又对外出口的农牧业生产部门。前者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到今天为止，奥斯卡·布朗的这一评价看上去依然正确。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在农产品贸易领域，阿根廷国内拥有强烈的自由贸易倾向。早在独立运动时期，阿根廷便深受英国自由贸易思想的影响。19世纪初，为了应对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严重财政危机，阿根廷独立运动领导人莫雷诺在《畜牧业者备忘录》中明确提出废除贸易垄断，大力发展畜牧业，实施自由贸易以解决财政危机的政策主张。在此后的100多年中，放任自由的贸易政策在阿根廷一直占主流，为阿根廷经济迈向“美好时代”奠定了基础。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阿根廷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阿根廷开始迈入进口替代时代。尽管如此，强烈的自由贸易愿望在阿根廷国内一直没有终结，并时不时占据上风，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深刻影响了阿根廷的贸易政策。梅内姆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成了阿根廷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虽然，2001年以后，阿根廷又重新“回归”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但基什内尔政府也并没有完全排斥自由贸易思想。2003～2015年，阿根廷曾多次在WTO多边贸易谈判中强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并积极倡导建立公正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
当然，在阿根廷历史上也长期存在强烈的贸易保护倾向。1835年，为了抗议英国出兵侵占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通过新关税法将一般商品的基本进口关税提高到17%，对服装、家具、酒类、奶酪、镜子等消费品征收35%的进口关税，部分商品则征收高达50%的进口关税。一战之后，为了应对被战争严重扰乱的世界贸易，阿根廷开始采取进口替代贸易保护措施，鼓励本国工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兴发展经济学理论诞生，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依靠增加初级商品的出口而获得成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应当更多地强调发展工业，而不应发展农业。在其影响下，阿根廷开始将一战期间实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变成一种长期的制度性措施。为此，阿根廷成立了国家贸易促进委员会，其控制国家农产品的全部出口业务和大部分进口业务。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想占据上风，但2000年经济危机后的十多年中，阿根廷又重回进口替代时代，采取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阿根廷成为全球最经常使用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之一。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下设的全球贸易预警处报告，2008年11月至2016年第一季度，阿根廷平均每7天便会针对外国企业使用一次歧视性措施[6]，由此可见，阿根廷贸易保护程度之高。
（二）阿根廷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退化”的自由贸易政策
虽然阿根廷很早便倡导实行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势力、大地产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阿根廷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主要是维护少数农牧出口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并在事实上给阿根廷带来了大量的社会不公，因此，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只能算是一种退化的“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由贸易政策并没有给阿根廷带来持久的繁荣，反而在阿根廷国内培育了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倾向的民众主义。
自独立运动时期开始，阿根廷便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当时的自由贸易严重受制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贸易垄断。阿根廷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内陆各省不得不为摆脱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控制、争取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政策，而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展开激烈的斗争。19世纪60年代以后，阿根廷政局开始走向稳定，此后的几十年间，自由贸易政策得以全面推行，畜牧业和种植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由于受制于国内的大地产制，阿根廷的土地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手中，普通民众无法分享农产品贸易带来的利益，很多外国移民甚至因为无法获得土地所有权而选择成为“候鸟”。
从20世纪开始，阿根廷单一农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经济危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之下，阿根廷逐渐走上了强烈的贸易保护进口替代道路，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被国家垄断的状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阿根廷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农产品贸易重新回到自由贸易的轨道，但新自由主义给阿根廷带来的也并非真正的自由主义，农产品贸易依然具有强烈的私人垄断与集中色彩。WTO贸易政策评审报告显示，1995年，梅内姆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实施之后，阿根廷在能源、电信、汽车、超市、食品、饮料、烟草等行业中，排名前14的公司贡献了约9%的GDP。阿根廷原先的国有电信公司被分为两个区域垄断公司并被卖给了以欧洲电话公司为首的财团。农村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集中化现象，传统的土地所有者很快被诸如贝纳通（Benetton）和索罗斯（Soros）等西方大型多元化商业公司取代。
因此，可以说尽管阿根廷在农产品贸易领域拥有强烈的自由贸易倾向，但阿根廷的这种自由贸易并非真正的自由贸易，而只能算是一种带着垄断色彩的“退化”了的自由贸易。20世纪40年代，普雷维什曾这样描述过阿根廷面临的贸易形势，他说：“在外围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篡改，中心国家的渗入导致了外围国家经济权利的集中现象。由此而产生出剩余以及分配的巨大不平等。这些东西在结构变动的条件下剥夺了人们赋予市场的、造福于整个集体的调节作用。市场既不调节资本积累，也不调节收入分配，这些严重的缺陷使外围资本主义具有排斥性特点，经济自由在那里成为变穷的自由，机会均等和社会的可动性这些至关重要的概念也只是一种幻想。”[7]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普雷维什的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道理。目前，阿根廷的自由贸易之中依然蕴含着巨大的社会不公，在这里，所谓自由主义也只能是一种退化了的“变穷的自由主义”。
（三）大豆及其加工品已经成为阿根廷第一大出口商品
栽培大豆原产自我国，19世纪末开始传入阿根廷。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豆都没有受到阿根廷农民的重视，种植面积也非常小。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的秘鲁鱼粉出现严重匮乏现象，国际市场对以大豆为原料的动物饲料的需求量急剧增加，阿根廷的大豆种植面积才开始出现明显扩大的迹象。20世纪90年代初，梅内姆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直接涉及对阿根廷农业部门的私有化与市场化调整。梅内姆政府的贸易改革措施为欧美跨国农业公司及其拥有的农业科技重返阿根廷打开了大门，不仅使阿根廷大豆获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也降低了阿根廷大豆的出口成本，提高了阿根廷大豆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阿根廷大豆的生产。在梅内姆政府的自由贸易改革措施激励下，阿根廷大豆产量迅速增加。20世纪90年代后期，阿根廷大豆产量已有2000万吨之多。
21世纪以来，阿根廷大豆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基什内尔政府推行的新民众主义贸易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从历史上看，阿根廷的主要出口产品牛肉与小麦同时也是阿根廷国内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食物，因此，这些农产品的过度出口必然会导致国内主要食物供应的减少与价格上涨，在这方面，阿根廷曾有过深刻的教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根廷的民众主义势力一般会以反对出口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然而，2003年以来，基什内尔政府推行的“国家—民众”模式的贸易政策却从本质上改变了这一格局，成功地将反自由贸易的民众主义与定位为出口的大豆贸易联系起来。
在阿根廷，大豆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很小。事实上，阿根廷90%以上的大豆及其加工品被用于出口，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因此，与牛肉和小麦不同，大豆出口量的增加并没有直接影响普通民众对基本食物的需求。大豆的特殊性使基什内尔民众主义政府出台促进大豆出口的贸易政策成为可能。长期以来，阿根廷民众主义政府通过征收出口税来限制出口，并将其作为进口替代战略的一部分。2000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阿根廷逐步加征大豆出口税。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国内农牧产品的供应，阿根廷政府又对小麦、牛肉、牛奶等产品设置了出口配额，甚至一度禁止牛肉出口，但是阿根廷政府没有对大豆及其加工品出口实施这类贸易限制措施[8]，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征收较高的出口税，但大豆及其加工品出口依然受到阿根廷民众主义政府贸易政策的鼓励。由此可见，大豆及其加工品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反自由贸易倾向，使阿根廷民众主义势力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三 中国与阿根廷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建议
（一）以公平的自由贸易秩序取代退化的自由贸易秩序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阿根廷虽然很早便倡导农产品自由贸易，但这种自由贸易并非真正意义的自由贸易，而只能算是一种退化的“变穷的自由贸易”。在实践中，这种退化的“变穷的自由贸易”，不仅让阿根廷普通民众难以分享到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而且损害了他们对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食物的需求，为阿根廷国内浓厚的贸易保护倾向提供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当然，我们也应同时看到，阿根廷民众主义所反对的仅仅是带着强烈垄断色彩的退化了的“变穷的自由贸易”，而并不是去反对真正公平的自由贸易。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年来阿根廷在WTO多边贸易谈判的部分立场中看出。
2011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阿根廷主张多边贸易体制必须得到加强，因为世贸组织的重要性和向心力远远超出贸易谈判，同时阿根廷又特别强调，必须创造公平贸易的环境并使所有成员的利益得到平等对待。[9]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阿根廷也同样认为，区域和多边谈判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和公平的手段，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目标是发展，谈判结果应有助于大幅度减少贫困，由此可见，阿根廷政府并不排斥自由贸易，而是期盼着一种能够带来社会公平、减少贫困、促进繁荣的自由贸易。
实现公平的自由贸易是阿根廷的民心所向。然而，阿根廷当前的农产品贸易依然难以摆脱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与控制。在阿根廷最为重要的出口农产品——大豆贸易领域，西方跨国公司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建立了一个超越其主权之上的“大豆共和国”。这些由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大豆贸易，并没有给阿根廷普通民众带来直接利益，相反加剧了土地集中，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并引发诸多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中国与阿根廷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应当打破阿根廷农产品贸易领域长期存在的垄断现象，使中国与阿根廷的农产品贸易合作真正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不作为西方跨国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我国应进一步与阿根廷在农产品生产与贸易领域加强合作。
（二）加强两国在大豆生产与贸易领域合作的建议
栽培大豆起源于我国，《诗经·大雅·生民》是周人歌颂农官后稷的诗篇，其中有一句有关大豆的描写，“艺之荏菽，荏菽旆旆”，这里的“荏菽”指的便是栽培大豆。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不仅培育了多种多样的大豆品种，而且创造了复杂而多样的可持续大豆栽培技术系统，为我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下半叶以后，大豆传入阿根廷。然而，长期以来，阿根廷的大豆传播主要受到西方因素的影响与控制。在大豆生产技术领域，目前阿根廷主要采用西方跨国公司开发的“大豆技术包”体系。该技术体系虽然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了阿根廷大豆的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这一大豆生产技术体系并没有让阿根廷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西方不可持续的大豆栽培生产技术体系相反，我国作为栽培大豆的起源国，不仅拥有丰富的大豆种质资源，而且创造了可持续大豆生产技术系统（我国古代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中就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因此，建议深化我国与阿根廷在大豆生产与贸易领域的合作，从大豆可持续生产与贸易标准的制定、大豆种业合作，以及可持续大豆生产示范园区建设三个方面，引导阿根廷大豆生产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中国与阿根廷大豆贸易“民心相通”的顺利实现。
（三）推进大豆饮食文化在阿根廷的传播
虽然当前阿根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大豆生产国，但阿根廷的大豆绝大多数被用于出口，或加工成豆油、豆粕再出口，而不是用于阿根廷人们的食物消费。与此相反，在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大豆作为五谷之一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物。在我国历史上，对大豆的消费需求主要受到传统豆制品的拉动，因此，虽然大豆作为一种东方作物已经在阿根廷广泛传播，但其背后展示了不同的农业文明模式。
近年来，随着大豆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阿根廷的畜牧用地受到了严重影响。然而，阿根廷畜牧业产量不仅没有因为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而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因为为了应对大豆种植面积扩大带来的畜牧用地减少，很多阿根廷牧场的畜牧模式逐渐开始从散养模式转向圈养模式。研究显示，目前阿根廷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牛是被关在围栏中饲养的。[10]这种状况的出现，对于以往严重依赖草场的阿根廷畜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变化。尽管阿根廷普通民众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变化，但随着阿根廷畜牧模式转变速度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动物伦理、环境污染与人类健康问题也将日益凸显，这些都将成为阿根廷素食主义盛行的重要催化剂，同时也将为中国以素食为特征的大豆饮食文化在阿根廷的传播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因此，建议推进大豆饮食文化在阿根廷的传播，促进我国传统农业饮食文化走出去，弥补我国大豆在阿根廷传播过程中农业文明方面的缺失。
[1]本文受教育部委托项目“阿根廷贸易政策研究”资助。
[2]Samuel Amaral，“The Rise of Capitalism on the Pampas：The Estancias of Buenos Aires，1785-1870，”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2000，Vol.48，p.132.
[3]〔苏〕叶尔莫拉耶夫主编《阿根廷史纲》，北京编译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2，第596页。
[4]Randall D.Schnepf，Erik Dohlman et al.，“Agriculture in Brazil and Argentina：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for Major Field Crops，”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Agriculture and Trade Report，2001.
[5]江时学：《论拉美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5期，第79页。
[6]Simon J.Evenett，Johannes Fritz，The 19th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United Kingdom：Cepr Press，2016），p.30.
[7]〔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313页。
[8]Michael Horrell，“Argentina Agriculture：The Developing Crisis，”University of Kansas，2014，p.60.
[9]《WTO阿根廷贸易政策评审文件WT/TPR/S/277》，2013年2月13日。
[10]DeLessio Parson Anne，“Vegetarianism in a Meat Landscape：A Case Study of Vegetarians in La Plata，”Argentin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2013，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