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后戴高乐”总统的诞生
一 竞相提出的总统候选人
在短暂的过渡时期，法国政治生活的重心转向解决谁正式入主爱丽舍宫的问题。法国各个政治力量都为此重新调整相互关系，部署战略，力争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为夺取最高权力奋力拼搏。
多数派支持乔治·蓬皮杜为总统候选人早已在意料之中，蓬皮杜是多数派和戴派的当然领袖；他具有连续10多年治国理政的经历，其中包括6年多担任政府首脑的丰富经验；在“五月风暴”中以及在此之后，他的威信节节上升，蜚声国内外；他还同法国大资产阶级和金融界有密切的交往，得到他们的赏识和鼎力支持。何况，戴派的中坚势力早已具有“弃旧图新”的潜在意识，把蓬皮杜视为戴高乐事业的唯一继承人和戴派政权连续性的体现者。戴高乐于4月30日在给蓬皮杜的信中，也默认了这一事实，并支持他参加新总统竞选。蓬皮杜本人对总统宝座早已虎视眈眈，在戴高乐隐退后他立即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多数派的另一翼——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领袖吉瓦莱里·斯卡尔·德斯坦曾一度犹豫不决，因为他自己也想成为总统候选人，或者提出一位该党的同情者参加竞选。正如他本人所透露的那样：“从参加多数派之日起，我们的目标不是准备退出来，而是为了取代戴高乐将军。”[42]但是，由于未能获得该党多数人士的赞同，吉斯卡尔·德斯坦不得不转向戴派，于4月30日正式宣布支持蓬皮杜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样，因公民投票失败而气馁的多数派在总统选举前夕振作起来，克服了内部分歧，重结旧好，提出了多数派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左翼则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势。一些左翼政党和人士酝酿提出一个左翼总统候选人，以便同多数派的总统候选人抗衡，为此，首先必须统一左翼运动。早在1968年年底，某些左翼政党和俱乐部开始探索成立一个大社会党，并拟定在来年7月召开统一大会。但酝酿和讨论的过程颇费周折，步履十分艰难。首先，社会党害怕弗朗索瓦·密特朗占据新左翼联盟的领导职务，共和制度大会党则担心被鲸吞。双方相互猜疑，互有戒心，不能开诚布公。其次，以阿兰·萨瓦里为首的争取左翼复兴俱乐部联盟[43]和以让·波普朗为首的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小组联盟[44]这两大联盟意见相左，未能谋合。最后，社会党内部的摩勒派[45]和德费尔派[46]政见南辕北辙：前一派主张推举一位可能击败蓬皮杜的中间派总统候选人，后一派则依恋1965年流产的大联盟。社会党内部的分歧未能弥合。可见，法国左翼仍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况，不可能联合起来统一提出一个左翼总统候选人。
于是，社会党和争取左翼复兴俱乐部联盟于5月4日在阿尔福维尔召开代表大会，提名加斯东·德费尔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共和制度大会党以及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小组联盟在圣-格拉蒂安也举行代表大会，与阿尔福维尔代表大会对抗。该大会通过决议，拒绝接受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遴选。法共就“单方面的、非统一的德费尔候选人”向社会党建议挑选一个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左翼候选人，但遭到社会党的冷遇。于是，法共指定雅克·杜克洛为工人和民主力量联盟[47]的总统候选人。统一社会党决定米歇尔·罗卡尔为“社会主义”的总统候选人。一个托洛茨基派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同盟[48]推举阿兰·克里维纳为总统候选人，用来专门揭露法共所执行的“选举和议会道路”。这样，左翼政党先后提出四位总统候选人，与1965年左翼联盟提出的唯一总统候选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间政党因抵制改革的胜利、戴高乐的销声匿迹以及中间人士波埃的上台而欢欣鼓舞，图谋东山再起。它们把总统选举视为中间政党扩大组织和影响的关键。在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中，它们自然拥护阿兰·波埃。因为波埃在砍倒“橡树”[49]中功绩显赫，无可非议；他在掌权后给法国社会带来安定与和平，使其声誉节节上升。正是在中间政党、摩勒和一部分左翼人士的推动下，波埃终于做出决断，于5月12日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此外，无党派人士路易-费尔南·迪卡泰尔[50]则作为敌视“专家治国论者”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愤慨党”的总统候选人。
宪法委员会于5月16日宣布，法国各政党总共提出7名候选人参加总统角逐。
二 平淡无奇的角逐
总统选举运动的帷幕在5月中旬拉开，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披挂上阵，展开了角逐。但是，由于竞选运动不再增添新花样，舆论和新闻媒介在宣传上有气无力，总统候选人的表演缺乏戏剧性的场面，选民也丧失激情，使得这场角逐始终没有出现高潮，因而显得平淡无奇。
尽管如此，多数总统候选人仍然精心安排竞选活动，制定竞选纲领，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千方百计地拉拢选民。多数派候选人蓬皮杜在总结公民投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地提出了“连续性”和“开放性”相结合的策略。“连续性”表明他要遵循戴高乐主义、戴高乐的政治主张和原则，继续推行戴高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以便安抚和团结戴派及其传统选民。“开放性”意味着他要某种变化，对具体的政策实行某些改革，以便取悦和吸引中间派政党及其传统选民。此外，蓬皮杜还利用巡回全国的机会，举行群众集会或发表电视演说，树立个人形象，向选民许诺“今后不仅要把法国问题，而且要把法国人的问题放在心上”。多数派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干脆利索地摆出了具体的、明确的施政纲领，解决了多数选民关心的“后戴高乐主义的问题”。
中间政党总统候选人波埃采取了迥然不同的竞选策略。初期，他针对法国选民对戴高乐专权和弄权的厌恶情绪，提出要同“君权”决裂，说他一旦当选就做一个“消极的仲裁人”或“简单的仲裁人”，而不是一个“积极的仲裁人”。他在代理总统期间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好好先生”“厚道人”的形象，这种“让人放心”的仲裁人在竞选运动前和竞选运动的初期，的确赢得了不少选民的支持。然而，法国选民首要关心的毕竟不是这种表面现象和肤浅的道理，而是要了解他的政见和施政纲领，其中包括当选后同总理和政府的关系、对多数派所控制的议会的态度：例如是解散还是保留。所以，随着竞选运动的深入，选民们对波埃迟迟不拿出施政纲领表示疑虑和不安，逐渐开始背离他，从而使其支持率下降。直到5月27日，波埃终于公布了“12条施政纲领”，向选民交了底。可是，这个施政纲领实质上是“一个老好人的施舍清单”，对多数选民主要关心的问题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和暧昧的态度，避免直截了当和明确的结论，使选民不得要领。
法共总统候选人杜克洛在竞选运动中揭露“戴高乐政权为法国大资产阶级效劳的本质”，号召中下层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向垄断资产阶级猛烈地开火。他攻击他的两个主要竞选对手，说蓬皮杜和波埃的大政方针无甚差别，只不过是半斤八两。法共还特别抬出在法国享有一定威望的法共作家和诗人路易·阿拉贡，来激发工人阶级老战士、反法西斯老战士和抵抗运动老战士的热忱，以便全力为杜克洛的竞选活动制造声势。
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德费尔在竞选中使出了一个新招。他宣布一旦当选，就任命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为政府总理。在竞选运动中，后者还陪同和协助他竞选。这实质上要求选民在挑选爱丽舍宫主人的同时，还要决定马提翁大厦的主人，可谓是对第五共和国宪法独创性的运用。但是，选民提出质疑：究竟是谁参加总统竞选，德费尔还是孟戴斯·弗朗斯？选民还留下了一种印象：德费尔的竞选活动是在为法国从事的殖民战争尤其是为他的搭档在1954～1955年的印支政策开脱罪责。德费尔的竞选活动因此失去了光泽。
同前四位候选人比较，统一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米歇尔·罗卡尔、共产主义同盟总统候选人阿兰·克里维纳、“愤慨党”的总统候选人路易-费尔南·迪卡泰尔则显得无足轻重，影响甚微。
三 蓬皮杜入主爱丽舍宫
6月1日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由于法国各政党动员乏力，选民的积极性不高，致使参加投票的人数锐减，弃权人数上升并占到登记选民人数的22.41%。
在总统候选人中，蓬皮杜获得占有效票总数44.47%的选票，遥遥领先于其他总统候选人。戴派保住了它的传统选民的选票，在法国本土几乎所有省份中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尤其在法国的东部、西部、中央高原南部等右翼选民占优势的地区，蓬皮杜所得选票都超过半数。可见，戴高乐本人在法国政治舞台上虽已隐退，但戴高乐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仍有强大的影响，戴派也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实力，右翼势力仍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
波埃获得占有效票总数23.31%的选票，比民意测验的估计要低，远远落在戴派总统候选人的后面。它表明许多选民对中间派候选人开始感到失望，丧失了热情。
杜克洛所获选票占有效票总数的21.27%，比民意测验的估计要高，紧跟在波埃后面。这是因为法共在施政纲领、竞选策略、组织竞选活动等方面都要比其他左翼政党略胜一筹。
德费尔仅获得5.01%的有效票，比民意测验的估计要少得多。因为许多社会党的传统选民产生背离，大部分转向中间派总统候选人，另一部分则支持法共总统候选人。“德费尔—孟戴斯双套马车”竞选策略的失效，也意味着社会党及其总统候选人的惨痛失败。
其他几个总统候选人所得选票数均在5%以下，纷纷落选。
第一轮无结果的投票造成要在蓬皮杜和波埃之间，即右翼与中间派之间决出雌雄。这与1965年在左翼和右翼之间做选择大不相同。在第一轮投票后，迪卡泰尔号召他的选民向戴派总统候选人让票；而一向主张向中间派靠拢的德费尔自然要求他的选民支持中间派总统候选人。但是，即使加上这两位落选者的票数，蓬皮杜和波埃所得选票的总数仍未过半数。他们还必须争取其他几位落选者选民的支持。
于是，蓬皮杜和波埃展开了激烈角逐，前者特别强调“开放性”，表现出更大的和解精神。后者考虑到中间派的前途在此一举，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于6月1日声称“真正的总统选举运动将在明天开场”，他改变了竞选策略和风格，频繁地举行集会和发表电视讲话，语调咄咄逼人。他竭力地宣传他的“仲裁人”论点，坚持要恢复第五共和国以前的政治体制。民意测验机构也配合竞选活动，频频进行调查。
6月15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很快见了分晓。弃权人数占登记选民的百分比猛升到31.15%，加上空白票和废票，则达到35.57%。在2950万登记的选民中，近1000万选民宁可弃权或投空白票，也“不愿在‘鼠疫’和‘霍乱’之间进行选择”。
在有效票总数中，蓬皮杜获得58.21%，而波埃仅获得41.79%。蓬皮杜比第一轮多得近93万张选票。可见，尽管法共、统一社会党和共产主义同盟号召它们的选民弃权或投无效票，但“梯也尔先生”[51]依然从四分五裂的左翼及其选民中捞到某些好处，因为许多选民并未按它们政党的指示行事，反而投了他的票。
58岁的蓬皮杜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战胜了对手，摘取了第五共和国第三届总统的桂冠，入主爱丽舍宫。在选举期间一直隐居爱尔兰的戴高乐及时拍来电报表示祝贺。蓬皮杜的胜利说明，戴派和多数派重又获得多数法国选民的支持，它已从4月公民投票的失败中苏醒并重新振作起来了。
[1] 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法文为“la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républicains indépendants（FNRI）”。
[2] 前景和现实俱乐部法文为“les Clubs perspectives et réalités”。
[3] 安娜·努莉、米歇尔·鲁伏瓦：《搏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10页。
[4] 左翼俱乐部法文为“les Clubs de gauche”。
[5] 独立人士全国中心法文为“le Centre national des indépendants（CNI）”。
[6] 民主中心法文为“le Centre démocrate（CD）”。
[7] 让-雅克·贝克尔：《1945年以来法国政治史》（第10版），阿尔芒·科兰出版社，2011，第144页。
[8] 1968年4月25日同哲学家、作家的谈话。
[9]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法文为“le Confédération franς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
[10] 大西洋主义法文为“l’atlantisme”。
[11]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1958～196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第240页。
[12] 有关1968年“五月风暴”的书籍和文章，可查阅洛朗·若弗兰《法国的“文化大革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第322～344页，以及中共中央编译局2010年1月5日胡毅网络编辑的《2008～2009年国外关于法国五月风暴的研究文献（法文）》。
[13] 洛朗·若弗兰：《法国的“文化大革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第2页。
[14] 让-雅克·贝克尔：《1945年以来法国政治史》（第10版），阿尔芒·科兰出版社，2011，第124页。
[15] 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回忆录》（1932～1995），译林出版社，2010，第57页。
[16] 拉尔夫·朔尔：《20世纪法国社会史》，贝兰出版社，2004，第349页。
[17] 米歇尔·克罗齐埃：《被封闭的社会》，商务印书馆，1989。
[18] 阿兰·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商务印书馆，1981。
[19] 1968年“五月风暴”法文为“la Tempête de mai 1968”。
[20] 消费社会法文为“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21]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法文为“l’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UNEF）”。
[22] 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法文为“le Syndicat national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SNES）”。
[23] 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蓬皮杜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第163页。
[24] 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蓬皮杜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第167页。
[25] 将戴高乐5月30日发表的电视广播讲话比喻为戴高乐1940年的“6·18召唤”。
[26] 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三联书店，2001，第21页。
[27] 莫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斯托克出版社，1977。
[28] 洛朗·若弗兰：《法国的“文化大革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第298～299页。
[29] 洛朗·若弗兰：《法国的“文化大革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第278页。
[30] 参阅吴国庆《法国社会治理模式及其面临的新挑战》文章，载《社会治理》杂志，2015年创刊号，第140～147页。
[31] 让-雅克·贝克尔：《1945年以来的法国政治史》（第6版），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98，第120页。
[32] 让-雅克·贝克尔：《1945年以来的法国政治史》（第6版），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98，第120页。
[33] 第五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法文为“l’Union démocrates pour la Ve République（UDVe）”。
[34] 保卫共和国联盟法文为“l’Union pour la défense de la république（UDR）”。
[35] 现代民主与进步法文为“le Progrès et démocratie moderne（PDM）”。
[36] 皮埃尔·维昂松-蓬特：《戴高乐共和国的历史》（第2卷），法亚尔出版社，1971，第573页。
[37] 社会与民主左翼联盟（亦称左翼联盟）法文为“la Fédération de la gauche démocrate et socialiste（FGDS）”。
[38]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第765页。戴高乐引用阿尔方斯·都德的“瑟居安先生的山羊”的故事。瑟居安的山羊想尝尝自由，逃出了羊圈，结果被狼吃掉。
[39] 戴高乐于1968年9月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40] 戴高乐于1968年9月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41] 戴高乐广场法文为“la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42] 米歇尔·巴锡：《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大学出版社，1978，第82页。
[43] 争取左翼复兴俱乐部联盟法文为“l’Union des clubs pour le renouveau de la gauche（UCRG）”。
[44] 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小组联盟法文为“l’Union des groups et clubs socialistes（UGCS）”。
[45] 摩勒派法文为“les molletistes”。
[46] 德费尔派法文为“les defferriens”。
[47] 工人和民主力量联盟法文为“l’Union de la force démocratique et des ouvriers（UFDO）”。
[48] 共产主义同盟法文为“la Ligue communiste（LC）”。
[49] 借用法国文豪雨果的诗词，用来比喻戴高乐。
[50] 此人原为激进党中的温和派。
[51] 法共给蓬皮杜起的诨号。梯也尔于1871年2月任法国政府总理，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