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及骨角牙蚌器概述
陈翔[1]
骨器是先民生活中重要的物品之一，存在于自旧石器时代起漫长的时间段中。中国在进入青铜时代后，骨器的制造与使用并未衰落，反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迹象——都邑中制骨作坊的出现、骨器种类的增加、骨器制作工艺的进步等。[2]在中国青铜时代第一个高峰期，[3]以动物骨骼（包括骨、角、牙）和贝类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器物种类繁多、工艺精美，包括作为书写载体的甲骨以及作为实用品、装饰品的骨角牙蚌器。
以动物骨骼作为占卜工具，在中国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4]而以甲骨作为载体进行系统的文字书写，则首见于殷墟时期。骨角牙蚌器则包含兵器、工具等实用的必需品（Necessities），以及不少造型复杂、纹饰精美用来装饰和炫耀的威望物品（Prestige Goods）。作为书写载体的甲骨绝大多数是用来占卜的，本身就蕴含着神性。而从出土情况来看，殷墟的骨角牙蚌器不仅具有作为实用器的“器具”（Instrument）属性，同样也具有象征地位、精神的“符号”（Sign）属性。[5]由此可见，殷墟先民似乎对“骨”这种物质有某种特殊的偏好。
一 出土概况
1.甲骨出土概况
1899年，王懿荣生病服药时发现“龙骨”上的文字，进而考证出其上文字属于商代文字的故事，大概是关于殷墟甲骨文发现最著名的说法了。这种颇具传奇色彩的说法，可能并非事实。根据陈梦家先生的说法，当时所谓的“龙骨”或者被研磨成粉或者被刮去上面的字再贩卖给药材店。[6]所以即使王懿荣当时真的服用了“龙骨”，他可能也未必能看见上面的文字。但王懿荣确实在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几乎同时，天津的王襄、孟定生也发现了甲骨文，殷墟甲骨文从此重见天日。[7]
然而，正如陈梦家所说，1899年不能算作殷墟甲骨出土的一年，因为在此之前当地村民就常常刨地得到甲骨。[8]小屯村发掘的隋唐时期的墓葬填土中曾有甲骨出土，有学者据此认为“殷墟甲骨文最早被发掘的时代可能是隋唐”。[9]不过，这也只是根据考古发掘所做的推测，隋唐之前有甲骨出土也是可能的。所以，我们无法确知殷墟甲骨最早被发掘的时代到底是何时。因此，我们在讨论殷墟甲骨出土情况时，还是以1899年为起始年份。
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甲骨交易都是靠古董商贩从中倒卖，藏家并不太清楚甲骨的确切出土地点。直到1908年，罗振玉经过探访才知道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是“洹滨之小屯”，[10]这才开始有藏家直接到安阳小屯村收购甲骨。从1899年开始到1949年可知的私掘、盗掘行为大概可分为：[11]
（1）小屯村民的私掘
第一次，1899～1900年。此次私掘所得甲骨的一部分被古董商售卖给了王懿荣。
第二次，1904年。此次私掘过程时间长，出土甲骨数量巨大，据说所获有几车之多。端方、黄濬和徐坊所得的3600多版甲骨，都出自此次私掘。
第三次，1909年。小屯村民挖山药沟发现甲骨，出土牛肩胛骨骨臼、边缘部分甚多。这批甲骨售给了罗振玉。
第四次，1920年。当时华北五省大旱，村民相约在洹河边挖掘甲骨，附近村民也都参与其中。这次所获甲骨大部分卖给了王襄和霍保禄。
第五次，1923年。此次在张学献家菜园发现有字骨版，有两块大骨版，文字很多。这批甲骨大部分为明义士所购。
第六次，1924年。村中筑墙起土，发现一坑甲骨。这批甲骨大部分也被明义士买去。
第七次，1925年。村民在村前路旁大举挖掘，得甲骨数筐。这批甲骨多售给了上海商人，至1927年被明义士购去。
第八次，1926年春。张学献被土匪绑架，小屯村民与其家人商议挖掘菜园，后因伤人中辍，得甲骨甚多。这批甲骨也多被明义士买去。
第九次，1928年春，北伐军在安阳作战，驻军洹南，村民不能耕作。战事结束后，村民大举挖掘甲骨，多数卖给了上海、开封商人。
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小屯及附近村民也私自发掘了包括甲骨、青铜器、玉器、骨器、白陶等大量文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39年出土的迄今世界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
（2）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殷墟的盗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被迫停止在殷墟的发掘。1938年，有两支日本调查团分别到安阳进行考察、发掘。1940～1941年，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来安阳发掘。1942～1943年，驻河南的日本军队也利用汉奸对殷墟进行盗掘，出土大量文物，都运至日本。
1928年史语所在殷墟进行第一次发掘，这被看作是中国科学考古学兴起的标志，[12]由此也开启了对甲骨的科学发掘。对于甲骨的科学发掘，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3]
（1）1928～1937年史语所十五次殷墟发掘
第一次发掘为试掘，从1928年10月13日至10月30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此次获得字甲555片、字骨299片，共计854片。
第二次发掘，从1929年3月7日至5月10日，工作地点为小屯村中、村南、村北三处，获字甲55片、字骨685片，共计740片。
第三次发掘，分为两期，分别为1929年10月7日至21日和11月15日至12月12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高地和村西北的霸台。此次获得包括著名的“大龟四版”在内的字甲2050片、字骨962片，共计3012片。还发现刻辞的牛头骨、鹿头骨各一个。此次发掘期间，河南省博物馆曾派何日章到小屯进行发掘，1930年2月到4月再次进行发掘。何日章两次发掘共获得字甲2673片、字骨983片，共3656片。但何日章单为寻找甲骨而发掘，手法较为粗暴，后来的学者对其有所诟病。
第四次发掘，从1931年3月21日至5月12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后冈和四盘磨。在小屯村北获得字甲751片、字骨31片，共计782片，并发现一个刻辞鹿头骨。在后冈发现字骨1片，这是在小屯村以外首次发现的甲骨文。
第五次发掘，从1931年11月7日至12月19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和村中。获字甲275片、字骨106片，共计381片，其中1片牛肋骨刻辞，十分罕见。
第六次发掘，时间从1932年4月1日至5月31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获字骨1片。
第七次发掘，从1932年10月19日至12月15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获字甲23片、字骨6片，共计29片。
第八次发掘，从1933年10月20日至12月25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获字甲256片、字骨1片，共计257片。
第九次发掘，从1934年3月9日至4月1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获字甲438片、字骨3片，共计441片。4月2日至5月31日，改在侯家庄南地发掘，获字甲8片，其中包括“大龟七版”，字骨8片，共计16片。此外，还从侯家庄村民处征购字甲1片、字骨30片。侯家庄是小屯村外第二个发现甲骨文的地方。
1934年秋至1935年秋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重点在于侯家庄的王陵区，未发现甲骨文。
第十三次发掘，从1936年3月18日至6月24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此次发现了著名的H127甲骨坑，坑内发现龟甲17088片、牛骨8片，共计17096片，其中完整的龟甲有近300版。加上其他所出甲骨，此次发掘共得字甲17756片、字骨48片，共计17804片。
第十四次发掘，从1936年9月20日至12月31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获字甲2片。
第十五次发掘，从1937年3月16日至6月19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北。获字甲549片、字骨50片，共计599片。
综上所述，史语所十五次殷墟发掘获得包括字甲、字骨、刻辞牛头骨、刻辞鹿头骨和刻辞牛肋骨在内的有字甲骨，共计24922片。
（2）1949年以后历次发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发掘工作迅速重启。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成立，4月至6月便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殷墟发掘。在四盘磨村发现刻有三行数字的卜骨1片，后经张政烺先生研究，认为这是古代的易卦。
1953年考古所在大司空村发掘，在灰坑中出土2片有字龟甲，系习刻文字。
195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配合基建，在小屯村东南发掘，出土卜骨1片。
1958年考古所成立安阳工作队。1958年春至1961年冬，安阳工作队配合基建，对包括小屯西地在内的13个地点进行发掘。其中小屯西地出土有字卜甲1片，是龟背甲，属于习刻文字；大司空村出土有字卜骨2片，亦属于习刻文字；1959年在苗圃北地出土有字卜骨1片，1961年出土有字龟背甲1片，后者属于习刻。
1962～1964年，安阳工作队发掘苗圃北地，发现刻字卜骨2片。
1967～1977年，安阳工作队在小屯村北、村中、村南，先后采集有字卜骨10片，有字卜甲4片。
1971年，安阳工作队发掘后冈，在一座墓中发现有字残骨1片。
1971年冬至1973年春，安阳工作队发掘小屯西地。1971年12月发现21片完整的牛胛骨，其中10片有字；1972年发现有字卜骨3片，卜甲1片。
1973年3月至12月，安阳工作队两次发掘小屯西地。出土有字甲骨5335片，其中卜甲75片、卜骨5260片、牛肋骨4片、未加工骨料8片，后又缀合530片，实得4805片。这4805片是自1949年后殷墟发掘出土有字甲骨最多的一次，其中完整的牛胛骨达100版，也是自殷墟科学发掘以来首见。
1974年春，安阳工作队发掘苗圃北地，出土有字龟腹甲1片。
1985年，安阳工作队在苗圃北地以西一处墓葬的填土中发现卜骨1片，上有4字，为习刻。
1985年秋，安阳工作队发掘小屯西北地，在一座灰坑内发现有字卜甲2片。
1986年春，安阳工作队在小屯村中发掘一个大灰坑，在扰土和文化层中发现有字卜骨8片。
1989年，安阳工作队在小屯村中发掘，发现字骨294片。
1991年10月，安阳工作队为配合基建进行钻探，在花园庄东地发现一个堆积有甲骨的长方形窖穴。整坑甲骨被整体套箱运回考古工作站进行清理、揭取，共发现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甲骨689片。这是1928年殷墟考古以来继H127坑、小屯南地甲骨后第三次甲骨大发现。
1991年10月，安阳工作队在花园庄南地发掘，获得有字卜骨5片，多为习刻。
2002年6月至8月，安阳工作队在1973年发掘地点的东部发现甲骨600多片，其中有字甲骨228片。
2004年3月至8月，安阳工作队在大司空村进行发掘，在1个窖穴内发现有字卜骨1片，内容系干支表。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殷墟考古发掘中共发现有字甲骨6495片。
2.骨角牙器出土概况
早在1928年史语所的殷墟考古发掘之前，就有殷墟骨角牙器的出土记录。出版于1916年由罗振玉编纂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中除了少量的铜器、玉器和石器外，剩余皆是骨角牙器。[14]此后，黄濬、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明义士也都搜集、刊布了一批骨器、牙器。[15]不过，早期藏家对于骨角牙器的搜集、刊布，就像对甲骨的搜集一样，只注重器物本身而不关注器物的出土情况。因此，对于骨角牙器的科学发掘和刊布还是要从1928年开始。
自1928年以来，殷墟考古发掘所见骨角牙器数量巨大，总数在三万件以上。其中骨器所占比例最大，种类最多；角器和牙器数量较少，种类不多，其中牙器又可分为象牙器和兽牙器，象牙器多工艺繁复，制作精美。以下按编年顺序，择其主要分述如下。
（1）史语所的发掘
史语所发掘出土的骨角牙器绝大多数出自于侯家庄王陵区大墓。这些大墓皆被盗严重，但还是残存了大量的骨器，这批“劫后余生”的骨角牙器占了目前殷墟发掘所得骨角牙器的绝大部分。
对于侯家庄王陵区的发掘始于1934年史语所第十次殷墟发掘，这次发掘实际上持续到了1935年春的第十一次发掘，将四座带四条墓道的大墓即M1001、M1002、M1003和M1004清理干净。这四座墓葬共出土骨角牙器22614件（片），包括骨制兵器、装饰品、工具、角制装饰品、象牙制装饰品、器皿等。[16]
1935年秋的第十二次殷墟发掘，继续将工作地点放在王陵区。此次除小墓外，共发掘大墓5座、假大墓1座。出土的骨角牙器共586件（片），种类与上述四座大墓相似。[17]
综上，史语所在侯家庄王陵区发掘所得骨角牙器约23200件（片）。
（2）考古所的发掘
1958～1961年，安阳工作队为配合安阳市的基建工程，在洹河两岸共十三个地点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这一阶段的发掘中，共出土骨角牙器1504件，其中骨器1471件、角器27件、牙器6件。骨器包括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角器包括武器和工具，牙器包括工具和装饰品。[18]
1969～1977年，安阳工作队为配合安阳市基建工程，在殷墟西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实际发掘939座殷代墓葬和5座殷代车马坑，收获丰富，共出土骨器和牙器137件，其中骨器130件、牙器7件。
1975年冬，小屯村民计划平整小屯村西北地的一块岗地，安阳工作队对该岗地进行勘探，发现了丰富的殷墟时期遗存。从1976年5月开始，历时半个多月，终于将其中著名的妇好墓清理完毕。该墓出土了丰富的骨器和象牙器，其中骨器包括工具、武器、装饰品及雕刻艺术品等共564件，象牙杯3件、雕花象牙残片2块。[19]
1975年冬开始的小屯西北地勘探、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85年。除了妇好墓以外，还发掘了大量的遗址、墓葬，出土了大量遗物。除妇好墓外，这十年间小屯西北地其他遗迹出土了354件骨器和牙器，其中骨器352件，包括工具、装饰品和武器等，牙器3件。[20]
1977年冬，安阳工作队在西北冈王陵区西区钻探时发现一座大墓，次年5月对该墓进行发掘。该墓被盗严重，但仍残存了110件骨器和1件鹿角，其中骨器多数为骨镞、骨锥和骨笄。[21]
1984年，安阳工作队在武官村北、西北冈王陵区发掘了一座带墓道的大墓，传说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即出自此墓。共出土骨角牙器294件，其中骨器269件、角器4件、牙器21件。[22]
2004年，为配合豫北纱厂厂区改建，安阳工作队在大司空村东南、豫北纱厂厂区中部偏北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和发掘。此次发掘共出土骨角牙器404件，其中骨器357件、角器43件（包括鹿角4件）、牙器4件（包括象牙器3件）。[23]
除上述以外，殷墟还发现了一批制骨作坊、遗存，出土了大量的骨料和骨器成品、半成品。如大司空制骨作坊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出土了3万余件的骨器半成品、坯料和废料；[24]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动物骨骼达36吨，其中绝大多数是骨料。[25]由此可见，殷墟先民对骨制器物的需求量之大，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殷墟骨角牙器也许只是实际存在的一小部分。
二 研究综述
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迄今已积累了15万片左右的资料。[26]在这一过程中，甲骨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逐渐产生、发展。如今的甲骨学已经是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甲骨学研究门类多样、成果丰富。因此，我们这里对甲骨学的研究综述从略，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以及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宋镇豪、刘源著《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等相关著作。
学界对于殷墟骨角牙器研究成果较少，已有的成果也多集中在骨器上，而基本不见对角、牙器的研究。这与骨角牙器本身的特质有关，相对于陶器、青铜器来说，骨角牙器形态变化速率低，文化特征不明显，无法作为断代的依据。[27]现有对于骨器的研究多集中在对骨器的纹饰、形制和制作工艺上，只有少部分学者对骨器背后所体现的社会意义进行讨论，以下按时间顺序分述如下：
梅原末治在1936年发表的《河南安阳发见の遗物》一文中对一件雕花骨器进行复原，并对其功用进行了考证。[28]
罗越（Max Loehr）在1953年发表的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一文中，认为商代的骨器纹饰与青铜器纹饰十分一致，安阳的骨器纹饰表现出来的是商代青铜器纹饰第Ⅳ类以后的风格。[29]
李济先生于1959年发表的《笄形八类及其纹饰之演变》一文，以类型学及出土关系为依据，开创性地对殷墟发掘所获骨笄的演化形式进行了研究。在1977年出版的《安阳》一书中，李济概括性地讨论殷墟骨制品的制作和装饰艺术。[30]
吕承瑞于1965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殷墟骨柶的研究》及同年发表的《殷墟骨柶形制之分类》一文，对殷墟出土“骨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31]
陈仲玉于1969年发表的《殷代骨器中的龙形图案之分析》，对殷墟雕花骨器中的“龙形”纹饰进行了研究；1995年又发表了《殷墟骨柶上的装饰艺术》一文，对殷墟所出“骨柶”的纹饰及雕刻工艺进行了研究。[32]
在1994年出版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中，陈志达先生对殷墟出土的骨角牙器进行了分类，并对殷墟制骨工艺、制骨作坊性质和制骨手工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除了专业性作坊外，当时殷墟还存在一些平民自行制作骨器的现象。杨锡璋先生在该书中认为精美的骨器和象牙器是在王室或者贵族控制的工场中生产制造的，而生产普通骨器的制骨作坊则应属于专业手工业者，还根据出土现象，认为制骨这种与平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手工业，既有专业的，也有副业的。[33]
徐良高在1994年发表的《略论中国古代骨角牙蚌器》中对自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出土骨角牙蚌器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骨角牙蚌器在夏商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34]
内田纯子于1995年发表《殷墟出土のいわゆる骨柶について》一文，讨论了西北冈大墓出土“骨柶”的早晚关系及大墓系列等问题；她在2013年又发表《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出土雕花骨器的研究》一文，对1001号大墓所出雕花骨器和象牙器进行了复原，并对其功用进行了解释。[35]
王迎在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Rank and Gender in Bone Art at the Late Shang Center at Anyang（China），从“性别考古学”角度探讨了殷墟骨器与女性的关系，认为骨笄与女性的身份和地位有关。[36]
孟宪武、谢世平在2006年发表的《殷商制骨》一文中，对殷墟制骨场的分布、规模、性质、制骨流程、骨器种类以及晚商骨器制造业的历史阶段、动因和意义进行了探讨，为从殷墟都邑布局、文化发展的角度研究制骨手工业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参考。[37]
李志鹏、何毓灵、江雨德在2011年发表的《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一文中，较为全面地涉及了骨器和制骨手工业研究的领域和取向，并详细地复原了殷墟骨器制作流程，对于殷墟骨器及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38]
陈翔在201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殷墟出土骨器类型及功能初探》中，对镞、笄、匕等主要骨器进行了形制和功能的研究，初步探讨了骨镞、骨笄和骨匕所反映的社会意义。[39]
除此之外，殷墟历年发表的考古简报、报告也对涉及的骨角牙器及相关遗存进行了分类和讨论，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
三 器物类型
殷墟甲骨文除了卜辞外，还有记事刻辞、表谱刻辞和习刻文字等。卜辞的载体称为卜甲、卜骨，卜甲多用龟腹甲，也有少量的龟背甲，卜骨主要是牛胛骨。除此之外，在鹿头骨、牛头骨、虎骨、牛距骨、人头骨和一些骨器上也发现有记事刻辞和其他文字。鉴于相关的研究十分充分，本图录中暂未收录刻辞及无字甲骨。
殷墟骨角牙器种类较多，形态多样，根据功能可以将这些器物大致分为工具、用具、武器、乐器、装饰品、雕刻艺术品以及其他七类。[40]以下按照上述分类，对各器物的类型与形态作一介绍。
（一）骨器
1.工具类
（1）骨刀
目前发现较少，大致可分为端刃和边刃两类，端刃类应该是作雕刻用，边刃类则应该是作切割用。根据出土情况，端刃类的数量和形态要远比边刃类丰富。端刃类骨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柄部有雕刻精美的动物形象，三件出土于妇好墓，[41]一件出自花东M54。[42]76M5∶21，一端刻凤鸟形象，通长8.7厘米（图1-1）；76M5∶22，一端刻穿山甲形象，柄部作为穿山甲尾巴，设计巧妙，通长8.6厘米（图1-2）；76M5∶96，一端刻龟形象，通长7.8厘米（图1-3）；花东M54∶592，一端刻兔形，通长6.1厘米（图1-4）。一种柄部无雕饰，KT12③A∶7，上端宽，下端较窄，通长7.6厘米[43]（图1-5）；PNⅣH2①∶2，中腰细，刃部较宽，通长7.9厘米[44]（图1-6）。
图1 殷墟骨刀主要形制
1.76M5∶21 2.76M5∶22 3.76M5∶96 4.花东M54∶592 5.KT12③A∶7 6.PNⅣH2①∶2 7.GNT2⑤∶55 8.GNT5④∶22
边刃类一般一端有柄，便于手持。GNT2⑤∶55，半成品，通长9.6厘米[45]（图1-7）；GNT5④∶22，刀背平直，刀柄呈圆柱状，通长7.5厘米[46]（图1-8）。
（2）骨凿
目前发现较少，大致呈两种形态。一种顶端未做加工，较宽，GT264④：19，一端磨制，一端未作加工，刃部较宽，呈鸭嘴状，通长16厘米[47]（图2-1）；GT201④B∶24，通长9.5厘米[48]（图2-2）。一种通体磨制，两端宽度较一致，KH2∶12，长条圆柱状，通长16厘米[49]（图2-3）；PNH208②∶26，长条扁状，通长12厘米[50]（图2-4）。从顶端和刃部的形态看，这两种骨凿的差别应是追求不同功用造成。第一种顶端较宽，便于握拿，整体也较粗壮，可以施加较大的力度；第二种整体较细，显然无法施加较大的力量。
图2 殷墟骨凿主要形制
1.GT264④∶19 2.GT201④B∶24 3.KH2∶12 4.PNH208②∶26
（3）骨锥
出土数量较多，达901件，可辨器形者大约有559件，根据整体形态可分为甲、乙两大类。
甲类，461件。一端尖锐，根据锥首形态分为A、B两大型。
A型，272件。锥首经过整治，根据锥身形态分为a、b两亚型。
Aa型，210件。锥身呈圆柱体或近似圆柱体。03小屯M1∶12，制作粗糙，有磨制痕迹，未经抛光，一端齐整，一端尖锐，通长13.9厘米[51]（图3-1）。
Ab型，62件。锥身较扁。86～87花南H1∶3，一端齐整，一端尖锐，剖面呈扁平长方形，通长18.1厘米、厚2厘米[52]（图3-2）。
B型，194件。锥首未经整治。04大司空T1315H213∶1，整体扁，一端圆，未经修整，一端尖细，尖部略残，残长15.1厘米[53]（图3-3）。
乙类，93件。两端皆较尖锐，根据锥身形态分为A、B两大型。
A型，90件。锥身细长。58～61SH317②∶16，两端尖锐，体弯呈弧形，通长27厘米[54]（图3-4）。
B型，3件。锥身较A型宽短。西区M294∶1，体呈菱形，两端尖锐，通长8.3厘米[55]（图3-5）。
甲乙两类骨锥不同的形态，也是因其功用不同导致的。墓葬所出骨锥多属于甲类Aa型，如03小屯M1出土的14件骨锥，其中9件未经扰动，均嵌在椁室四壁木板缝隙上，发掘者推测其应是固定椁板所用[56]；西区M222出土6件骨锥，出土时均钉在“画幔”四角，发掘者认为是作钉用的[57]。此型骨锥锥首削平，锥身较粗，便于击打亦能承受一定的重力。从整体出土情况看，生活区出土的甲类Aa型骨锥数量远多于墓葬所出，这说明此型骨锥不单在墓葬中固定物件，在现实生活中亦用来固定物件。
甲B型骨锥整体粗糙，精细程度不及甲A型，特别是锥首未经修整，缺少供击打的承力面，可能为某种手握式工具。乙类骨锥两端尖锐，扁长而细，不可能用来固定物件，亦不能用作较强力的生产工具，可能是作剔刻之用。总体来说，我们称之为“骨锥”的器物并非只具有一种功能，殷墟先民在使用它们时，一器多用，充分发挥其工具性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
（4）骨铲
图3 殷墟骨锥骨铲主要形制
1.03小屯M1∶12 2.86～87花南H1∶3 3.04大司空T1315H213∶1 4.58～61SH317②∶16 5.西区M294∶1 6.58～61PNH28①∶3 7.84苗北T2④∶3
目前发现较少，根据制作原料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兽类下颌骨制成，58～61PNH28①∶3，中穿一圆孔，单刃，微残，通长11.7厘米[58]（图3-6）。另一类是用兽类肢骨等制成，84苗北T2④∶3，长方形，圆弧刃，通长14.2厘米[59]（图3-7）。
2.用具类
（1）骨皿
出土数量较少，侯家庄M1001出土约12件（未计残片），皆残。上部皆为浅盘，下接底座式矮足，形制似豆，根据残存痕迹可知，该类器物应皆经过涂漆。侯家庄M1001∶R7538，口径11.5厘米、底径8.1厘米、高4.48厘米[60]（图4-1）。
（2）骨觚
侯家庄M1001出土18件（未计残片），皆残，口部圆薄，下部厚方。分大小两种，表面皆雕刻四段花纹，内壁皆涂红。侯家庄M1001∶R018297，大型，残长28.2厘米、底径11.7厘米[61]（图4-2）。
（3）骨梳
出土较少。妇好墓出土1件，已残，76小屯M5∶325，梳身呈方形，两面分别刻兽面纹和三角形纹，上端有鸟形钮，下端有断齿十四枚。残高5.5厘米、宽4.1厘米[62]（图4-3）。另有北辛庄出土1件，下端有残齿九枚[63]。
（4）骨勺
妇好墓出土2件。勺部窄长下凹，细长柄。76小屯M5∶323，柄部上下端分别刻兽面纹，长14.8厘米（图4-4）。76小屯M5∶324，上端刻心形纹，长13.2厘米（图4-5）。[64]
（5）骨觽
出土甚少。长条形，柄部似鱼形，下端微曲，上有刻纹。西区M640∶9，刻几何纹，长14.4厘米[65]（图4-6）。《说文·角部》：“觽，佩角，锐耑可以解结。”从目前发现的被称为“骨觽”的器物来看，该器物两端都没有锐利的部分，似乎不太可能用来解结。“骨觽”的形制与“弭”较为相似，[66]我们不排除所谓骨觽可能是用来固定和绑缚弓弦的弓弭。
（6）骨匕
或称骨柶，数量较多，共1098件（片）[67]。其中王陵大墓所出骨匕保存较差，部分仅剩残片。可辨者大约有1035件（片），根据有无纹饰，可分为A、B两大型。
图4 殷墟骨皿形器、觚形器、梳、勺、觽
1.侯家庄M1001∶R7538 2.侯家庄M1001∶R018297 3.76小屯M5∶325 4.76小屯M5∶323 5.76小屯M5∶324 6.西区M640∶9
A型，615件。素面。76小屯M5∶1550，[68]长方形，上窄下宽，平顶弧刃，磨光，近顶端有一对穿圆孔，通长9.4厘米、宽2.7厘米（图5-1）。PNH4∶6，[69]长条状，齐头圆刃，通体磨光，呈翠绿色，通长22厘米、宽2.1厘米、厚0.2厘米（图5-2）。
B型，416件。有纹饰，分为a、b二亚型。
Ba型，2件。彩绘纹饰，皆出自侯家庄M1001。M1001∶3∶3518（1），[70]由三件碎片拼合而成，正反两面皆有彩绘红色纹饰，有蛇纹、夔纹、鱼纹、几何纹等，残长33.4厘米、最宽处4.35厘米、最厚处0.91厘米（图5-3）。
Bb型，414件。雕纹。侯家庄M1001∶R7657[71]，长条状，残，正反两面皆刻纹饰，有三角纹、夔纹、鸟纹、涡纹、鱼纹、虫纹等，残长27.05厘米（图5-4）。
素面类骨匕还有刻画符号或文字的情况，刻画文字、符号的素面骨匕出现在洹北商城时期，上刻“亚戈”二字（图5-5）。2005年安钢大墓M11出土一件素面刻辞骨匕，下端残损，上余十六字（见本书81页）。[72]雕纹骨匕也同样发现有文字，并且多是刻辞。目前发现的刻辞雕纹骨匕有四件，皆是传世品，包括现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一件虎骨骨匕、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两件“宰丰”骨匕以及一件记录商王获白兕的骨匕。[73]
刻辞骨匕的文字基本都镶嵌绿松石，内容一般都是商王田猎获得虎或兕的记录，如著名的宰丰骨匕的刻辞：“壬午，王田于麦录，隻商戠兕。王易宰丰，寝小兄，才五月，隹王六祀彡日。”（《甲骨文合集补编》11299反面）就是记录着商王在田猎时捕获戠兕，将之赏赐给宰丰的事情。
图5 骨匕型式图
1.76小屯M5∶1550 2.PNH4∶6 3.侯家庄M1001∶3∶3518（1） 4.侯家庄M1001∶R7657 5.98～99洹北花园庄T11③∶7
雕纹骨匕的纹饰面通常为三段式构图，纹样类型大致为动物纹和几何纹两种，以动物纹种类最多，而动物纹中又以龙纹、夔纹、鸟纹和蝉纹最为常见。雕纹骨匕上同一母题下的动物纹都有诸多变体，这种情况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动物纹中，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母题，也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两种动物纹。同时，在同一件雕纹骨匕上，正反面花纹的母题几乎都不一样。陈仲玉发现在龙纹及夔纹的变化程度上，雕纹骨匕远比青铜器更为复杂。[74]
用具类骨器尚有骨针、盖钮等，但出土数量不多，这里从略。
3.武器类
（1）骨镞
出土极多，总数在两万件以上，是出土数量最多的骨器。根据已公布的材料，可辨器形者不到总数四分之一，仅4544件左右。依据其形态可分为甲、乙两大类，即甲类扁形镞和乙类圆锥状镞。
甲类，扁形镞，至少4421件。根据整体形态分为A、B、C三型。
A型，至少4162件。无后锋，身、铤分界明显，根据镞身截面分为a、b、c、d、e五个亚型。
Aa型，19件。镞身截面呈三角形。97洹北花园庄T2③∶42[75]，短关，铤部较短，通长7.8厘米（图6-1）。97洹北花园庄H2：79[76]，铤部较粗，通长7.7厘米（图6-2）。仅见于中商时期。
Ab型，至少223件。镞身截面呈菱形或近似菱形。可分为二式，延续时间长，中商时期至殷墟四期皆有发现。
Ⅰ式 3件。镞身较宽，铤部较粗。97洹北花园庄H12∶43[77]，圆锥状粗铤，通长8.1厘米（图6-3）。
Ⅱ式 至少220件。窄身，细铤。10～11刘家庄北M220∶7[78]，前锋残，铤细长，残长10.3厘米（图6-4）。
器形演变：镞身由宽变窄，铤部由粗变细。
Ac型，2320件。镞身截面呈椭圆形或近椭圆形。侯M1002∶R8575[79]，镞身较窄，铤部细长，通长10.61厘米（图6-5）。见于殷墟一、二、三期，绝大多数出于侯家庄M1002、M1003两座墓葬。
Ad型，1600余件。镞身一面弧形，一面较平缓。侯M1001∶图版165-1[80]，整体细长，镞身较窄，铤部较长，通长10.1厘米（图6-6）。绝大多数见于侯家庄M1001。
Ae型，5件。镞身截面呈不规则形。西区M93∶23[81]，平头，镞身呈扁长条形，铤部较粗，通长10.8厘米（图6-7）。仅出于西区M93。
B型，166件。无后锋，镞身与铤无明显分界。根据镞身截面形态分为a、b、c、d四个亚型。
Ba型，129件。镞身截面呈三角形。可分为二式。
Ⅰ式 128件。铤部较粗。小屯南组M232∶R21581[82]，铤较长，通长8.4厘米（图6-8）。多见于殷墟一、二期。
Ⅱ式 1件。铤部较细。侯M1003∶R8597∶2[83]，铤较Ⅰ式细，通长9.3厘米、铤长3.0厘米（图6-9）。
Bb型，5件。镞身截面菱形。可分为二式。
Ⅰ式 1件。铤部较粗。98～99洹北花园庄H17∶7[84]，镞身较宽，铤部粗短，通长9.5厘米（图6-10）。
Ⅱ式 4件。铤部较细。苗圃PNT207③A∶2[85]，镞身较窄，铤部细长，通长11.6厘米（图6-11）。
器形演变：镞身由宽变窄，铤部由粗变细。
Bc型，7件。镞身一面较突，一面较平缓。可分二式。
Ⅰ式 2件。铤部粗短。小屯南组M232∶R21582[86]，镞身宽扁，铤部较粗，残长8.0厘米（图6-12）。
Ⅱ式 5件。铤部细长。84苗北H14∶3[87]，镞身较窄，铤部较细，通长7.15厘米（图6-13）。
Bd型，25件。镞身扁平。98～99恒北花园庄T4③∶9[88]，镞身扁平，铤部不明显，通长8.5厘米（图6-14）。多见于中商时期至殷墟一、二期。
C型，93件。双翼近似燕尾形，有后锋，根据叶、脊形态分为a、b、c、d、e五个亚型。
Ca型，17件。宽叶，中脊截面呈圆形，分为二式。
Ⅰ式 7件。双翼扁平，后锋尖锐，铤部较细。侯M1001∶R5336[89]，镞身瘦长，通长7.5厘米（图6-15）。仅见于侯家庄M1001。
Ⅱ式 10件。镞身较宽，铤部较粗。西区M122∶4[90]，前锋尖锐，中脊延伸至铤部，通长4.7厘米（图6-16）。多见于殷墟四期。
器形演变：镞身变宽，双翼内收，铤部由细变粗。
Cb型，33件。宽叶，镞身截面呈菱形或近似菱形，分为二式。
Ⅰ式 4件。长铤。04大司空M5∶9[91]，长铤，通长7.2厘米、铤长4.1厘米（图6-17）。多见于殷墟三期
Ⅱ式 29件。04大司空M412∶31[92]，短铤，通长4.7厘米、铤长1.6厘米（图5-18）。多见于殷墟四期。
器形演变：铤部由长变短。
Cc型，41件。窄叶，截面呈菱形或近似菱形，分为二式。见于殷墟二、三、四期
Ⅰ式 30件。后锋尖锐，铤部细长。侯M1001∶R5331[93]，镞身窄，铤较长，通长6.41厘米（图6-19）。
Ⅱ式 11件。镞身下折，与前锋形成三角形，铤部后端较细。郭家庄M172∶6[94]，前锋状近三角形，通长5.7厘米（图6-20）。
器形演变：前锋下折成三角形，增加锋部面积，翼向内收缩，铤尾变尖。
Cd型，1件。镞身截面为三角形。侯M1004∶R14264[95]，残缺，铤部较宽，通长4.65厘米（图6-21）。
Ce型，1件。双翼后伸呈长条状。苗圃GNT2④∶44[96]，镞身截面为椭圆形，铤部较长，通长5.0厘米（图6-22）。
乙类，123件。圆锥状镞，根据整体形态分为A、B二型。
A型，115件。镞身呈圆柱状，身与铤无明显分界。根据前锋形态分为a、b两个亚型。
Aa型，90件。前锋呈圆锥状，可分为二式。
Ⅰ式 50件。前锋较钝。91后冈M12∶022[97]，通长8.8厘米（图6-23）。多见于殷墟二、三期。
Ⅱ式 40件。前锋锐利。西区M121∶6[98]，通长5.1厘米（图6-24）。多见于殷墟四期。
器形演变：前锋由钝变尖。
Ab型，25件。前锋圆钝。04大司空T0625④∶6[99]，铤部细长，通长7.9厘米、铤长2.5厘米（图6-25）。
B型，8件。整体呈圆锥状，前端平齐。01花东M54∶391[100]，前端打磨光滑，后端粗糙，通长5.56厘米（图6-26）。
从整体情况看，殷墟骨镞外形虽然较为多样，但数量最多的几种类型却保持着极为稳定的形态。如数量最多的甲Ac型从殷墟一期延续至殷墟三期，基本没有变化。少部分能看出演变迹象的骨镞，镞身和铤部的变化关系紧密：镞身变窄，则铤部变细；镞身变宽，则铤部变粗。总体上说，镞身变窄、铤部变细还是主流的演变形式。
形态稳定的情况不仅出现在骨镞上，而且也出现在铜镞上。究其原因，可能与镞类器物本身的性质有关——当它们能有效充当远射工具时，它们的形态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状态。将殷墟骨镞和铜镞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数量较少的甲C型骨镞与殷墟铜镞较为近似，过去就有学者将这一类骨镞称作“仿铜镞”，是合适的。
4.装饰品类
（1）骨笄
图6 殷墟骨镞主要型制
1.97洹北花园庄T2③∶42 2.97洹北花园庄H2∶79 3.97洹北花园庄H12∶43 4.10～11刘家庄北M220∶7 5.侯M1002∶R8575 6.侯M1001∶图版165-1 7.西区M93∶23 8.小屯南组M232∶R21581 9.侯M1003∶R8597∶2 10.98～99洹北花园庄H17∶7 11.苗圃PNT207③A∶2 12.小屯南组M232∶R21582 13.84苗北H14∶3 14.98～99洹北花园庄T4③∶9 15.侯M1001∶R5336 16.西区M122∶4 17.04大司空M5∶9 18.04大司空M412∶31 19.侯M1001∶R5331 20.郭家庄M172∶6 21.侯M1004∶R14264 22.苗圃GNT2④∶44 23.91后冈M12∶022 24.西区M121∶6 25.04大司空T0625④∶6 26.01花东M54∶391
据已发表资料统计，目前有2131件，其中1269件可辨器形。根据笄首形态，可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六大类。
甲类，大约206件。笄首未经修饰，根据整体形态可分为A、B、C三大型。
A型，7件。笄首宽平，略呈亚腰状。97洹北花园庄G4∶69[101]，笄身粗糙，通长11.8厘米、直径0.5厘米（图7-1）。见于中商时期至殷墟一期。
B型，183件。笄首较A型窄。98～99洹北花园庄M14∶16[102]，磨制光滑，通长9.7厘米、直径0.5厘米（见图7-2）。延续时间长，中商时期至殷墟四期皆有。
C型，5件。笄首粗宽，未经整治。郭家庄M160∶247[103]，尖部残缺，上粗下细，黄褐色，笄身截面略呈梯形，残长8.3厘米、顶宽1.4厘米（图7-3）。
乙类，418件。笄首呈盖状顶，根据整体形态分为A、B、C、D四大型。
A型，120件。平顶，根据顶部形态分为a、b二亚型。
Aa型，69件。单层。82苗北T2③∶3[104]，整体呈钉状，笄首呈盘状，通长8.7厘米（图7-4）。延续时间长，见于中商时期至殷墟三期。
Ab型，51件。双层，即“干字形”。GT102③∶2[105]，尖部圆钝，通长11.7厘米、直径0.6厘米（图7-5）。多见于殷墟二、三期。
B型，107件。凸顶，根据顶部形态分为a、b二亚型。
Ba型，3件。单层。侯家庄M1001∶R4012[106]，顶盖如球形，顶面中突如菌顶形，表面磨光，上刻阴线涡纹，短圆柱茎杆。通长1.76厘米、盖径1.84厘米（图7-6）。
Bb型，104件。双层。75小屯M5∶130[107]，笄首呈双层圆盖状，上层椭圆微鼓，下层略呈圆形，笄杆细长，尖部锐利，通长17.5厘米、直径0.5厘米（图7-7）。见于殷墟一至四期。
C型，38件。锥顶形。西区M854∶5[108]，细长条，圆锥形帽，尖部弯曲，通长21.8厘米（图7-8）。见于殷墟一至四期。
D型，153件。插帽活杆形。笄帽与笄杆分别制成，笄帽多呈锥形顶，底部挖有圆孔，笄杆顶部有一横穿。KT4③A∶10[109]，笄帽底部有圆孔，圆孔两侧有一对小洞，笄杆上端有一横穿（图7-9）。该型骨笄出土时多帽身分离，多见于殷墟二、三、四期。
丙类，96件。方形笄首。根据笄首形态分为A、B两大型。
A型，93件。方牌形。根据笄首装饰分为a、b、c三个亚型。
Aa型，6件。素面笄首。PNH239∶2[110]，笄首呈梯形，笄杆呈圆锥形，通长11.7厘米、直径0.6厘米（图7-10）。
Ab型，84件。笄首刻阴线。76小屯M5∶114[111]，笄身磨光，头部略呈扁平梯形，下侧有对称小缺口，两面刻有阴线纹，笄杆细长，通长13.4厘米、头高1.4厘米、直径0.4厘米（图7-11）。多数出于妇好墓。
Ac型，3件。镂空笄首。侯家庄M1217∶R586[112]，笄首呈梯形，有四穿，两边各钻二半圆孔，笄杆下端残缺，残长11.01厘米、直径0.6厘米（图7-12）。
图7 甲、乙、丙类骨笄型式图
1.97洹北花园庄G4∶69 2.98～99洹北花园庄M14∶16 3.郭家庄M160∶247 4.82苗北T2③∶3 5.GT102③∶2 6.侯家庄M1001∶R4012 7.76小屯M5∶130 8.西区M854∶5 9.KT4③A∶10 10.PNH239∶2 11.76小屯M5∶114 12.侯家庄M1217∶R586 13.76小屯M5∶37
B型，3件。四阿屋顶状。76小屯M5∶37[113]，笄身磨光，笄首四面刻出浅框，镶嵌绿松石，笄杆细长，通长16.1厘米、直径0.4厘米（图7-13）。3件均出于妇好墓，另2件笄首为孔雀石制成。
丁类，522件。动物形，根据不同动物造型分为A、B、C、D、E五大型。
A型，406件。冠状鸟体形，根据鸟冠形态分为a、b、c三亚型。
Aa型，3件。叉状冠。98～99洹北花园庄东T3③∶21[114]，笄首呈火炬状冠凤鸟，鸟身简化，下连笄杆，残长12.6厘米、直径0.5厘米（图8-1）。98～99洹北花园庄东T2④ ∶9[115]，笄首凤鸟写实，高冠分叉，冠后下垂，鸟眼、嘴、翅形象生动，下连笄杆，残长6.8厘米、直径0.5厘米（图8-2）。84苗北H17∶5[116]，笄首呈站凤鸟，高冠分叉，鸟嘴张开，有尾，下连笄杆，残长7.1厘米（图8-3）。
Ab型，399件。齿状冠。76小屯M5∶111[117]，笄首呈凤鸟状，鸟头有齿状羽毛，嘴微张，眼、尾清晰可见，通长13.7厘米、直径0.5厘米（图8-4）。见于殷墟一、二、三期。
Ac型，4件。锥状冠。侯家庄M1217∶R570[118]，笄身磨光，笄首呈锥状冠凤鸟形，鸟眼、嘴、翅、尾清晰可见，尾部上下分叉，鸟体下有一“王”字形横座，笄杆细长，残长21.8厘米、直径0.49厘米（图8-5）。
B型，55件。简化鸟体形，根据笄首形态分为a、b二亚型。
Ba型，52件。平首。GH202∶15[119]，笄首近方形，两侧边缘刻有缺口，状似简化凤鸟，通长12.5厘米、直径0.7厘米（图8-6）。见于殷墟二、三、四期。
Bb型，3件。无首。76小屯M5∶184[120]，尖喙圆眼，鸟身下有一梯形方座，尾残，尖部残，残长15.3厘米、直径0.6厘米（图8-7）。
C型，49件。夔形。76小屯M5∶102[121]，夔做倒立形，张口露齿，臣字目，身、尾周边刻锯齿形棱，棱上钻有排列均匀圆孔，笄杆自夔口而出，通长22厘米、直径0.5厘米（图8-8）。绝大多数见于殷墟二期。
D型，11件。鸡冠形。PNT220③∶6[122]，笄首宽平，耸如鸡冠，两侧边缘刻大小不等缺口，两面饰交错阴线纹，尖微残，残长10.6厘米、直径0.6厘米（图8-9）。
E型，1件。蝎形。侯家庄M1001∶R4001[123]，笄首呈蝎子状，蝎头向前，两侧各伸出一钳绕于头顶，蝎尾延伸成笄杆，钳部饰云雷纹，蝎身饰网格纹，背面阳刻六爪，残长5.8厘米（图8-10）。
戊类，约24件。笄首呈几何形，根据形态不同分为A、B两大型。
A型，21件。羊字形。86～87花南H30∶1[124]，平顶，顶端中部有一缺口，左右两侧有三对称缺口，似锯齿状，尖部残，残长9.9厘米、直径0.7厘米（图8-11）。
B型，2件。不规则形。侯家庄M1002∶R578[125]，磨光，笄首呈六层塔状，最顶层呈倒置梯形状，残长6.91厘米、直径0.6厘米（图8-12）。侯家庄M1002∶R15924，磨光，笄首顶端呈倒置梯形状，中间略鼓，通长3.6厘米、直径0.4厘米（图8-13）。
己类，4件。骨环笄杆组合类。SM116∶1[126]，磨光，顶端扁薄，近首端套有两枚骨环，上下相对，通长19.5厘米（图8-14）。
图8 丁、戊、己类骨笄型式图
1.98～99洹北花园庄东T3③∶21 2.98～99洹北花园庄东T2④∶9 3.84苗北H17∶5 4.76小屯M5∶111 5.侯家庄M1217∶R570 6.GH202∶15 7.76小屯M5∶184 8.76小屯M5∶102 9.PNT220③∶6 10.侯家庄M1001∶R4001 11.86～87花南H30∶1 12.侯家庄M1002∶R578 13.侯家庄M1002∶R15924 14.SM116∶1
从出土情况看，骨笄在墓葬和生活区的出土比例相当，这从侧面反映了殷人在生活中对骨笄是有需求的。然而对比生活区和墓葬出土的骨笄类型，可以清晰地看出对骨笄的使用亦有等级之分。以《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地层、灰坑内所出骨笄为例，发掘所得763件骨笄，可辨式别的有275件。这275件骨笄没有一件是上述夔形和冠状鸟形骨笄，占据较大比例的是甲类骨笄（即圆锥状）、乙类D型插帽活杆形骨笄和丁类B型简化鸟体形骨笄，而殷墟殉人头上佩戴的正是基本来自这三种类型骨笄。由此可见，从实用性功能角度来说，骨笄可以用来束发，是一种有较大需求量的必需品；从象征性功能来看，制作精美的骨笄只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在一般生活区基本未见同类骨笄，因此它又是一种具有等级性的威望品。
装饰品类骨器还有骨珠、骨环、骨牌饰等，出土数量不多，这里从略。
5.骨雕、乐器、杂类
图9 殷墟骨蛙、骨人、骨虎、乐器
1.05文源绿岛M5∶37 2.76小屯M5∶81 3.76小屯M5∶1575 4.76小屯M5∶49 5.侯家庄M1001∶R11005 6.侯家庄M1001∶R4017 7.侯家庄M1001∶R4019 8.84西区M1713∶59 9.侯家庄M1001∶R7549
殷墟还有少数骨制艺术品，如骨雕、乐器。骨雕主要有人、虎、蛙、鸟等形象，其中骨蛙数量最多，一共7件，妇好墓出土5件，05文源绿岛M5∶37出土2件。[127]七件骨蛙均为圆雕，蛙眼内镶嵌绿松石[128]，形象生动逼真（图9-1、9-2）。骨人、骨虎各一件，均出土自妇好墓。骨人，黑色，椭长脸，左侧残损，大鼻长耳，张口圆眼，眼内镶嵌绿松石，残高2.4厘米[129]（图9-3）。骨虎，昂首竖耳，四肢前屈，长尾上卷，身体镶嵌绿松石，长5.2厘米、高2.2厘米[130]（图9-4）。乐器，仅发现一件骨埙，出自侯家庄M1001，深棕色，形状、结构如陶埙，体腔中空，上端有一吹孔，体一面两孔，一面三孔，体表刻臣字目兽面纹，额间有菱纹，底部中心刻有“右”字，通长5.3厘米、腹最大径2.8厘米[131]（图9-5）。
除此之外，殷墟还有包括骨泡、骨凹形器[132]在内的数量不多、用途不明的骨器。从大小、形制来看，这类骨器应该是某类器物的附件。以骨泡为例，相当一部分都雕刻涡纹、镶嵌绿松石，花东M54的发掘者即推测该墓所出骨泡可能是木器或漆器的镶嵌物。[133]
（二）角器
角器发现较少，基本都是鹿角制成。器类、形制多与骨器相似，但也有较为独特的器类，如挂钩、钮柄、棒槌形器和铃舌等。挂钩和钮柄可能也是某种器物的构件，多出自侯家庄M1001，可惜已严重残损。棒槌形器用途不明，M1001出土的一件一端刻有“亚雀”二字，阴文，“雀”字半残损。
（三）牙器
主要是兽牙器和象牙器。兽牙器主要是猪牙制成的嵌片，总数在1000片以上，形状各异，有狭长条形、角形、长方形、圆形等，一般用以镶嵌漆木器、车马器以及甲胄等，厚度在0.2～0.75厘米。[134]
象牙器多出自大中型墓，以王陵大墓出土最多，器形有鸮尊、盌形器、杯、笄、梳、筒、底座、柄形器、嵌片、钮、牙雕等。但多已残损严重，少数经过复原，可知原器物制作之精美、工艺之繁复。以下以鸮尊和象牙杯为例，作一简要介绍。
鸮尊，1件，出土于侯家庄M1003∶3∶3968。作站立状，垂尾，颈为器口，腹两侧有贯耳。器身雕蛇形纹，镶嵌绿松石，器口最长约8.5厘米（图10-1）。[135]
象牙杯，3件，出土于妇好墓。经复原后，器形较为完整。76M5∶99，带流虎鋬杯，杯身略呈筒形，上端有流，利用象牙根端制成。通体雕刻精细花纹，主纹浮于底纹上，纹饰主要有鸟纹、夔纹、兽面纹、三角纹和云雷纹，杯鋬上端雕成兽面形，下端为一立体的虎，头微昂，四肢前屈，呈行走状。杯身高42厘米、流长13厘米（图10-2）。[136]
图10 殷墟象牙鸮尊、带流虎鋬杯、夔鋬杯
1.侯家庄M1003∶3∶3968 2.76M5∶99 3.76M5∶101
另两件为夔鋬杯（76M5∶100、76M5∶101），成对，杯身似觚，侈口薄唇，中腰微束。通体雕刻花纹四段，有兽面纹、夔纹和大三角纹，兽面纹的眼、眉、鼻都镶嵌绿松石，各段花纹之间用一周或三周绿松石带隔开。鋬作夔形，上端两面雕鸟形，背面中段雕一兽面和一突起的兽头，并在相应部分镶嵌绿松石，杯身高分别为30.5厘米和30.3厘米（图10-3）。[137]
（四）蚌器（附贝）[138]
殷墟出土的蚌器大致可分为实用器和非实用器，总数在数百件左右。以下择其主要进行介绍。
实用器可分为生产工具和用具，种类包括刀、镰、铲、、锯、颜料器和纺轮等。多出自于生活区，极少出现在墓葬中。蚌镰的出土数量多于石镰，在制作上也比石镰简单，应该是当时主要的收割工具。目前发现有两件，一件（小屯北地F10∶2）呈长条三角形，前端微翘，后端有圆銎，可安柄。长3.4厘米，这可能是一件仿铜的蚌制品（图11-1）。[139]
非实用器包括可能作为“弄器”的戈和镞以及装饰品。蚌戈，小屯北地F10∶3，直内有胡，前锋稍残，柄作棍状，下端呈锥形，柄长7.7厘米（图11-2）。[140]装饰品类包括鱼、蛙、兽、贝等形象和柄形饰、蚌泡、葵形蚌饰等。从形制和出土情况看，这些蚌制装饰品一般用以镶嵌器物和佩戴。
附：贝
殷墟发现的贝主要有三种，包括货贝（包括其幼体）、大贝和阿拉伯绶贝。其中货贝数量极多，剩余两种较少见。此外还有海螺、文蛤、蛤蜊壳等。
图11 蚌、蚌戈
1.小屯北地F10∶2 2.小屯北地F10∶3
货贝表面呈瓷白色或淡黄色，背部多钻有一孔，可能用来穿系。货贝大量出土于墓葬中，少数车马坑和祭祀坑也有出土，生活区则极少见。随葬货贝的墓葬又可分为大量随葬和少量随葬两种情况，前者如妇好墓共出土贝6880多枚，[141]后者则多出自小型墓，或置于口中作为“琀”，或置于口中和握于手中，或置于口中和放在足端。殷墟甲骨文、金文中有“赐贝”、“赏贝”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贝应是当时的货币。据此可知，墓葬中随葬贝的多寡应该是地位和财富的差别所致。除了货币功能外，贝应该也是装饰品，后冈圆祭坑就有成串的贝佩戴在殉人身上。殉人应该是未经历丧葬仪式而直接杀殉的，能反映正常生活的状态。另外，车马坑中的贝应该是作为车马装饰品而被埋葬的。
据鉴定，货贝分布在中国台湾、海南、西沙以及阿曼湾、南非的阿果湾等地。可见，殷墟的货贝应该都是从东南和南方沿海一带输入的。
四 结语
由上可知，殷墟的甲骨及骨角牙器的发现、出土可以科学考古发掘为标准分为两大阶段。在近120年的时间内，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及骨角牙器。甲骨对于复原晚商乃至整个商代的整体面貌的重要性毋庸多言，成果亦丰富突出。而殷墟骨角牙器及制骨遗存的研究却长期被忽视，只有极少的成果，整体来说亦不够深入。从考古发掘来看，骨角牙器是先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物，因此，它们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希望通过对殷墟骨角牙制器物的初步论述，能对殷墟骨角牙器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陈翔，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2] 马萧林：《关于中国骨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
[3] 李学勤：《青铜器入门》，紫禁城出版社，2013。
[4] 龟灵崇拜目前最早发现于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贾湖遗址，卜骨目前最早发现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傅家门遗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139页、第3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 关于物质的两重属性，参见Jacques Maquet，Object as Instruments，Object as Signs，in Steven Lubar and W.David Kingery，eds，History from Things：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pp.30～40，Washington：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93.
[6]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页，中华书局，1988。
[7] 关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情况还可参考：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8]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页，中华书局，1988。
[9] 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第2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0]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650页，中华书局，1988。
[11] 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第28～3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 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3] 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第52～5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4] 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六册），台湾大通书局，1968～1977。
[15] 内田纯子：《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出土雕花骨器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四分，2013。
[16] 梁思永、高去寻：a.《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b.《侯家庄·第三本·第1002号大墓》，1965；c.《侯家庄·第四本·第1003号大墓》，1967；d.《侯家庄·第五本·第1004号大墓》，1970。
[17] a.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第1217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侯家庄·第七本·第1500号大墓》，1974；《侯家庄·第八本·第1550号大墓》，1976；b. 梁思永、高去寻、石璋如、刘秀文：《侯家庄·第九本·M1129、M1400、M1443大墓》，1996。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20]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
[24] 李志鹏、何毓灵、江雨德：《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考古》2015年第8期。
[26] 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7] 相关讨论可参考马萧林：《关于中国骨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
[28] 梅原末治：《河南安阳发见の遗物》，《东方学报》（7），1936。
[29] Max Loehr，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pp.42～53，1953（7）.
[30] 李济：a.《笄形八类及其纹饰之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1959；收入氏著《李济文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76～438页；b. Anyang，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8. 中译本见《安阳》，李光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1] 吕承瑞：a.《殷墟骨柶的研究》，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65；b.《殷墟骨柶形制之分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65年第25、26期。
[32] 陈仲玉：a.《殷代骨器中的龙形图案之分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三分，1969；b.《殷墟骨柶上的装饰艺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三分，1995。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34] 徐良高：《略论中国古代骨角牙蚌器》，《文博》1994年第1期。
[35] 难波（内田）纯子：a.《殷墟出土のいわゆる骨柶について》（上）、（下），《古代文化》47.9：25-35；47.12：40-42；b.《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出土雕花骨器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四分，2013。
[36] Wang Yin，Rank and Gender in Bone Art at the Late Shang Center at Anyang（Chin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00.
[37] 孟宪武、谢世平：《殷商制骨》，《殷都学刊》2006年第3期。
[38] 李志鹏、何毓灵、江雨德：《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
[39] 陈翔：《殷墟出土骨器类型及功能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40] 分类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05～206页，文物出版社，1980。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217页，科学出版社，2007。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2页，文物出版社，1987。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2页，文物出版社，1987。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2页，文物出版社，1987。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2页，文物出版社，1987。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3页，文物出版社，1987。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3页，文物出版社，1987。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3页，文物出版社，1987。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3页，文物出版社，1987。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9期。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191～192页，文物出版社，2014。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87。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9期。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4页，文物出版社，1987。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6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册）第261～262页，图版壹玖玖，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61]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册）第269页，图版贰零六，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62]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06页，文物出版社，1980；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图二五〇，1，科学出版社，1994。
[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87页，科学出版社，1994。
[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87页，图二四八，4、5，科学出版社，1994。
[6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66] 相关讨论可参考黄铭崇《弓末器及相关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卷第四期，2003。
[67] 侯家庄M1567（即“假大墓”）出土443件骨匕，但该墓材料尚未发表，因此未纳入本文统计。M1567骨匕出土情况，见陈仲玉《殷墟骨柶上的装饰艺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1995。
[6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06～207页，文物出版社，1987。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87。
[7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第283～285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1]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第293页，图版贰壹捌，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2] 刘忠伏、孔德铭：《安阳殷墟殷代大墓及车马坑》，《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59～60页，文物出版社，2006。此件骨匕已收入本书。
[73] 相关情况参见《甲骨文殷商史研究》第12～1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74] 陈仲玉：《殷墟骨柶上的装饰艺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1995。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7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79]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第78页，图版伍贰，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8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82] 石璋如：《小屯·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葬补遗》第6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
[83]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
[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
[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86] 石璋如：《小屯·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葬补遗》第63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
[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2期。
[8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
[89]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第20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9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9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387页，文物出版社，2014。
[9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387页，文物出版社，2014。
[93]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第208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第6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95]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第10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
[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6～187页，文物出版社，1987。
[9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9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387页，文物出版社，2014。
[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216～217页，科学出版社，2007。
[1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10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
[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第12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10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9～190页，文物出版社，1987。
[106]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第228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0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0～214页，文物出版社，1980。
[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0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9页，文物出版社，1987。
[1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9～191页，文物出版社，1987。
[1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2～213页，文物出版社，1980。
[112]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第1217号大墓》第86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
[1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2页，文物出版社，1980。
[1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
[1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
[1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1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0页，文物出版社，1980。
[118]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第1217号大墓》第8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
[1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89页，文物出版社，1987。
[1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0页，文物出版社，1980。
[1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0页，文物出版社，1980。
[1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91页，文物出版社，1987。
[123]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第234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125]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第9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1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57页，文物出版社，1987。
[127]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第58页，科学出版社，2011。
[128] 文源绿岛M5两件绿松石脱落。
[1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4页，文物出版社，1980。
[1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4页，文物出版社，1980。
[131]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第22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32] 骨凹形器在以往的考古报告、简报中，多称为“骨卡子”、“骨扳子”，有少数简报称之为“骨凹形器”，我们认为这个名称较为合适。
[1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93页，科学出版社，2007。
[1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98页，科学出版社，1994。
[135]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第97页，图版柒肆，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
[1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7页，文物出版社，1980。
[137]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15～217页，文物出版社，1980；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96～397页，科学出版社，2007。
[1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98～403页，科学出版社，1994。
[1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1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1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98～403页，科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