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后“二二八进程”时代的新发展：从美德党到幸福党
一 短命的美德党
（一）美德党的成立
1997年“二二八进程”后，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发生了新变化，面临着发展和整合危机。繁荣党倒台后面临着宪法法院的取缔指控。1997年5月，国家首席检察官向宪法法院提起取缔繁荣党的诉讼，在1998年1月繁荣党被取缔前，埃尔巴坎授意伊斯梅尔·阿尔普特金于1997年12月10日组建了美德党，繁荣党的多名前议员（包括居尔和阿林奇）加入了该党，多人成为该党中央执行与纪律委员会的成员。[87]美德党还吸收了祖国党的保守派议员，祖国党的多名保守派议员选择加入该党。[88]
该党的党徽是红色背景上一弯新月加五颗星，五颗星代表着爱与和平，人权、自由与民主，正义，繁荣（福利），自尊与尊严。[89]有意思的是，“五”亦代表了民族观点政党的数量。1998年5月14日，美德党的创立者召开大会，雷杰·库坦接替阿尔普特金成为党主席。库坦被认为是能够协调与军方和党内青年激进派关系的温和派人士。同一天晚上，库坦发表电视讲话，宣称他的党与繁荣党不同，党的基本目标不再是建立“公正秩序”，而是要促进土耳其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他说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其他任何目标都不能实现。[90]美德党参加了1999年全国大选，获得了15.4%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1999年选举手册中，美德党提出了三大政治目标——国家是民主的，治理是清廉的，社会是自由的；土耳其是超越地区大国界限的伟大国家；国家再次成为社会国家。[91]而在1999年选举宣传中，“领导和壮大土耳其”，“头等民主，头等世界强国”，“国家唯一的权力是民族”，“成功治理的秘诀是真诚、亲近民众、开放和透明”，“强大军队、强大国防和强大外交”成为该党重要的选举宣传口号。[92]
（二）美德党的主要主张
自该党成立以来，土耳其领导人和党的反对者就怀疑该党与繁荣党到底有何差异。综合看来，该党与繁荣党有以下几点差异。
首先，与繁荣党相比，该党对西方，特别是欧盟持积极态度，即美德党支持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受“二二八进程”的影响，美德党意识到民主和人权是基本需要。独立工业企业家协会支持欧盟，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新的商业机遇。[93]在1999年选举手册中，美德党宣称，“从土耳其的利益角度看，我们旨在实现入盟……我们支持维持与美国的长期战略和防务关系，改善经济合作与投资层面的关系”[94]。
其次，美德党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亦发生了变化。该党反对繁荣党主张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强大的有机联系。美德党的立场是国家应该为人民服务，而非繁荣党所主张的远在人民之上的神圣国家。美德党承诺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满足民族的需要而不完全支配民族的，更加民主而非更加威权的国家。[95]在1999年选举手册中，美德党称，“国家及其权力之源是公民。美德党，为了良好的国家治理，支持民主参与、透明，在社会和民族问题上拥有负责任的和富于同情心的执政干部”[96]。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美德党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具有自主性。该党的1999年选举手册称，“地方政府应该拥有管辖权……美德党理解的国家以自由、参与、人权为起点”[97]。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框架下，国防、对外关系和司法必须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
再次，该党强调自己并非是新名称下的繁荣党，而是一个支持民主的新政党。美德党放弃了公正秩序，强调其忠诚于世俗主义和民主。美德党宣称，“在国家最高层面实施民主”是其目标；而雷杰·库坦则认为美德党向对话开放，以解决土耳其的问题。[98]
最后，美德党政策的第四个转变是该党对少数派权利，特别是库尔德问题的立场。在党的纲领中，美德党支持少数派的“文化权利”；承认不同认同是构成民族的要素，承诺依照国际标准保护少数派权利。[99]
关于美德党，学界有着不同评价。齐亚·厄尼什认为，美德党明显不同于繁荣党的改革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模式（reformist fundamentalist model），其总体方式比较接近于基于伊斯兰自由主义的温和立场。[100]多安（Doğan）则认为，“变化主要是论调上的，因为他们依然怀疑一些问题，如与欧盟的关系”[101]。哈坎·雅乌兹认为，美德党从未试图成为变革的主体而是变革的客体。该党并不旨在实现改革政治体制，而是偏好于依照国家意识形态做出改变；避免被取缔成为美德党的主要关切，阻碍了该党作为一个正常政党的运转。[102]巴奴·艾莉君认为，美德党重塑其战略以呈现一个国家温和的形象，看上去已经向中右移动。该党称自己的使命为“道德运动”，被定义为“民族运动”。通过关注在土耳其推动人权和自由民主的必要性，美德党试图创造一个中右政党形象。[103]而加雷斯·詹金斯则认为，美德党领导层面临着如下困境：如果它成为繁荣党的延续，它就有被宪法法院取缔的风险；如果它偏离繁荣党，它就可能远离其先前的支持者。[104]难怪土耳其民族观点运动的著名人物塞夫凯特·卡赞（Şevket Kazan）认为美德党时代是民族观点运动最弱的年代。[105]
（三）美德党的党内矛盾
正如学者所言，“短命的美德党见证了传统派和现代派（改革派）之间加剧的冲突”[106]。这种分裂的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但在2000年5月14日举行的美德党大会上成为焦点，此次大会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竞争党的领导人。
1998年12月，祖国党组建了少数派政府。在1999年选举前的几个月，美德党内部改革派与传统派之间的分歧加大，导致出现了政治混乱期。在这一特殊情况下，一些努力如废除埃尔巴坎的政治禁令或推迟选举出现了，导致美德党内部的分裂加剧。埃尔巴坎认为党的选举失败是其日益温和化和与政权妥协的结果，而居尔和埃尔多安则批评党的领导层及其政策。但他们不希望被认为是党的分裂者，他们等待党的大会，试图改变党的立场和领导人。
2000年5月14日，库坦和居尔公开竞争党主席位置，这在民族观点政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埃尔多安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现代派推举阿卜杜拉·居尔为党主席候选人，向时任主席雷扎·库坦发起挑战。当居尔宣布参选时，遭遇了埃尔巴坎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回应。埃尔巴坎的忠实支持者奥乌兹汗·阿斯勒图尔克（Oğuzhan Asiltürk）向各省主席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他们只能支持唯一候选人库坦，威胁称支持居尔会危及他们的后世。埃尔巴坎亦要求代表和党的议员不要投票给居尔。[107]与此同时，居尔在宣传活动中强调党内民主和竞争的必要性。最终，居尔以微弱劣势败选，两人的得票为521对633。这次大会是一年后正义与发展党和幸福党分裂的前兆。[108]
党的大会之后，改革派（现代派）希望实现运动和政党的转型。年轻一代代表着党内不同立场，因此被称为改革派，另一派被称为传统派。改革派强调要改变党的风格和话语，希望成为群众党（mass party），而另一派则希望继续作为意识形态干部党。[109]改革派还认为新党必须由青年一代政治家中的一位领导。阿塔詹（Atacan）认为，改革派“不满埃尔巴坎对政党政治的干预，他们指责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要为党的不民主结构负责”。[110]他们认为埃尔巴坎的领导风格日益脱离了土耳其选民，认为美德党应该把自己重新界定为现代政治组织，拥有党内民主和欧洲风格的敏感性。[111]也有学者认为，美德党的分裂是穆斯林资产阶级放弃对美德党支持的结果。雅乌兹认为，新经济精英不希望对抗国家，也不支持繁荣党和美德党的反欧盟政策。他们渴望增长趋向的经济政策，支持国家的作用，降低关税和开放贸易边界，成为土耳其欧盟之路的支持者。通过支持繁荣党，这一阶层希望渗入而非推翻政治体系。当穆斯林资产阶级得出美德党成为他们的新土耳其构想的障碍结论时，他们支持美德党的分裂。这充分地体现在独立工业企业家协会的2000年大会上。这次大会播下了美德党分裂的种子，成为美德党领导层分裂的试验场，是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分裂的转折点。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公开支持居尔及其伙伴，反对埃尔巴坎的旧集团。[112]土耳其学者麦哈麦特·拜凯拉奥卢（Mehmet Bekaroğlu）也认为在该协会2000年大会上，美德党的分裂变得明显。他写道：“独立工业企业家协会的2000年大会成为以居尔为中心的改革派展现力量的舞台。虽然美德党的领导人雷扎·库坦要求在大会上讲话，但他被拒绝了。协会的前领导层和现领导层激烈地批评埃尔巴坎和美德党。在大会上讲话的是埃尔多安和居尔，他们阐述了构想和政策。”[113]因此，当2001年6月22日，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美德党之后，改革派抓住机遇，于2001年8月14日组建了正义与发展党。
二 边缘化的幸福党
1999年5月11日，国家检察官乌拉尔·萨瓦什（Vural Savaş）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缔美德党，因为该党已经成为反世俗活动的中心，仅仅是先前被取缔的繁荣党的延续。在其判决中，法院在第一点上支持检察官，但并没有判决美德党是繁荣党的延续。[114]2001年6月22日，美德党被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党内传统派于2001年7月20日组建了幸福党。该党参加了2002年选举，仅获得了2.5%的选票；[115]而在2007年大选中仅获得2.3%的选票，到2011年大选则只获得了1.24%的选票。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幸福党被边缘化了。幸福党表现不好，主要是因为该党坚持民族观点运动的传统意识形态。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此后的选举中，该党得票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幸福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得票率则从2004年的4.1%增加至2009年的5.3%。[116]
在2015年6月7日选举中，幸福党获得了942000张选票，居第五位。但为了准备此次选举，幸福党计划与大团结党（BBP）、民族行动党组建选举联盟——民族联盟（Millî İttifak）。最终，民族行动党并没有加入该联盟。土耳其其他政党如民族正义党（MİLAD），最终选择放弃加入联盟，也未按期向最高选举委员会提交候选人名单。在民族联盟候选人名单上，幸福党的候选人在55个省居前，大团结党的候选人在30个省居前；两党领导人穆斯塔法·卡马拉科和穆斯塔法·德斯提杰分别在伊斯坦布尔第一选区和安卡拉第二选区排名首位。
幸福党自2001年7月成立以来，其领导层也进行了多次调整。雷扎·库坦分别于2001年7月20日至2003年5月11日和2004年1月30日至2008年3月29日担任党主席；而民族观点运动的领袖埃尔巴坎则分别于2003年5月11日至2004年1月30日和2010年10月17日至2011年2月27日担任党主席；努曼·库尔图鲁姆什（Numan Kurtulmuş）于2008年10月26日至2010年10月17日担任党主席；[117]现任领导人是穆斯塔法·卡马拉科（Mustafa Kamalak）。[118]
作为反对党，幸福党经常批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政策。幸福党指责正义与发展党忽视了民族观点的使命，实行基于现实政治考量的机会路线。幸福党著名党员巴哈利·赞金（Bahri Zengin，曾经是现代派较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样评价：“这些力量（军队、媒体和大工业家）决定政治，我们的使命不是追随他们而是建立新的文明……该集团向反对派施压……他们无视你，或认为你是疯子，试图阻碍你的发展，或指责你甚至威胁你。你应该做什么？你会忠于你的事业，还是向他们屈服？他们（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倾向于屈服，他们找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屈服了。”[119]再如，2011年12月7日，在伊玛目侯赛因纪念日集会上，卡马拉科批评埃尔多安政府的叙利亚政策，声称政府在巴林、也门、沙特骚乱中保持沉默，唯独对叙利亚问题采取反对立场。[120]
而在外交问题上，幸福党反对加入欧盟、反西方的同时，支持中东其他国家的伊斯兰组织或政党。如2006年9月18日，雷扎·库坦在科尼亚集会上表示，真主党和哈马斯是保卫他们国家的英雄。而2010年1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则与幸福党代表泰米勒·卡拉穆拉奥卢（Temel Karamollaoğlu）举行会谈。再如，在埃及军方发动针对总统穆尔西的“政变”之后，2013年7月15日，来自开塞利、萨卡利亚、埃迪尔内、布尔萨等地的数千名幸福党的支持者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集会，抗议埃及军事政变。该党主席穆斯塔法·卡马拉科称：“我们在这里的声音会在塔希尔和阿德维亚广场得到回应。这一黑暗政变，这一肮脏的干预，这一血腥的游戏是对埃及人民的背叛。历史永远不会原谅它。这次政变是背叛。”[121]而该党副主席泰米勒·卡拉穆拉奥卢（Temel Karamollaoğlu）则强调，他们永远支持“被压迫者”，“穆尔西、兄弟会在埃及遭受非正义”。示威者高举穆尔西、哈桑·班纳、库特布和土耳其前总理埃尔巴坎、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画像。
在活动方式上，幸福党经常与公民社会组织（如IHH）在一些问题（如2010年马尔马拉号事件）上进行合作。2010年4月20日，幸福党宣布该党支持撞船事件。因此，西方国家（包括以色列）一般把幸福党视为反西方、反以色列的、保守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土耳其学者于米特·杰兹雷和曼德列斯·齐纳尔曾预言，传统派的代表幸福党不出意外会以一种稍加改变的方式采取回到繁荣党基本主张的道路。[122]其他学者的研究似乎印证了这一预测。在对幸福党和正义与发展党主张进行比较研究后，学者们发现幸福党的纲领亦强调民主化，但其民主概念看上去自由更少、民族主义更多，该党强调集体权利多于个人权利和人权，经常涉及国家和国家利益等术语和价值观。[123]幸福党的纲领强调正义和繁荣价值观，活动主要关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这些与繁荣党的主张相关，是繁荣党的明显延续。从词汇使用的比较来看，总体上，幸福党的纲领经常使用从奥斯曼土耳其语借用来的词汇，这与土耳其政治伊斯兰老派的保守政治有关。两党虽然都提及道德价值，幸福党使用奥斯曼土耳其语词汇如精神（maneviyat），而正义与发展党的纲领则使用现代词汇。[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