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天津义演活动

天津地处渤海之滨，近代以来一直是传统文化较为活跃的地区，开埠之后，艺人逐步接受了外来慈善理念的影响，音乐文化活动与慈善爱心相结合，使得该地成为义演活动集中的地区。民初天津义演所获募捐，主要用于赈助救灾、济贫助学、支持爱国运动等方面。《益世报》对此刊载大量消息和报道，可据此对当时天津义演情况进行初步考察和分析。

一 赈助救灾义演

由于近代中国灾害频发，给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赈灾义演逐步出现，并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往往能取得较为及时的募捐收获。

1917年夏季，中国华北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但当时政府无力赈灾，难民生活于困苦之中，天津社会各界纷纷发起募捐赈灾活动。由广东商界组成的音乐会，发出“筹演义务戏助赈”的号召，约集“唐山、南口、张家口各旅北粤人来津，协同组织”义演活动。义务戏于9月3日在广东会馆上演，“到座者千数百人，津邑人士到场观光者亦不乏人，池子厢房均无空座”，“是夕，各员排演各尽其技，做工唱情大有可观，鼓掌之声时如雷声”。[103]从当日报道所见，此场演出不仅观戏者热情踊跃，演艺者技艺高超，工商人士也热情赞助，义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1921年11月12日晚，南开学校苏浙鲁皖籍学举办游艺会，为赈济四省严重水灾募捐，还有众多的来宾前往参加。精心的策划和精彩的表演，打动了观看者的心灵，“台下挥泪者颇众”，引发出人们济危解难的行动。“有赵太太首场捐洋五元……又有十余位慈善家，慨解仁囊”。[104]义演活动能够得到社会人士广泛热情的支持，既与赈灾义演活动的主题有关，也与义演活动中精彩纷呈的表演剧目和生动感人的艺术效果有着重大关系。

1922年，天津戏剧界为赈济浙江出现的水灾，于12月30日起，在南市荣业大街主和楼戏院连续上演义务戏，“戏有九幕之多，扮演者多为京津著名清客串”，其中名角李吉瑞，“演其最得意之《独木关》，尤为筹赈诸公所欢迎”。[105]此次义务戏集京津众多名角为一堂，显示出惯常义务戏“名角荟萃”的特点，在平时的商业演出中，这种情形则不多见。义演能对社会形成影响，为赈济灾民募集更多的资金，名角的号召力确实不可忽视。

二 济贫助学义演

民初天津的义演活动，社会贫弱困苦者也为其筹资救助的对象。新新新剧社是天津一家艺术团体，在为募集“救济恤嫠善款”的活动中非常尽力。该剧社于1915年年末，“假鼓楼南广东会馆内开演，所行票价，除本剧正开挑费外，均归善堂”。[106]义演“特邀著名技师作各样布景，凡露台、殿阁、舟车、花卉、树木，风、云、电、雪、霜、露、雾、雨，星斗、日月、山水、鸟兽等物无不精致，彩画具肖，演述各剧，其苦、乐、哀、惊，形容各尽其态，洵属促社会之进化，警醒世能之良剧也”。不仅如此，剧社还将义演提至道德教育的高度，宣扬其追求的阐发社会教育，鼓励人民道德的目的。在当时，勇于社会担当已成为部分艺人艺术生活中一种积极健康的价值追求。他们将助贫义演作为传递社会良知和弘扬文明风尚的一种社会责任，反映出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传承，也是社会文明与道德发展与进步的一种体现。

从这项义演的工作中还以看到，剧社特邀著名设计师，为演出制作各样布景，以及对剧目的精到设计与排演，说明当时剧社不仅具有较高的演出水平，其演出的剧目为自编“新剧”，也与之前义演多为传统戏剧有了较大的不同，义演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在这一时期，天津的义演活动也为教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中国学校教育在近代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然而由于国家的贫弱，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十分有限，办学的困难局面显而易见。因此，通过义演活动筹集资金推进社会办学，成为民国初年义演募捐的新方向。

1923年，天津晨钟社为募集办学资金，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义演活动——游艺会，演出的节目不仅“有幻术、音乐、相声、双簧、唱歌、二簧、电光棒”，还有“由社员扮演笑剧、新剧”等。[107]不仅形式新颖，而且种类繁多，这些都成为吸引观众的亮点。另外报纸还告知，游艺会的票价为“大洋三角”，这样的票价比起一般名角的戏剧演出，着实不高，但也因此可以招徕较多的社会关注。与此同时，多样的内容和轻快的特点还推动了多种艺术形式在社会民众中的推广。

另外，还有女星社为补充该社第一实习学校经费不足，“特请同志新剧社”等演剧募捐，“所演剧目为《一念差》，与《新闻记者》两出，尚有唱歌、火棒、双簧等以助雅兴”。[108]

从这些报道中可见，对于义演募款支持办学的活动，此时社会上已出现有多种形式和途径：举办者既有民间团体，也有民办的学校；表演者既有剧社的专业演艺人员担任，也有社会团体中票友参与；义演的方式既有经过精心排练的戏曲剧目，也有游艺会的娱乐说唱等。此外，两场演出过程中还都穿插一些逗乐搞笑的噱头，用以“助雅兴”，显然是为了活跃气氛，愉悦观众心情，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活动和捐款助资。

三 爱国募捐义演

首先，义演募捐有用以帮助国家偿还债款、支持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一般称为“国民捐”。当时的“国民捐”被认为是一种爱国热情的体现，这固然与当时“国家思想”之思潮在社会中的流传有关，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欺侮和掠夺，广大民众企盼国家摆脱贫弱受辱境地，尽快强盛起来的情绪反映。1920年8月，天津第六、第九、第二十四国民学校三所学校师生，为募集“国民捐”连续两天举办义演，募捐目的是“表爱国热忱”，演出的形式为“儿童文明戏”。一般来讲，“文明戏”是指由西方传来的话剧演出，当时在中国还属于不很普及的新剧种。少年学生参与表演“文明戏”的现象，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教育的发展与进步，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变化会较快地对少年儿童产生影响。“文明戏”不仅在社会上产生效应，也成为少年学生能够接受并且喜爱参与的艺术活动。新的艺术形式进入民众的视野，进入学生的学习生活，新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大城市逐步开始发展。

其次，声援爱国运动的义演募捐。1925年发生在上海和粤港两地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是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天津各界民众广泛开展声援活动，同时也以义演筹资的形式参与活动。“津埠著名票友刘叔度、王君宜、王子光、孙洪伊等，以此次上海英捕惨杀同胞，以致激起罢业工人约有三十余万人，亟应设法筹款接济，特联合同志发起沪案筹款义务戏。约请京津名角李吉瑞、碧云霞，刘兰秋等辈，假南市大舞台演唱义务戏三日，所得票资，全数移交沪工商会查收。届时并请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莅场监视。”[109]艺术界多次组织献艺捐款活动，“本埠各游艺场，已纷纷演剧助沪”，“特二区东天仙舞台前台经理及张铭武、唐韵笙、李鹤令，邓丽峰、鲜牡丹等名角，亦拟定本星期五演义务戏一天，将所得票价，汇至上海，以资补助工人。问是日所演，均为拿手杰作，又艺曲改良社正副社长林墨青、刘恩庆，为援助上海罢业工人起见，特约全体社员王福林全班，大天一全班，乐队金保安全班，万人迷马德禄等，借西马路讲演所于闰四月三十日（星期六）、五月初一日（星期日）演艺两晚。票价每位六十枚，所售票价，统归援助沪案罢业同胞”。[110]

大学生同样为爱国义演奔忙。南开大学学生会与绅商组织合作，聚集了京津两地一大批名角，连续演出两个夜场，表演了《斩子》《连环套》《骂曹》等多个剧目，社会影响很大。令人肃然起敬的是，爱国艺人在商业演出与义务戏时间发生冲突之时，能够做到“爱国大事为先”，由北京到天津参加义演的杨宝忠、郭仲衡、王又荃等，原本要与程砚秋到“大罗天”去商业演出，但“因义务戏之故”，“大罗天乃延期”。[111]在这些心中有爱、有正义感的艺人心目中，义务戏更重一筹，这种放弃个人私利谋求民族大义的奉献精神令人称道。义演还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支持，如“华北印书馆捐印传单一万张，华新印刷局捐送三色版传单一千张。广东会馆借给会场，允元公司之捐五种报纸广告地位，益友社之予借响器，皆值得大书特书者也。最可敬者，天津名医徐维华博士及翁文澜博士，陈杏芳女大夫等，皆每日到场，以备座客有中暑者，俾资医治，实不可多得之事云”。[112]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相互支持，对于义演活动的募捐成效与良好社会影响，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天津义演将演艺与社会公益相结合，既宣传了慈爱之心，也丰富了艺术内涵，不仅有益于对贫弱困苦的社会群体实施有效的关爱与救助，更对改造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引导之势。义演活动还给艺术家们塑造全新的社会形象打造了平台。参与义演活动能使广大民众从新的角度认知艺术家的社会担当意识，从而有了更多的认可与欢迎。这种参与既能使艺术家们向观众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又能使他们因为“义演”的性质而获得良好的人格评价。义演活动的激励效应，促进艺术家们参加义演活动的积极性，这无论对广大观众欣赏精彩的艺术表演，还是在各界倡行文明善举之风，都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

（署名关心。原载《大舞台》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