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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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言

彭树智

博士学位论文《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读后,感到它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专题论著。[1]它的资料基础较为厚实,思路清晰,结构合理,且有许多独立的新见解。它虽然有一些不足和粗糙之处,但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经过加工润色之后,即可进行答辩。

现在所剩的修改时间已不多了,在有限的时间内,仍有必要进行小改。博士学位论文是学人学术生命中初始的生长点,应当珍爱它、呵护它、精心培植它,使之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作品。现在应立足于修改,做好以下几件事:①厘清全文的主线脉络,力求使全文七章成为既有分工又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②突出立论重点和新意之处,着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中总结提炼出清晰的自得之见;③关注细节,精雕细刻于文字不通或翻译西化方面的话句,唯冗语之务去;④严守著述规范,引用及沿用别人观点者一定要加注出处,并且再查一遍,要准确无误;⑤将常识性错误、错别字消灭到最低限度;⑥尽可能补缺防漏,加强薄弱环节,使之趋于完美而不留阶段性的遗憾;⑦定稿时,不要忘记从头到尾再查看一遍,进行全文的最后贯通。这一切只是建议,望尽量而为之。

关于本文的一些重点问题,如西方政党理论、文明交往自觉理论的应用、正发党的意识形态、文军关系、国内经济社会政策、对外交往等问题,可排一下队,从现在有条件的、可以修改的开始,先行加强。此文如果要我来改,我从本文的材料出发,首先从文军关系开始。军人干政,是亚非拉许多国家一直存在的问题,在土耳其尤其典型。正发党把这种政治交往纳入法制提供解决,用法制轨道运行此种交往,是用文明交往的自觉,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可以将本文以这个思路理顺成章,并加以理论化,定会使三章关于党的理论创新点之外,又多一个发光出彩的新亮点。因此我建议你无妨尝试一下。我认为这是有现实意义的。当然肯定要清醒地看到许多面临的不确定难题,对此,你在修改中,也要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不可绝对化。

此外,本文对正发党的性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问题,有细致深入的论述,言别人未涉及之处颇多。然而,许多方面仍有缺漏,需要思考。第一,政党的利益集团行为,仍为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二,运用西方政党理论研究正发党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因为该党的成立与执政,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进行的,必然有许多西方政党理论因素包含其中。但是,不能忽视土耳其本土政治、民族、宗教地域等内在根据的相互作用。第三,正发党已经暴露和显示的诸多弊端迹象,要注意搜集,把碎片连缀成线成面,用问题意识,对待土耳其朝野对峙中的社会经济根源。2013年以来经济下滑,社会矛盾突出,尤其是腐败问题,还会激发民众不满,会从“正义”与“发展”两方面向执政党宗旨提出挑战。甚至埃尔多安本人强硬而不妥协的领袖个人风格也会在负面发生作用。正发党的文明交往自觉是有限的,自发性是大量的。叙利亚难民大量涌入,加重了土耳其的负担,土叙关系、土耳其与邻国的贸易关系都受到重创,致使正发党多年来致力于邻国的外交“零问题”努力遇到挫折。因此,它的交往自觉是需要具体分析、全面看待和考量的。

我读正文,愈加感到中东这个人类文明交往的枢纽地区,现在正处于转型变革的转折时期。路在何方?路在何方?行路上问题迭生,困难重重,这只能在中东与全球文明交往中耐心而仔细地观察、寻找。我的文明观来源于对世界史特别是中东史的思考,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发展观。我关注文明交往自觉,就是关注文明交往的互动规律在不同民族、国家、地区和不同时间的具体表现和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谓自觉,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文明交往的主体是人,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人在交往中对事物之间、之际的“间际”交往自觉,是对事物关系与联系的“关联”交往自觉,也是人在交往中对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问题的探索。我很高兴你用这种文明发展观来观察正发党的发展及其执政实践。在我看来,土耳其正发党正是土耳其-伊斯兰文明与西方之间交往的产物。正发党和凯末尔开国时期的执政实践一样,是为了寻求符合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实践。人类文明交往历史昭示我们,只有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实际,在内外交往实践中博采众长、独立思考、创新创造,才能探索出符合国情民意的发展道路来。中东问题已经离不开这个主题,中国学者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不能只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你是一个勤学、善思又有常写习惯的有为青年学者,希望能把修改工作贯彻在答辩之后,用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写好这本书,争取早日出版,为中东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美国学者关于“不出版,即死亡”的话虽然有些绝对,但确实有些道理,也在此提出,望你注意。

又:现在关注不足之处最重要。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诗中说的“最爱东湖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如果将此诗意用于治学,那就是时时想到自己的不足,寻觅事物运动深处的规律性问题,探求不已,自强不息。可多品味此诗句,以提高治学的“知不足”境界,使学术生活寓于美与真、善的互动共融人生行程之中。

彭树智

2014年3月10日于北京松榆斋


[1] 本文曾以《致朱传忠同志的信》为题,以附录四的形式,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老学日历》一书中,故取其为代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