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再探究[1]
田克勤[2]
摘要：学界目前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的认识尚不一致，主要分歧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有多种不同起点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化”上，其起点应该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标志着党已经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探索；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则导致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方向及其所取得成果的否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挽救了党和红军，也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伟大转变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并进而在指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成功推进了这一事业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民主革命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目前，学界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的认识尚不尽一致，主要分歧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上，有“传入之日说”“中共成立说”“李大钊说”“中共二大说”“八七会议说”“《反对本本主义》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3]几年前，笔者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题转换及其基本经验》[4]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时期，或称“第一次结合”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经历了早期探索、实现突破、成功推进三个阶段，但未做展开阐述。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做出深入的再探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乃至运用是具有不同内涵的命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命题相混淆。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首先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和命题的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和准确界定。不能把党认识到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识到应该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化”上，其起点应该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特别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具备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或者说不仅需要党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而且需要有比较高的理论自觉。这应该成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所有这些又是与党自身及党对中国革命指导的独立性思考分不开的。众所周知，由于党在幼年时期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之间存在从属关系，以及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存在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党在这一阶段不可能具有上面所说的那种独立性。因此，笔者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寻找适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革命发展道路作为其真正的起点，此前党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则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准备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国情乃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主线等的认识是曲折发展的。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的过程，经历了初步探索、取得突破、成功推进这样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
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初步探索
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明确了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党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特别是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探索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党相继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中的大多数最终遭到了失败，但共产党人围绕要不要继续进行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所进行的新探索，不仅集中反映了广大工农群众追求自身解放的迫切要求，而且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创新精神。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功了，无产阶级只能等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以后再去进行第二次革命，因而对革命采取了“取消主义”的态度；“左”倾机会主义者则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奉为圣旨，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全部地反革命了，无产阶级只能急转直下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在实际上奉行“一次革命论”，并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做法，即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的模式来夺取革命胜利。在上述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党在艰难条件下保持和积累起来的微弱的革命力量继续不断地遭受损失。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实践上通过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建党、建军、建政原则和战略战术等重要思想。
第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中，针对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仍然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以及在红军和根据地内一些人产生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集中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怎样坚持和发展这一重大问题。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该决议的第一部分）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区域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他强调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5]一是，它的发生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二是，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和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过的地方。三是，小地方民众政权能否长期地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因此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四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五是，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又进一步分析了小块红色政权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强调指出，小块红色政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他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6]并阐明了边界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进而系统地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著名通信中，则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以农村为革命的重心，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开启的主要标志。
第二，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内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中国农民占有土地的神圣权利。这个《土地法》的缺点是：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规定土地所有权属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归农民个人所有。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项原则性的改正。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闽西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分配的方法，应以乡为单位，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县的南阳召开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规定在分配土地时，应在“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1931年2月，毛泽东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就土地分配以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安定农民。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逐步形成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的办法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中国土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
第三，建党建军纲领的制定和红军作战原则的提出。党在领导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由于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红军和党内来，因此，如何在农村环境中建设党和军队的问题就日益凸显。192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的精神，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坚持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肯定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制度和措施，提出了对官兵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的任务。决议总结了军队建设的经验，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来源，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红军作战原则也逐步形成。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适应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在后来的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到1931年秋，形成了红军的作战原则。主要内容是：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诱敌深入，慎重初战，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速决战、歼灭战。这些作战原则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构成了党的军事路线的基本内容。
第四，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思想的初步形成。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农村调查》）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对党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7]这就明确否定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此后，毛泽东还结合党的各方面工作，特别是结合党的群众工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相继提出了“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8]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思想，[9]既表明了毛泽东在群众工作问题重要性上的深刻认识，也表明他实际上已经把群众路线作为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普遍实行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在此期间，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对群众路线问题做了一些重要论述，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而“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10]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全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中所做出的艰巨努力和重要贡献，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新成果。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受挫与伟大转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中国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对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伟大历史性转变的实现，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定，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被全党所认识，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一系列正确主张的指责和反对，使这些创新成果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并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遇到严重的阻碍，并最终导致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局。
早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前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就遭到过指责和反对。他们指责毛泽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11]并批评红四军前委是“站在农民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说“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反映了农民意识”，“你们的割据观点，同样是农民观点”。[12]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更以不折不扣地全面执行“国际路线”为号召，打着“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反对毛泽东制定和实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斗争策略；在军事上，他们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他们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组织上，他们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在党内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做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在思想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主义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突出地表现为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的教条主义倾向。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不仅直接造成了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惨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而且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遭遇重大挫折。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伟大成果，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即使在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斥的情况下，仍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提出符合实际的主张和建议。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等同志就对“左”领导者的错误指挥提出过意见。正如陈云所指出的：“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13]长征开始后，随着我军的失利，“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4]“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15]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面对敌人重兵，“左”倾领导者“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只知死拼硬打，[16]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毛泽东则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力主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党中央先后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已经逐渐得到多数同志的拥护，“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17]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由于长征中所处战争环境的限制，遵义会议主要是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做了一些调整，还没有指出“左”倾领导者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错误，但是，它的作用和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两方面，它“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8]
第一，遵义会议在批判、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错误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并行之有效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会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19]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会议还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的路线的正确性。[20]遵义会议以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正确性，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由于党当时正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21]遵义会议对严重危害党和革命的“左”倾军事错误的纠正，以及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的肯定，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它实际上表明，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摆脱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毛泽东思想根本点及出发点的实事求是原则，从而把党的路线逐步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第二，遵义会议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的中央领导核心。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在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2]不久，又根据当时红军处于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须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进行正确的军事指挥的情况，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机构。它的成立，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参加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正如博古后来所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23]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定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比较终于认识到的，是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思想觉悟提高的结果。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定，“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24]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定，对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使毛泽东立足全党、综观全局，更系统、全面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更好地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更有效地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掌握和在实践中的发展。遵义会议前，由于毛泽东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定，特别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毛泽东在党中央几乎被完全剥夺了发言权，这种状况，就使得毛泽东所代表的新鲜活泼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受到极大压抑，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遭遇严重的阻碍。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人们的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这也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发展。遵义会议后，由于批判了教条主义，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解放，毛泽东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进而使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化”的错误逐步得到抵制，更多的人开始注意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第三，遵义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正确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召开的所有会议都要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办事，而且往往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出席指导下来解决问题的。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如何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事实上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不顾客观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这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灵活恰当地运用共产国际的指示，创造性地制定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指导中国革命，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所代表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方针和作风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正确观点，[25]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而未能被全党所接受。由于广大党员、干部从实践中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且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而成为遵义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再也无法发号施令了，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一个条件，就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从而使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全党开始确立起来。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采取了正确的就执行、错误的则抵制的态度，实际上停止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这样就使党开始摆脱了以往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摆脱了幼年时期的盲目性。认识到要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党的斗争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为后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历史转折，不仅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而且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历史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深化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突破与继续推进
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逐步改变了长征初期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实现了在军事战略上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并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从中央提出北上抗日方针并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到党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全国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的制定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伟大转变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不仅表现为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变，表现为党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奠定了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更表现为党通过全民族抗日战争所提供的历史条件，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提出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正如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26]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伟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27]它是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是对抗日战争所提供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的深刻认识和总结。
第一，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中国反对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日本的民族解放战争。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的倾向，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依据中日双方相互对立的基本特点，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略指导方针，驳斥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肩负的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重任，批评了王明1937年底回国后一度推行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阐明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特别是在总结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实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认识上的突破。
第三，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抗日战争要求党密切联系抗日战争的实践，特别是联系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两个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进一步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完成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使党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而这样一个党的建设任务，又必然会推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熟。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基础上，不但明确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且根据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系统地总结了党成立以来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这就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四，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深刻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就必须认清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历史特点和规律，认清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之间的正确关系，特别是要对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抗战以后，党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许多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要求，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与此同时，国民党为配合其军事上的反共高潮，又妄图用所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叫嚣取消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因而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特点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抗战以来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动向，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揭示了中国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发展的内在逻辑，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有性质上的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二者既不能互相混淆，又不允许在其中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并据此制定了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进而使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当时情况和特点正确方针政策。
总之，从遵义会议到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由于坚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不仅逐步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错误，实现了中国革命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而且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抗日战争、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和主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以此为标志，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重大突破。
一种正确的理论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与这一理论的形成发展往往并不完全同步。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标志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但在于它本身已发展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而且在于全党对它达成了统一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延安整风运动起了关键性作用。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这是毛泽东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基本著述。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一号召，很快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发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1931年初至1934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党内思想的大解放。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真正认识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28]
第一，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原则。《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开篇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29]他在解释这个原则时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0]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指出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31]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他号召全党起来打倒教条主义。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把广大党员和干部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搞清了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什么是真正的理论、怎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澄清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造成的一些糊涂观念，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克服主观主义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使实事求是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第二，整风运动期间，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全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9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多次讨论，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了初步的一致认识。1943年在经过整风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又多次召开会议，对党的历史特别是1931～1934年的历史进行了讨论。经过学习和比较，认识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
第三，在整风运动期间，不少中央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开始发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提出并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1942年2月，张如心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2]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发表文章，对毛泽东思想又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33]194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1944年5月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结合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批判，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个方面阐发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决议还强调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34]这就表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临许多特殊的情况和问题。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核心与关键。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35]这就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又通过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胜利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等一系列伟大斗争的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到继续丰富和发展，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正是由于“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不但实现了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且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36]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基本共识的形成及其成功推进，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拓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前提和基础。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当代特点研究”（项目号：10JD710002）的阶段性成果。
[2] 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3] 参见李安增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57～60页。
[4] 参见《36位著名学者纵论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424页。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48页。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7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7页。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11页。
[11] 李立三：《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布尔塞维克》1930年4月2日。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276～277页。
[1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20页。
[14]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第4页。
[15] 周恩来1943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第22页。
[1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62页。
[17] 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讲话，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23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69页。
[1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62页。
[2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1页。
[2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63页。
[2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121页。
[23] 据秦邦宪同志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央档案馆1975年9月5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
[2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5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00页。
[2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333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8～299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32] 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
[33]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第352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999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