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城镇型农民集中居住及其文化适应性研究
——以陕西省邑县下西头村为例
一 引言
“农民集中居住”通俗地说，就是把分散在农村居住的农民集中到新型社区居住，使他们过上类似城市的生活，以达到城乡一体化。农民集中居住不仅是一个迁移空间聚集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在新居住地的重构。[74]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做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张颖举、孟焕民等人对农民集中居住地建设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思考。通过对苏州农村较大型集中居住地的调查，孟焕民等人指出了农村较大型集中居住区在建设管理过程中存在着规划选址、社区规模、建设标准、配套设施以及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并指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三个发展方向：一是那些选址欠妥、位置偏僻的农村较大型集中居住区，仍将以现有的“非城非乡”形态继续存在；二是那些选址得当、紧靠城镇的农村较大型集中居住区，随着外来常住人口的增多，将逐步演变成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地；三是那些已经融入城市化进程的农村较大型集中居住区，将随着社区居民的城市化而变成真正的新型城市社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根据其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与规律，因势利导地促进其健康发展。[75]而张颖举则认为农民集中居住有其必要性，原因主要有：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实现耕地的保护和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但是全面开展农民集中居住并不可行，因为：首先，资金方面不具备全面开展的可行性；其次，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政策，不具备全面开展的政策基础；再次，有些地方失地农民利益补偿机制不合理，不具备全面开展的群众基础；最后，配套制度不完善，不具备全面开展的社会保障基础。对此，他提出了以下建议：确立因地制宜、渐进开展的总体思路，秉承农民自愿、政府引导原则，防止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创新建设方式，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与社会保障机制。[76]
国内有关学者对于农民集中居住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变迁，农民集中居住最初是由地方基层政府抱着尝试的态度自发开展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由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空心村”现象。但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既可以赚取高额的土地收益，又可以获得所谓的“政绩”，所以，集中居住很快由自发试验变成了地方政府强制推动的“政府工程”。由于没有处理好国家、地方政府以及被拆迁农户的利益关系，这一工程带来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在是否集中居住的问题上，要以农民的需求和意愿为本，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而不是替农民决策，更不能简单地依靠行政力量强制农民就范。[77]农民集中居住涉及国家、地方政府和被拆迁农民三者的切身利益。在实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如果仅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以简单行政命令代替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就会造成很多严重隐患。同时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不当，也会阻碍集中居住进程的顺利推进。[78]
为了研究农民的集中居住意愿，蔡弘基于安徽省1121个样本的实证研究构建了农民集中居住满意度评价体系。他的研究表明，农民并没有因为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而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感，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社交模式在集中居住社区获得延续，人际关系也没有因为独门独户的居住形态而受到淡化，绝大部分村民仍然坚信遇到困难能够获得邻里关怀。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生活条件改善，农民的生活需求趋于多元化，不单纯着眼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需求逐渐被激发，成了考察社区参与的关键指标。[79]
从文化适应性的视角，观察农民集中居住的现状，国内学者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之所以将文化适应与农民集中居住联系起来，是因为农民整体搬迁到新居住地后，他们和移民一样会面临因生活环境突变而产生的适应问题。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移民群体原有的居住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彻底改变了移民的生活。[80]集中居住农民的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民原有的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会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出现冲突，相互调适并产生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冲突、调适与融合是同时进行的，并不是一个跟随一个产生的递进关系。冲突和融合可能是同时发生的，两种文化中的某些要素会相互融合，而另一些要素则会相互冲突，对于那些产生冲突的要素来说，只有对其进行调适，才会出现新的融合。[81]
集中居住对于农民自身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农民收支或福利变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表现在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途径反映在农户对水资源、土地资源利用等方面。[82]在对于西部山区移民的集中居住调查中，郭占锋等人发现：移民迁移过程是一个由分散居住到集中居住的过程，移民迁移前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移民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及社区管理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改变，难免会使移民在短时间内对搬迁后陌生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产生不适应感。从调查结果来看，陕南搬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适应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搬迁移民的耕地远离新居，依赖土地的生计方式在逐渐隐退；搬迁移民的收入来源减少，家庭生活成本却在不断增加；社会交往淡化且场所欠缺，使农户的婚丧礼仪习俗出现调适；集中居住社区环境有待改善，移民难以适应新社区管理模式。[83]
基于以上研究，本书试图通过对于邑县下西头村村民搬迁后的生活、生产、居住以及交往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查，了解其搬迁后的变化和适应状况，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二 调研区域概况
咸阳市邑县下西头村是陕西省重点示范村，距原底社区约1.5公里，306省道线从村庄以南约1公里处经过，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下西头村现有土地总量约3700亩，其中耕地1996亩，苹果面积1700亩，水资源以地下水为主。西头社区现有1356人，常住人口约1156人，经济来源主要是种植苹果，一年产值约1900万元。根据邑县下西头村新型社区的规划，住宅搬迁在2002～2012年分三批完成。下西头村的规划以特色苹果种植产业代替传统的粮食种植，在未来发展集特色农业、旅游业、商业及其他产业于一体的特色新社区。
三 调研发现
本次调研选取了咸阳市邑县下西头村作为调研地点，随机抽取170户村民作为调研对象，共发放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162份，有效回收率达95.3%，并对社区的主要领导和部分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案例共24例。整个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2-53所示：
表2-53 基本信息情况统计
表2-53 基本信息情况统计-续表
从表2-53可以得出，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7岁。其中，男性92人，女性70人。户口以农村户口为主，占95.7%，城镇户口占3.1%。30岁以上的被访者占了88.9%，当地现居青年人较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较为严重。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样本量的80.9%，其中43.2%为初中学历，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仅占样本量的19.1%，本科及以上的人数仅有4人。一方面，被调查者年龄偏高，学历低是常态；另一方面，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说明被调查地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低。从身份来看，126名被访者属于乡村从业人员，同时存在18名剩余劳动力。
从表2-54分析村民搬入新社区的原因，60.5%的人主要是因为政府政策引导，因社区设施和生活环境好而搬入新社区的村民占24.1%。最早搬迁的村民几乎是先于政策，他们主动花钱搬迁并且改善了地区居住环境。第一期搬迁的村民享受到了政府的补贴，政府找人包工建房并且帮助借贷，村民陆续向社区搬迁。之后有几期没有补贴，但因为之前的房子难以居住，村民们希望改善生活条件，于是进行了集中搬迁。而后来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动，政府又开始陆续补贴和引导，现已进入第六期搬迁工程。
表2-54 搬入新社区的主要原因
（一）生活方式的变化
生活方式就是不同的个人、群体或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在下西头村，中老年人大部分种植蔬菜，而年轻人一般倾向于购买蔬菜。因为经济发展和地域关系，下西头村并没有大型的超市和购物广场，因此，相对来说村民们的购买力不高，生活支出花费较少。对于老年人来说，主要支出是医疗费；而对于青年人和中年人来说，主要支出是教育费用。虽然果树种植收益相对较高，但是种植苹果的劳动力成本和时间成本等投入较大，村民娱乐性的个人活动少。接下来，我们主要从村民搬入社区前后食品主要来源、家庭收入与支出、去集市次数及原因、旅游情况及生活满意度五个方面的数据处理来分析变化。
1.食品主要来源的变化
通过表2-55可以发现，下西头村村民家中粮食和蔬菜的来源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曾经80%左右的村民通过种植蔬菜和粮食能够基本自给自足，保障自己的温饱；而现在半数以上的村民要依赖向外购买。这与生产内容的变化有关，大规模种植果树之前，村民们以种植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家中粮食和蔬菜都能基本自给自足；而在粮地被果园替代后，村民们的食物大多需要自行购买。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村民们一般在塬上（镇上）的商店购买商品，村民的交通工具为摩托车。虽然新社区里也有小商店，但商品陈旧、种类缺乏，并不能满足村民的需求。农民集中居住到新型社区后，家庭食物来源由自给转向市场供给。
表2-55 家中食品来源变化情况
2.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变化
通过对收入的调查，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村民因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对问题的回答偏向于保守。从表2-56中可以看出之前年总收入极大值为8万元，现极大值为10万元，收入明显提高。现在由于村民大规模种植果树，平均年收入增加了近万元，经济情况有较明显的好转，收入也从原来的低收入逐渐向较高收入转变。虽然经济形势较好，但近年来，由于冰雹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果树种植连年亏本。
表2-56 家庭收支变化
案例2-4 潘某，55岁，种植大户。家中自有10亩果园，另包7亩。儿子在西安市政府工作，女儿也已在西京医院就职。孩子工作后，家中负担减轻。当时搬入社区的贷款和借款不超过10万元，现早已还清。经营果园成本变高，原来人工费40～50元一天，现在基本20～30元一小时。但因为管理和技术的投入多，果园效益也越来越好。可能是种植面积较大的原因，折合下来生产每斤苹果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当下冰雹的时候，损失也不是太大。即使在这两年灾害丛生的时候，每年也有6万～7万元的收入。但对于种植面积较小，或者没有专心打理果园的村民来说，在冰雹的影响下难以维持生计。
从案例2-4和访谈内容，我们得知村民们日常支出主要因物价的变化而导致了生活成本的增加，但支出内容没有什么较大的变化，主要用于支付子女教育费用，村民们对于教育的支出大多是为了孩子上学，对于自身的文化活动支出少之又少。搬入社区后仍然是原来的领导班子，在社区内集中居住也不需要缴纳物业费等管理费用。
3.去集市次数的变化
对比之前去集市的次数，农民集中居住后去集市的次数有明显的增加。如表2-57显示，现在部分村民每月要去9次及以上，占13.6%。村民们原来去集市主要是卖自家农副产品并且换购一些生活必需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村民们去集市的次数明显增多。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对于那些去集市较少的人群来说，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种植果树、打药、除虫及套袋等工作占用了村民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村民们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出行；另一方面，果子成熟之后有专人上门收购，也就不需要专门去市场贩卖，去集市的次数自然也就减少了。
表2-57 每月去集市的次数
案例2-5 秦某，40岁，女。秦某说这个社区的搬迁工作很着急，自己虽然急匆匆地贷了款、买了房子，但是没有钱装修，所以没有马上搬过来。17.3万元再加上装修的费用，多多少少要20多万元。秦某说这些钱都是借的，每年用果园的收入来还钱，但是这三年连续下冰雹，受灾十分严重，所以她觉得生活压力还是很大。平常赶集的时候，她就只买一些必需品，其余时间就很少去集市。
从案例2-5和表2-58可以看出，集中居住之后村民去集市的次数主要由经济水平决定。并且，村民去集市的主要目的仍是买生活必需品，过去占60.5%，现在占50%。随便逛逛的村民由之前的5.6%到现在的23.4%，这说明村民们生活有了改善，也希望通过消费来打发自己的业余时间。
表2-58 去集市的原因
表2-58 去集市的原因-续表
4.旅游情况的变化
搬入新社区后，村民出去旅游情况如表2-59所示，在样本中出去旅游的人数仅有20人，占被调查者的12.3%，而他们中的极大一部分是去西安办事，顺道旅行。未出去旅行的绝大多数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以及没有足够的闲暇时间，这两项占被调查者中没有旅游群体的86.8%，主要是因为果树需要悉心栽培，村民们往往没有办法抽出较长的时间去旅行。
表2-59 搬入新社区后是否旅游
5.生活满意度的变化
关于村民集中居住后对生活满意程度的调查如表2-60所示，村民们比较满意及以上的占了72.3%，而不满意的仅有4人。综合看来，对生活不满意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生活成本增加以及收入水平相对降低。住进新房后，由于缺乏原有房屋的较大储物空间，许多村民反映农具及木堆都没有地方放置。村中常有领导视察或游客参观，村干部不允许农具等出现在前院。与此同时，搬上新房之后的很多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改变。访谈过程中，村民反映到，从前村民们上完厕所都有土肥可用，而现在下水道一冲就什么都没有了，尤其是老一辈的村民觉得有点可惜。土肥用不了，村民就得花钱去集市购买化肥，这从另一方面加大了生产成本。购置房屋的贷款成了部分村民心中的负担，加之这两年常见的冰雹灾害，生活更加困难。尽管有变化和不适应，但村民对新社区的总体满意度较高。
表2-60 对现在的生活满意程度
（二）交往行为的变化
交往行为是指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间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以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使社会达到统一并实现个人同一性的内在活动。因为果树种植，下西头村的大部分人都在家务农，主要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而年轻人在外上学或打工。在农忙时节，大家会互相帮助，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他们与同村的人都比较熟悉，而且关系比较好。表2-61显示，有63人认为和之前老村的亲戚朋友交往减少了，占调查样本的38.9%。他们和外村人的交往并不多，与同村人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一些重要的活动。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往往和同龄的人交往，而年轻人与自己家庭的交往主要是通过电话和网络。因为电话和网络这种媒介的特殊性，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交往就更少了。接下来，我们从闲暇时间的生活分配以及和以前老村亲戚朋友聚会或交流的次数这两个变量来说明他们在交往行为方面的特点并得出结论。
表2-61 和以前村子里的亲戚朋友聚会或交流的次数
从日常交往来说，调查地的村民来自同村的不同小组，彼此之间还算比较熟悉，相处也十分融洽。如表2-62所示，98.8%的村民表示，邻居家里有事时，他们会主动帮忙。房屋空置的状况非常少，一般主要是因为未完成装修。村民之间产生纠纷的情况极少，也无外乎一些生活琐事，发生矛盾也就自行解决了。18.5%的村民认为他们和以前的亲戚朋友交流次数增多，他们觉得自己搬入新社区后，生活情况改善了，亲戚好友们都愿意与他们相互走动和来往。与此同时，有近四成村民认为他们与过去老村的亲友彼此之间的交流没有那么频繁了。
表2-62 邻居家里有事是否会主动去帮忙
曾经以地缘形成的关系因为集中居住而被打乱了，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过去的邻居或好友搬入的地方距自己较远或还处于原来的自然村，日常交流有一些困难；其次，新邻居彼此之间还不是特别熟悉，相互之间的交流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新的良性的互动关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再次，农活比较多，已经耗费了生活中大量的时间，回到家中大家都会选择好好休息，没有交流的意愿。在闲暇时间，过去串门的习惯也有所改变。上文提到，曾经的好友居住的距离虽然不远，但也隔着十几户，串门比较麻烦。平时有什么事，在做农活时也就相互交流了，并不需要挑专门的时间；而村中有个广场，平时在广场休息也能遇见熟人，也就没有串门的必要。
表2-63反映出集中居住后调查样本和家人主要通过电话来交流，占56.8%，因为村中在住的人员年龄集中在50～70岁，子女大多外出打工或求学，因而他们之间以电话交流为主。
表2-63 现在和家人交流主要通过哪些方式
表2-63 现在和家人交流主要通过哪些方式-续表
（三）生产方式的变化
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取方式，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民搬入新社区之后他们的生产方式也会发生改变，从而会影响到他们的就业和生活收入。陕西省咸阳市邑县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平均气温是12℃～14℃，由于受季风影响，冬冷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主要集中于4月、6月和7月。良好的气候条件以及降水量使玉米和小麦拥有了优越的生长条件，同时昼夜温差使糖分能够很好地积累，这也是苹果树可以在此种植的原因。在下西头村，苹果种植是特色，也是村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据访谈了解，村民们在没有种植苹果之前，主要从事粮食种植，但是收入较低，按照一亩约1000斤，一斤1元估算，则一亩可得约1000元的收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求，由村干部带头，鼓励和引导大家种植苹果，按照一亩约5000斤，一斤2元估算，则一亩收益可达到10000元。由此可以看出，苹果种植大幅度提高了村民的收益。此外，果农们给果树买了保险，但实际上收效甚微。以下从农民家庭收入方式的变化、是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就业现状、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这几个方面的数据处理来分析生产方式的变化。
从表2-64中我们可以看出，总样本为162人，缺失值为2。以前务农的有145人，现在务农的有79人，仍旧占据着主要地位；以前外出打工的有10人，现在有67人外出打工，这逐渐成为人们收入来源的重要部分；以前做生意的有2人，现在有4人；以前在附近打零工的有3人，现在有10人。此外，以前务农并且现在仍在务农的有73人，以前外出务工现在仍旧务工的有5人，以前做生意现在仍旧做生意的和以前附近打零工现在仍旧附近打零工的均为0人。可见，搬入新社区后对人们收入方式影响较大，收入来源多样化。
表2-64 以前的家庭收入来源与现在的家庭收入来源对比情况
1.农业活动现状
从调查数据可知，搬入新社区后79人仍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占总体的48.8%，原来务农的人中有66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占总体的40.7%，可见搬入新社区后对这方面影响较小，农业生产在村民生活中仍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分析其原因，其一是务农收入太低，其二是土地已经流转他人，有些村民无土地可以耕种。
部分农民集中居住后选择继续务农，从表2-65数据可以看出，找不到好工作成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原因，占有效调查样本的38.7%；务农收入客观稳定成为次要原因，占26.7%；舍不得丢弃祖辈土地也占据很大一部分，政策因素影响相对较小，仅占5.3%。
表2-65 继续从事农业活动的原因
2.社会保障的变化情况
社会保障是一种预见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可以解决处境不利的成员当前的困难，还可以增强社会成员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此外，社会保障具有社会再分配功能，能够保障居民在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益，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存，进一步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合作医疗的认可度很高，调查的162个对象都参与其中，参保率达100%，并且有一些家境较好的农户会选择其他的保险。
案例2-6 刘某，女，54岁。在和刘某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和大多数人一样，因为响应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她家里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了款，同时也向亲戚朋友借了钱，然后统一将钱交给村委会。等建好了新房子，在全家打算高高兴兴地从以前的窑洞里搬到新房子的时候，她的老伴被查出来肺癌晚期。雪上加霜的是，前几年她也被查出患有肿瘤，但已经没有钱治疗了，所以这病就一直拖着，整个人显得非常消瘦。更加不幸的是，她的儿子在近期也住了两次院，一次是因为车祸，一次是因为脸部和唇部需要手术。然而就在他儿子住院期间，她的孙女也因为骨折住了一次院。这几次事故发生的时候，她家里几乎没有一点钱，医药费都是临时向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借的。老人有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孙子、孙女上学也需要钱，家里就更困难了。对于她的情况，村委会连续三年将低保户的名额给了她，并且给了她清扫社区街道卫生的工作。工资虽然可以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但是接下来的生活依旧举步维艰。
从案例2-6我们可以看出，村民集中居住之后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是很低，收入有限，社会保障不完善。
（四）居住方式的变化
居住方式是一个人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由此形成的一个地区的人日常生活的方法和内心的态度。西头新村新型社区住房类型有两种，一种是平房，面积为110平方米，另一种是180平方米的楼房。第一、第二期基本都是平房，除去国家补贴外，购入还需支付3万多元，购买此类型房屋的农户目前基本都已付清房款，无借贷压力。购买第三期的楼房除国家补贴外还需支付15万元，因而产生住房贷款或借款。下西头村的村容整洁，房屋非常漂亮，房屋构造基本上都是双层，面积相对较大，可居住人数多。下西头村有一部分人买了房但无钱装修，或者是装修之后，背负着贷款和欠债，这给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此外，下西头村有一部分留守老人，他们自己出钱盖了新房，独自居住，而他们的子孙在大城市里居住。还有老人在盖了新房子之后，并没有和自己的儿子一起住在新房子里，而是住在幸福院（相当于养老院）里，而幸福院就建在他们这个小区之中，离他们的儿子家也非常近。这是一种十分尴尬又复杂的关系，也是一种特殊又普遍的现象。接下来，我们从贷款情况、借款情况、老村宅基地情况以及居住方式变化这四个方面来处理数据并分析变化情况。
1.贷款情况
从表2-66和表2-67得出，贷款人数有95人，其中向商业银行贷款的有15人，占总贷款人数的15.8%；借民间高利贷的有6人，占6.3%；有61人通过农村信用社贷款，占总贷款人数的64.2%。此贷款情况说明被调查的农户更偏爱于向农村信用社贷款，去商业银行贷款较少，造成贷款来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生活习惯和信赖心理的影响。在贷款的95人中，71人贷款金额在3万元以上，其中贷款超过7万元的有22人，这些人大胆贷款的原因是果园种植面积大，苹果市场较好，对未来收入预期较乐观等。
表2-66 贷款情况及金额
表2-67 贷款金额情况
表2-67 贷款金额情况-续表
同时，针对贷款的情况，从村民潘某那里了解到：“因为管理和技术的投入多，果园效益也越来越好。可能是种植面积较大的原因，折合下来生产每斤苹果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当下冰雹的时候，损失也不是太大。即使在这两年灾害丛生的时候，每年也有6万～7万元的收入。”另一个访谈对象李某某说：“经营苹果园虽然辛苦，比原来种玉米、小麦辛苦多了，投资也大，不过价钱好的时候也能赚到钱，这是种玉米没法比的。家里的果园一共4亩，如果苹果价钱好，一年的收入有差不多三四万元。”
2.老村宅基地情况
尽管西头新村几乎不存在失地现象，但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农户多依靠经营苹果园、种植玉米和小麦获得收入，在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重压之下，农户收入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因此要发展多元经济。
近三年来，苹果园多处于亏损情形，村干部从实际出发，联合开发商开展旅游业。如表2-68和表2-69所示，被利用的103户宅基地，占样本总量的63.6%，其中41.7%用作商业用地，13.6%用作公共用地，均属于旅游用地。
表2-68 宅基地利用情况
表2-69 宅基地用途
表2-69 宅基地用途-续表
由老村搬入新村，宅基地被用作商业用地和旅游开发，村民是持支持态度的。访谈对象李某说：“村里组织我们去袁家村玩，看了袁家村的发展之后村里也决定发展旅游，老村窑洞大多被征收为商业用地，旅游公司投资了2.3亿元打算发展西头村。现在社区正在修建的道路也是归旅游公司负责，旅游公司也打算扩大社区的绿化。到时候旅游项目会弄成股份制的形式，自由认购。”访谈对象李某某也说道：“希望今后把旅游这个发展项目做好，带领农民增加收入，实现产业转型。”
3.居住方式变化
在调查中我们得知，与家人分开居住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年轻人搬到社区居住而老年人留在原来住所、住在同一社区的同一街道、住在同一社区但是不同的街道以及分居于本地和外地。
表2-70显示，一直住在一起的占63%；以前住在一起，现在分开居住的占27.8%。造成这种分居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①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一般出现在老年人身上，他们不愿意轻易改变多年的居住方式，不愿意浪费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就会造成年轻人住进新的社区而老年人仍旧留在原来的家里这种居住方式的出现。②家庭成员的增加。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多会给儿子在社区内买一套房子作为婚房，儿子结婚组建自己的家庭后便与父母分开居住。③孩子在外工作，自然而然定居外地，与父母形成分居本地和外地的情形。
表2-70 与子女居住方式的变化
表2-70 与子女居住方式的变化-续表
在调查的162人中，表2-71数据显示了村民对于在房屋附近种植粮食的态度，有57人会在房屋附近种植粮食，主要就是种在社区绿化带内。随着经济条件逐渐宽裕，搬入新社区后，多数人吃的粮食和蔬菜大部分购买，少部分自己耕种，新社区内没有专门种植粮食和蔬菜的地方，为了方便省事，家门口的绿化带成了最好的选择。
表2-71 是否会在房屋附近种植粮食
从表2-72中可知，赞成在绿化带内种植作物的人数占60.9%，一方面说明村民并没有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社区公共意识不强；另一方面说明村民对社区生活还没有完全适应，村民离不开土地。23.0%的村民对在绿化带内种植作物表示不赞成，原因是气候问题，很多树苗存活率低，绿化带面积较小，在绿化带内种植作物不符合常理；并且该地具有一定知名度，经常有外来人来参观，绿化带内种植作物影响社区容貌。
表2-72 对于在绿化带内种植作物的看法
农户搬入新社区后，自身还是带有一定的保守性和自私性，对新社区的适应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虽然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民的公民意识有所增强，但是完全的去私化需要一个更加漫长的时期，我们也只能期待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农民能慢慢适应社区的生活，逐步实现思想的现代化。
（五）社区管理
社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做好社区管理与服务，既是维护好广大社区居民权益的有效途径，也是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基础。农村社区管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有不同于城市社区管理的特点，通过分析当前农村社区的特点，总结经验和教训，对加深农村社区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大意义。
本研究中社区管理主要包括社区基础设施、生活环境、治安情况、居委会建设四个部分。
1.社区基础设施
对于社区管理这一方面，通过对问卷的数据处理，得出一致性结论，整体来看大家对于社区管理方面都比较认可，并且感觉很满意。对于基础设施来讲，当地修建了健身场地，并且拥有商店、卫生所等场所，但大多数社区居民反映缺少幼儿园是一个缺憾，这使居民需要抽出专门时间接送孩子，在农忙期间难以协调时间。调查中笔者发现当地的基础设施是非常完善的，和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差无几。
2.生活环境
居民对于环保及垃圾清理工作普遍感到满意，这也增加了在新社区的幸福感。如表2-73所示，社区居民对于绿化情况的满意度也很高。
表2-73 对新社区的绿化情况的看法
表2-73 对新社区的绿化情况的看法-续表
3.治安情况
在社区治安方面，平时保安巡逻次数少，但社区治安环境良好，盗窃现象很少发生。如表2-74所示，认为社区治安管理环境非常好的占24.1%，比较好的占55.6%，两项高达79.7%。由此可以看出，当地对于治安状况的满意度偏高，并且从盗窃事故发生后人们普遍愿意寻求派出所的帮助，可以看出派出所在社区居民中的认可程度。
表2-74 对新社区治安管理环境的看法
4.居委会建设
在对居委会管理工作方面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居民主要是通过广播的宣传通知及公告牌等方式来了解社区日常工作，从而行使自己社区管理的权利。居民对于居委会的主要部门和工作了解较少，如表2-75所示，了解较少的为42人，占25.9%，不了解的为44人，占27.2%，他们认为居委会与自己的生活无关，普遍都不愿意关心，说明居民的政治参与度有待提高。从访谈对象秦某处了解到，村干部不问她们要钱，也不侵犯她们的利益，把农村管理好、建设好，带着大家发家致富，就是好的村干部。贪不贪污、有没有滥用职权，均与她无关。她平时不喜欢和村干部打交道，也不喜欢和村里同龄妇女闲聊，没事儿都待在家里休息、整理家务或者出门逛街。整体来看，该社区的社会管理方面还是很让人满意的，直接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加快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表2-75 对居委会的主要部门和工作了解程度
从表2-75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于居委会的工作不甚了解，占53.1%，而相对了解的仅有42.6%，只存在极少部分人非常了解，占4.3%（并且多以村领导干部为主），可见所调查地区居民的政治参与度有待提高。
在对居民了解居委会公共事务及国家方针政策的调查研究中，如表2-76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广播所占比重最为突出，占87.7%；公告牌和张贴标语位于其次，分别占48.8%和28.4%；发传单和楼层通知较少，分别占4.3%和4.9%；居民主动区了解所占的比重更少，仅为1.2%。由此可见，现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公告仍采用传统方式，并且居民处于一种被动地位，缺乏主动了解的积极性。社区内一般活动比较多，以文艺活动（中老年人广场舞、妇女节演出）和体育活动为主，由于居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没太多时间，几乎不外出郊游，但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较高，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参与到社区活动中。
表2-76 对居委会的公共事务及国家方针政策的了解情况
二 问题与对策
在客观真实性原则的指导下，我们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下西头村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行为、居住方式及社区管理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总体而言，下西头村农民集中居住及社区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该地农民文化适应较好，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年老村民恋土情结严重，习惯原有的生活方式
老年人适应能力弱，搬入新社区后生计模式、生活环境方面的改变对他们的身体、心理产生了影响。新社区建设应对集中居住小区的规划及其小区内的房型、户型保留一定的风俗习惯，合理设计和规划，使新住房能够满足村民养家禽的意愿，每家门前留有一定的空闲地可用于自主种植蔬菜。此外，最好让农民自己参与到集中居住小区的规划和建设中去，调动他们参与集中居住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农民生活成本提高，造成“上楼致贫”的不良后果
地方政府照搬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改变前期极具农村气息的平房而建花园式楼房，使建楼成本增加，房价大幅上涨，农民购房成本提高，部分村民变为“房奴”。同时集中居住后农民生活成本也随之提高，开销增大，造成表面风光、实际负债累累的状况。因而，新社区建设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当地城镇总体规划要求下，建设合理的在农民经济承受范围内的住房，不能普遍建高层楼房和别墅，最好体现当地自然特色与人文风情，注重村镇的自然、历史及文化等特色资源传承和延续历史文脉。
（三）社区规划不够完善，配套设施有待加强
社区绿化率较低，村民反映没有林荫小道，缺少夏日纳凉和休息休闲的场所。新社区的污水处理不科学，排污对老村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影响老村村民的居住和生活。新型社区内没有建设幼儿园、小学，小孩上学要去镇上，并且需要家长抽出时间接送，影响农活进程；外出打工家庭的孩子只能自己上学，存在安全隐患。应该不断完善社区规划，扩大绿化面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建造教育场所，解决好村民的问题。
综上所述，维护农民权益、保障农民利益是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关键。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加快农民的文化适应必须以保障农民利益为前提，要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保证农民生活质量不降低，使农民搬入新社区后得到满足感与幸福感。通过创新土地开发利用机制，发展当地特色旅游产业、打造苹果种植产业链，实现搬迁农民和村集体双方增益。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农户持续就业能力和落实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搬迁人员的后顾之忧。在新社区建设和管理过程中要广泛地听取农民的意见，让他们充分参与集中居住的全过程，妥善对待他们的利益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