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人啊，你的名字叫苦难！”柏杨这句话曾深深地震撼了我，长时间里使我心绪难平，无法释怀。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幸的历史，但哪一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像我们的这样沉重而持久？苦难堆积在我们生息于其上的土地，融进了我们的血液，也成就了我们五千年的荣耀和辉煌——苦难是我们高高飘扬的旗帜，呜呜幽咽的螺号。

我们诞生在一片广袤的旷野上，当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居民只需要把种子撒进大河冲积的沃土里就可坐享天成时，我们的先人只能胼手胝足地在贫瘠的黄土地里耕种糊口的食粮；亚当的子孙在洪水降临时可以乘坐方舟适彼乐土，女娲的后代只能凭借自己的血肉之躯重整家园；当那么多民族还沉浸在童年的天真幻想里时，我们的先人已经发出了“天命无常”的沉重叹息。他们留下的不是浪漫的神话和英雄的传奇，而是以身作则的圣者典范和发于忧患的道德训诫。资源稀缺的现实压力，使我们过早地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专制王权政治体制，也因此陷入了走不出的迷境、解不脱的梦魇。窃取了天道的专制王权像苍穹一样笼罩了一切。集权国家强大的财富榨取能力可以在 瞬间堆砌出旷世繁华，无奈的宿命又会使这旷世繁华瞬间灰飞烟灭。在劫波相仍的治乱循环里，芸芸众生——他们最自豪的荣耀就是身为天朝子民，他们最奢侈的期盼只是明君圣主的降临——像蔓生的野草任人践踏，偶或如起飞的蝗群做拼死一搏。“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黄巾起义军传唱的这句歌词沉痛实在多于豪迈。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会导致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一再重现。一种悲凉的宿命意识渗进了民族心理之中：盛极必衰，苦难总会如期而至，人生在世只能逆来顺受，等待天道反复。《三国演义》的开场词：“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语道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最深重的伤痛和无奈。分合之间，世世代代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不同的程度上横遭毁灭。当现代文明曙光乍露，西方列强高歌猛进向全世界进军之时，我们却在大一统的残山剩水里沉入噩梦连连的睡乡。

为什么会这样？是我们文明的种子先天不足，还是因为这块土地过于贫瘠？是沉积的愚蠢使我们自作困境，还是冥冥之中我们走进了宿命的泥潭？

吉尔·德勒兹把人类文化分为两大类：西方的树文化和东方的块茎文化。树通过不断分层确立秩序，而块茎则不加节制地滋生繁衍。所有的草本植物都可以归类于块茎范畴，因而他把中国人视为遍地生长的野草，认为中国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填充耕种区留下的荒芜空间”；亨利·米勒则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是人类菜园子里的野草……野草是人类的天敌。”直到今天，尽管我们一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奉行和平主义的大国立于世界，还是被有些人想象成随时可能爆发的“黄祸”，担心有一天会凭借其巨大的规模淹没世界。

这又是为什么？难道苦难的印记已成为我们永远洗不掉的耻辱？

答案在哪里？ 当我们上下求索寻找答案时，得到的或许是更多的疑问：即便注定了我们多灾多难，为什么同样的悲剧一再上演？为什么黄皮肤的众生像蔓延的野草一样匍匐了几千年？为什么宏伟的天下胸怀退化成鄙陋的江湖习气和乡愿心态？为什么顶天立地的先哲传留下来的只是奴才的教义和懦夫的箴言——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为什么那么多巧夺天工的发明随时间湮灭，而我们因袭的只是狭隘和愚蠢？为什么我们强大的船队在征服海洋之后却把国门锁闭得更紧？为什么我们在财源滚滚的千丈繁华里突然走上“下行的螺旋”？为什么堂堂中华却被一个弹丸小国肆意侵凌？……这么多的“为什么”会使你气结，使你神丧，使你心意苍茫。

那么，请你坐下来，翻开眼前这本多年的苦心之作，同作者一起走进云烟苍茫的历史深处，去追寻中华大一统肇造之初，大地如何呈现，太阳如何升起，人道的光辉如何照亮了世界；去探寻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坎坷旅途中，神明何时死去，鬼蜮为何横行，天理如何在大地上编织出束缚人性的罗网，权力如何在苍穹中笼罩上统摄众生的铁幕……在季风一样狂飙浩荡的劫难轮回里，礼教文明如何一次次化为灰烬又卷起烈焰，民族精神如何一次次凝作铁壁又崩为流沙；温情脉脉的天下一统如何转变成催眠灵魂的迷境，意气洋洋的道德君子如何蜕化为啃食传统的蛆虫……然后，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眼前的世界从何而来，我们纠缠于其间的那沉积千年的奥革阿斯牛圈应如何清理，而通向未来的道路指向何方？

李宪堂

2015年11月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