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IT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信息革命的核心要素IT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可以从不同层面来分析，但分析的层面根据发挥其技术影响力的各社会体系中的不同概念可分为几大类。技术体系对社会体系的外向型效果大体上可分为结构、制度、文化、意识等几个领域。其中结构与意识代表宏观（macro）与微观（micro）、制度和文化代表工具性（instrumental）与象征性（symbolic）、结构-制度和文化-意识代表客观性（objective）与主观性（subjective）、结构-文化和制度-意识代表互文性（contextual）与文本性（textual）等。按照上述分类标准，分为四个领域的IT基础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结构领域：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
IT对社会结构的冲击具体表现为加强联网作用的网络社会的出现。网络社会又被称作“联网社会”（wired society）或“网格社会”（grid society）。所有的要素从根本上与其他要素相互关联，被称作联络点或数据切换点的个别要素则超越自身属性，根据联系网上的不同位置而改变其性质。随着新信息通信媒体的扩大，各要素之间的连接方式已超出接触的层面，扩大到了连接的层面，社会体系则逐渐从据点中心社会（node-centered society）转向连接中心社会（link-centered society），甚至出现了“只有连接才能生存”的名言。网络社会的各组成要素并不是固定的组合，它们之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体系具有更强的机动性特征。空间概念作为生存的根基从“固定空间”（space of stay）转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错位”（disembeddedness）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逐渐出现了游牧化的特征（Harvey，1989；Castells，1996；等，2005）。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资本是指“行为者通过接近自己所属的联系网中的资源而得到的资源”（Lin，2001）。通常网络体制下社会资本的积累通过较弱的连带作用而得到强化。“较弱的连带作用带来强化效果”的这种反语表达方式正是从这一状况提炼出的命题（Granovetter，1973）。
2.制度领域：弹性社会（Flexible Society）
连接作用的增大不只局限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上，而且通过加强相互作用的密度，弱化原有的制度界限，从而促进各制度领域之间的交流。这一过程可概括为内部扩张（implosion）与融合（convergence），至今为止被视为对立要素的各个范畴都可和谐共存，这一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例子看出，如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专业化的闲暇活动”（serious leasure）、边玩边学习的“娱乐教育”（edutainment）、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相结合的“产销者”（prosumer）等（，2004）。这些活动增强了社会的异质性，出现了各种主张与价值标准共存的现象，同时导致了多元、多文化现象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新方案而出现的灵活积累体制（regime of flexible accumulation）导致了弹性化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推动了最接近劳动的教育体系的弹性化，进而对家庭、闲暇活动等其他制度领域起到了传播效应，促进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Harvey，1991）。但不断增多的解决方案与其选择性并不只是起到积极作用，也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或使人忘记职责和道德意识（Robins and Webster，1999）。
3.文化领域：虚拟社会（Cyber Society）
虚拟空间是没有界限的无限空间，摆脱了现实世界的各种制约与规定，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在这个空间里人们不用表明自己的身份，可以任意修改、删除并创造所交流的信息内容，具有一定的匿名性、可操作性和构成性。超级链接可进行多线连接，既具有复合层级结构特点，又能实时还原所有信息，具有一定的迅速性和即时性，还与物理距离无关，具有非空间性。但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虚拟空间的最大特征是没有实物，是能够看得到、感觉得到的虚拟世界（，1999）。因此虚拟空间又被称作假想世界（virtual world）、假想现实（virtual reality）。在假想空间，象征或符号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社会正是指这种象征与符号的作用影响到线下的现实生活，而使得这种行为模式风靡整个社会的状态（Jones，1997）。其具体表现包括注重外表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形态，以及以此为业的感情劳动扩散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形态（Goffman，1959；Hochschild，1983）。为准备面试而进行整形手术，或强调表里不一的感动客户、满足客户的职员守则等现象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4.意识领域：内在导向社会（Self-Directed Society）
1950年，里斯曼（D.Riesman）在《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一书中提出了与“他人导向者”不同的内在导向者这一人群。内在导向者存在于物质与福利达到一定程度的西方发达国家需要自己规划人生的个体化社会。贝克夫妇（Beck and Beck，2002）试图将这种趋势与17～18世纪西方近代社会的个体化过程区别开来，指出今天的“二次个体化”过程无限扩大了人的自主性和自觉性。结婚、生子、就业、离婚等都成为自己主观选择的事情。拉迪（S.Hradil）同样通过单身社会论描述过对适应新环境负有责任的“孤独的个体”（参见Pongs，2000）。这种内心变化已经超越自主性、自觉性范畴，发展成为依赖道德执行、超越性思考的获得认可的斗争，也助长了这一新型社会矛盾的发展（Bauman，2001；Honneth，2001）。但通过IT扩张的内在导向性通常向两大方向发展，即向“封闭型自我”与“参与型自我”发展。塔斯考特研究过生活在数字媒体下的“N代”型人群，指出个人主义逐渐分化为“自闭型个人主义”和“参与型个人主义”（Tapscott，1997）。近来，颇受关注的“废人”与“善辩者”正是其具体表现（Kim，2005）。
综上所述，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文化及意识领域息息相关的IT基础社会的形态，具体表现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弹性社会、虚拟社会（Cyber Society）及内在导向社会。上述内容可用图1-1表示。
图1-1 IT引发的社会体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