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震撼法兰西和世界的“五月风暴”及其后果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第五共和国政治史中，1968年发生的震撼法兰西和世界的“五月风暴”是最激动人心的时期，也是最具有神秘色彩和被长久争议的事件。自1968年“五月风暴”平息，时至今日，法国乃至国际上都在不断地探索和分析法国发生1968年“五月风暴”的成因、事件过程的真相、事件的后果及其意义。特别是每隔20周年的五月，法国媒体，包括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均不惜篇幅刊登回忆录和评论文章，不厌其烦地采访事件的当事者，出版的书籍和文章可谓多如牛毛。[12]其观点和看法各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一些重要事件和主要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共识，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所有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社会的转型，以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巨变，但是，它们的巨变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唯独法国采取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方式，“总之，五月逃过了一切范畴，驳斥了一切先例，在一切定义之外”。[13]这与法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有关。法国于1968年发生“五月风暴”绝非偶然，它既有国际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矛盾的总爆发，更是法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大碰撞，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大盛典。
无可否认，第五共和国初期，包括戴高乐担任两届总统时期，是法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60～196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超过第四共和国1950～1959年的4.6%，也超过了联邦德国。法国外贸经常盈余，黄金储备充足。1954～1959年，按人头计算，法国民众实际税前收入增长了18%，而1960～1978年则翻了一番。在这个时期，法国民众的购买力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法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发展并不协调，特别是1964～1965年爆发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蓬皮杜政府采取紧缩计划和抑制工资过快增长，造成通货膨胀，失业人数激增，下层居民收入有所减少，贫富差距有所拉大，从而使工薪阶层特别是下层民众和失业者感到不公和不满。
在政治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对戴高乐的政治主张、他的治理方式和方法、他所推行的内外政策颇多怨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戴高乐往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对经济繁荣和社会成就沾沾自喜。他在1964年12月31日新年贺词中自豪地说：“一个婴儿从今晚诞生起直到成年的生活美好程度，将要比今天的孩子父母超过一倍。”[14]这表达了戴高乐的盲目乐观，忽视了法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包括戴高乐将军在内，没有人想到这场运动来得如此猛烈。”[15]戴高乐到1968年已经是78岁的老人，已经连续执政10年了。多数法国人认为，戴高乐在解决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造成的危机后应该退休，[16]他们对戴高乐老态龙钟和个人专断作风已经感到厌倦。
在教育领域，战后人口出生高潮一代已经大量地涌进高等学府，从1960年的25万人上升到1968年的60万人，许多新建的大学无论设施还是管理方式都不尽如人意。法国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沿袭拿破仑时代的体制，教材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又十分过时和陈旧，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年轻的学生们既反对陈腐的教育体制、教育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方法，又对未来的前途“毕业即失业”感到恐惧。特别是那些深受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影响的青年人和学生们，孕育着躁动的情绪，蓄势待发。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经济和政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法国社会不能与之相适应，从而发生了现代化与传统的碰撞，爆发了当代法国的文明危机。
第一，在法国经济和生产力高速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经济结构已经不能与之适应。例如，20世纪60年代，法国三大产业中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依然大于第三产业；在工业结构中，传统工业部门（如纺织、采矿、钢铁等）仍然大量存在；农业更是法国经济结构中最落后的部门，小土地经营和技术陈旧是法国农业的软肋。因此，在改造和淘汰传统的经济结构过程中，法国加快资本集中和垄断，淘汰夕阳工业，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加强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等举措，力图把经济结构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法国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加大了失业人口数量，1968年年初达到50万人，震动了传统的法国社会。
第二，20世纪60年代，法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物质和商品大大的丰富起来，已经从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过去法国富人的“炫耀性消费”已经成为法国的“大众消费”，商店堆积的琳琅满目的电器、汽车、时装、文化和体育用品已经成为日常消费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消费社会的诞生必然与法国民众的传统消费的心理状态，如节俭、勤勉等发生激烈碰撞。
第三，第五共和国建立了半总统半议会制，使法国政治生活焕然一新，但是，相当多的法国政党，特别是社会党、法共等左翼政党，甚至包括一些中间政党（如激进党等），都在20世纪60年代的相当长时期内对其不予认同，甚至极力抵制和反对。他们依然怀念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希望回到“万能议会制”的时代，过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还有一些阶层的民众，因对戴高乐我行我素的不满，由此及彼，认为这是由第五共和国半总统半议会制造成的，因而反对和抵制第五共和国的政治生活。
第四，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法国社会，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埃在其著作《被封闭的社会》[17]和佩雷菲特在其著作《官僚主义的弊害》[18]中所描述的，是一个传统的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保留着传统的思想、心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正在现代化的法国“新社会”发生激烈的碰撞。
总之，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传统文明与当代文明的激烈碰撞，传统的价值观与当代法国价值观的剧烈交锋，当权者的统治和管理与当代的治理和善治的严重对立，旧的习俗、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的时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尖锐冲突。
二 震撼法兰西和世界的1968年“五月风暴”[19]
1968年发生的“五月风暴”，犹如暴风骤雨，猛烈地冲击了法国社会，动摇了戴高乐和现政府的统治地位。
法国大学生在“五月风暴”中起了先锋作用。首先，法国学生对陈腐的法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极为不满，要求彻底改革。其次，他们担心“毕业即失业”，深感前途暗淡和渺茫。最后，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对西方“消费社会”[20]产生了怀疑，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已经腻透了”。
他们纷纷成立学习和研究小组，或各种政治组织（亦称批判大学），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上层建筑、文化传统大胆地提出质疑和进行猛烈抨击。青年大学生的这些行动，为“五月风暴”做了充分的舆论和思想准备。
早在1967年年底，法国学生已经开始骚动。1967年11月，巴黎西郊的楠泰尔大学文学与人文学院的学生提出改革的要求，1968年春天该学院学生接二连三地举行抗议活动。1月8日，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在楠泰尔大学视察时与好辩论的演说家、德国籍的社会学系学生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发生语言冲突。接着，该大学学生公寓的学生要求男生有权进入女生宿舍。3月18日至20日，巴黎学生举行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示威游行并袭击了美国新闻处等一些美国机构，6名学生被逮捕，其中包括1名楠泰尔文学与人文学院学生。楠泰尔文学与人文学院的学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警察发生冲突。当晚，该校部分学生在科恩-本迪特领导下，组织了“3·22运动”，占领学院的行政大楼。“3·22运动”在学生造反中起了核心的作用。鉴于楠泰尔大学校园不断发生骚动，校长决定于3月28日停课，5月2日关闭学校，由此引发了“五月风暴”。“五月风暴”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月3～13日）是学潮阶段。3日那天，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21]在巴黎大学本部索邦开会讨论“法西斯恐怖和警方镇压”问题，极右学生前来挑衅，激起了与会者的愤怒。到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的蓬皮杜在临行前，让司法部部长路易·若克斯主持马提翁大厦工作，并指示代理总理、内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教育部部长阿兰·佩尔菲特要严厉镇压“闹事者”。所以，当学生双方对峙时，警察赶来干预，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于是，数百名学生占领大楼，筑街垒，与警方展开巷战。全国高等教育工会[22]支持学生的行动，号召教职工罢教。6日晚，6000名大学生在拉丁区游行，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279名学生受伤，81名被捕。
学生的造反运动开始蔓延到许多省城，如波尔多、格勒诺布尔、克莱蒙费朗、蒙彼利埃、冈城、鲁昂、斯特拉斯堡，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图卢兹、南特和第戎等。事态朝着严重的方向发展。
在这之后，一直采取“超然”态度的戴高乐开始不安起来，要亲自进行干预。他告诫在大学里绝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也不得在街上“闹事”。他也主张无情地镇压。
但是，法国当局的威胁未能奏效。7日，各大学学生团体联合组成运动指挥部，统一向政府提出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撤销对被捕学生的起诉；警察和保安人员从大学及周围地区撤出；大学复课。然而，法国当局拒绝了这些要求。愤怒的6万名大学生于当天在拉丁区游行，与警方再次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法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从8日至12日，连日都有游行示威、逮捕学生和流血事件发生。在这些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工人加入斗争的行列。学生造反运动得到法国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这紧要关口，蓬皮杜总理匆匆从国外赶回。他打算对示威者做出让步，释放被拘留的学生，重新开放大学和复课。他力排众议，说服了持强硬立场的戴高乐和政府成员，并于11日晚在电视广播中宣布了政府的决定。
但是，政府的让步为时已晚。13日，约70万名工人、学生响应工会的号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高呼“停止镇压！”“工人和学生团结起来！”“戴高乐要承担责任！”“十年，够了！”等口号。当天夜里，学生们占领索邦大学，亮出“消费社会必须在暴力中毁灭，异化的社会应在历史中消亡，迎接一个新颖的社会”“不同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合作”等标语。在其他省城，群众也纷纷集会或示威游行。学生的造反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阶段（14～27日）是以工人运动为主的阶段。前一周中，工人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总共约有700万名职工参加。工人纷纷成立罢工委员会，占领工矿企业。工会和职工从声援学生造反逐渐转向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他们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反对解雇，有权参加企业管理。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也于19日提出运动的目标和方针：在学校中立即确立学生的权力，包括对校方的决定拥有否决权；学校实行自治；把运动引向新闻宣传部门；与工农斗争相结合。
面对波澜壮阔的工人和学生运动，以及法国经济几乎陷入瘫痪的危急局势，法国当局惊慌失措。正在罗马尼亚访问的戴高乐被迫提前回国。他情绪阴郁愤怒，对总理和部长大发雷霆，斥责他们未能控制局势。他对蓬皮杜尤为不满，因为正是总理宽慰戴高乐，使他悠闲自得地出国访问。他感到受到总理的蒙骗和愚弄，使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因此，他已打定主意在适当的时机调换蓬皮杜。
在这期间，反对派正在利用日益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企图“复活议会”并使它重新发挥作用。它们对政府提出弹劾案。21日和22日两天，多数派和反对派就弹劾案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辩论。反对派抓住了把柄，发言理直气壮，他们当面质问蓬皮杜，追究政府的责任。密特朗要求解散议会，但“在此你（指蓬皮杜）应该辞职”。弹劾案只获得233张赞成票。其中包括戴派左翼皮萨尼一票，他也对政府的高压政策表示愤慨，声称将放弃议员职务；而卡皮唐早在表决前就离开了波旁宫，以示抗议。多数派和政府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24日，戴高乐发表电视讲话，他要求罢工者重返工作岗位，恢复社会秩序。他承认社会需要变革这一事实，并宣布6月就国家改革举行公民投票。如同以往那样，他又使出“绝招”：如果公民投票反对改革，“那么不言而喻，我就不能再干下去了”。但原来多次灵验的方法这次彻底失效了。这一天，法国全国80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学生和防暴警察再次发生冲突，动乱继续在升级。戴高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感到茫然和绝望，戴派也垂头丧气。
蓬皮杜懂得平复工潮至关重要。他在格勒内尔大街的社会事务部召集了政府、雇主和工会代表会议，三方经过马拉松式的讨论和讨价还价，终于在27日达成协议。《格勒内尔协定》规定，将职工工资大幅度提高（35%）、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家庭补助、改善福利待遇，但对法国劳动人民的改革要求含糊其辞，不得要领。因此，协定遭到基层工会的抵制，工人们继续坚持罢工斗争。法国政府的“怀柔”政策终归破产。蓬皮杜由此意识到，“这场危机无比严重，无比深刻”[23]。
第三阶段（28～31日）是政治斗争阶段。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滚滚波涛的推动下，一些左翼政党由怀疑、观望甚至指手画脚的批评转为参加和支持，并打算利用这场群众运动达到各自的目的，从而把运动由工人和学生的单纯闹事提高到政治斗争高度。
在左翼中，密特朗和孟戴斯-弗朗斯最为活跃。正当政府指挥失灵和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几乎要“解体”时，密特朗代表左翼联盟于28日在大陆饭店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指明“现政府无力解决它所挑起的危机，它已穷途末路”，一旦6月6日戴高乐在公民投票中败北，将会出现“政权空缺”。他表示愿意肩负起国家元首的重任，并委托孟戴斯-弗朗斯组织一个“临时管理政府”。意味深长的是，10年前戴高乐也正是在同一地点宣布了接管政权计划的。
孟戴斯-弗朗斯作为统一社会党成员，在“五月风暴”中积极支持造反派，因而深受工人和学生的欢迎，其影响和声誉日增。密特朗点了他的名字后，他于29日在波旁宫临时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做了积极的响应，表示愿意领导一个“过渡性的政府”。
相当长时间处于尴尬地位的法共也站出来表态了。它的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在致密特朗的信中，主张建立一个由共产党人参加的人民和民主团结政府，以便接管戴高乐政权。
左翼政党纷纷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支持各自的政治主张。
在当权者中，则由一位“伟大的政治艺术家”表演了一场紧张而又扣人心弦的政治剧。戴高乐于29日取消了原定的部长会议后突然“失踪了”。国内外猜测纷纭，谣言四起，给法国政治生活蒙上神秘的色彩。左翼联盟欣喜若狂，乘机召集会议，商讨具体落实接管政权计划。事实上，这位当年驰骋疆场以果敢无畏著称的将军已被国内严重的形势所压垮，失去了驾驭局势的能力，一时间处于孤立无援状态，他极度悲观失望，决定放弃爱丽舍宫出走。戴高乐夫妇在去科龙贝途中携带他的儿子、儿媳和三个孙子一起改道秘密飞往法国驻联邦德国南部巴登-巴登的总司令部。他对迎接的法国最高指挥官马叙劈面就说：“全完了，全国内乱，各地都瘫痪了，我没权了，就辞职引退吧。我和我的家属都觉得法国很不安全，只能来你这里寻个落脚之地，你看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来到巴登-巴登原来是寻求政治避难，这就戳穿了这位法国总统巴登-巴登之行的传奇色彩，还历史本来面目。蓬皮杜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披露：“事实上，将军（指戴高乐——作者注）曾因气馁而出现了精神危机。他确信自己输了，因而选择了退却。他一抵达巴登-巴登，就做出了长期在那里逗留的安排。”[24]
戴高乐在马叙再三劝说下，才回心转意，鼓起勇气，增强信心，放弃了避难和辞职引退的打算。戴高乐于30日返回巴黎，当天下午发表了电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渲染国家受到“颠覆”和“专制”的威胁，他在许下改革诺言的同时，准备解散议会，推迟公民投票，号召立即在全国组织公民行动。戴高乐的讲话使法国形势急转直下，几乎绝望的戴派当天鼓起勇气，在巴黎动员了50万群众上街游行进行反击，戴派重要人物如德勃雷、马尔罗等都参加了游行，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首都巴黎，示威者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协和广场，挥舞蓝白红三色旗，高唱《马赛曲》，呼喊着“戴高乐，不孤立！”“密特朗，输掉了！”等口号，声援戴高乐总统，支持蓬皮杜政府。晚上，戴派的中坚分子集合在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表示坚决响应戴高乐的“召唤”[25]。戴派的政治力量，这些被法国媒体称为在“五月风暴”中“沉默的多数”的示威者，汇合成洪流，显示了其不容忽视的存在和实力，使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戴高乐的转变，从而令工运和学潮逐渐平息下来。6月12日政府宣布禁止一切示威，下令解散了13个极左团体，巴黎大学学生交出了武器。16日警方重新控制了索邦大学，17日雷诺汽车厂投票表决通过复工的决议，到20日除了少数几个极左组织还在坚持斗争外，法国的政治局势基本恢复正常。
这场来势凶猛、波澜壮阔的“准革命性的运动”[26]迅速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学生和工人的目标不一致，没有拧成一股力量。其次，法国广大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在运动后期对部分学生的冒险行为和社会混乱状况感到不安，对经济生活的瘫痪表示不满，他们不再同情和支持运动。再次，法国舆论突然转向，从最初对学运和工潮的同情转向对学运和工潮过激行为的谴责。最后，法国政府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政策，分化和瓦解了学生和工人队伍。
三 蓬皮杜政府的危机治理和“五月风暴”的后果
对于法国当权者来说，1968年“五月风暴”是二战后最重大的事件，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法国经济几乎陷入瘫痪，交通堵塞，部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蓬皮杜政府是如何治理和渡过危机的呢？
第一，法国当局为了制止学生的过激行为，例如挖街石筑街垒、燃烧汽车、砸店铺等，动用了警察，与学生和示威者发生肉搏战，并使用了警棍和催泪弹，以便清除路障，驱赶示威者。仅5月10日法国警察就扔出了6000颗催泪弹和氯气弹，使487名学生受伤。整个五月约有1000人受伤。警察的这些暴行，不仅进一步激怒了青年学生和示威者，而且激起大多数市民的不满。他们认为青年学生的要求是正当的，当局必须予以重视。
值得庆幸的是，法国当局在镇压学潮和工运过程中没有把暴力进一步升级，警察并没有开枪。时任巴黎市警察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在之后所写的《五月使你愉快》[27]一书中表明，他一再指示严禁警察对待青年学生和示威者开枪。但是，在“五月风暴”前后仍然有5名死者，其中学生2名，工人2名，警察分局局长1名。其中3名是在“五月风暴”以后死亡的。6月10日1名学生为逃避宪兵追赶而跳河溺毙，6月11日1名工人在朋友家中被共和国保安队的子弹击中，另1名工人在逃离时从墙上掉下摔死。《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作者洛朗·若弗兰认为：“从五月到六月直到最后，人们都在避免这样的事，权力机构对这些人的死亡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牵涉……然而也是那时在那么多地方仅有的5名死者，由于权力机构的铁腕行动所导致的残杀。”[28]
法国当局在镇压学潮和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更没有动用军队，巴黎郊区及其周围也没有军队异动的征兆。洛朗·若弗兰认为，戴高乐的确有在局势进一步恶化时动用军队的意图，他的巴登-巴登之行主要是解决自己的“精神危机”，除此之外还了解了法国军队的状况，寻求马叙将军的支持，“巴登-巴登之行的后面显露出无声威胁的端倪，尽管含混不清，然而内战和召唤军队的威胁是真实的。它虽然没有形成，但始终存在”。[29]这仅仅是作者的推断。如果戴高乐调动军队镇压工运和学潮，势必更加激起青年学生和示威者的愤怒，也要受到市民的谴责，就会使戴高乐总统和蓬皮杜政府彻底陷入孤立，“五月风暴”将走向另一种结果。
第二，蓬皮杜政府与雇主代表和工会代表达成协议，大幅度提高工薪阶层的工资并改善劳动条件，基本上满足了工薪阶层的要求，平息了工人运动，从而也使学潮失去了有力支持。与此同时，当局许诺采纳学生提出的改革教育制度和管理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建议，从而使学生的愿望部分地得到满足。
第三，在“五月风暴”过程中，有相当多的民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反对社会动乱，特别是新中产阶级并没有站在示威者一边。戴派正是利用和动员了这些民众和阶层，进行反击，从而使工运和学潮迅速走向低潮。
第四，对极左团体和组织予以取缔。
1968年“五月风暴”给法国政治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巨大的影响。目前，法国媒体和社会各界对“五月风暴”的评价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多数人认为“五月风暴”给法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是积极的。
第一，民众的意识和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日益深入人心；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强化，妇女解放、性自由成为潮流；法国社会摆脱诸多陈规陋习的束缚，进入了文化开放、创新的新时代。第二，1968年以后，法国人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都有很大的改变，进一步现代化了。第三，“五月风暴”推进了法国社会的民主化，使法国社会和政治环境更加自由，更加宽松，遏制了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第四，从此以后的法国历届当权者，都把政治和社会改革作为重要的目标，作为主要的施政纲领，以便满足法国民众日益增长的需要。第五，法国社会学家一致认为，“五月风暴”是法国从社会统治和管理为主向以社会治理为主的转型标志。[30]因为在学运和工运时期，蓬皮杜政府主要是通过官方召集雇主代表和工会代表进行对话和协商，达成三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平息了工潮和学潮，从而使法国政府深刻认识了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最后，1968年“五月风暴”标志着法国社会的“文明危机”[31]，预示着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32]，从而使法国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社会斗争和社会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 第四届国民议会选举及其意义
经过“五月风暴”，戴高乐懂得进一步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看到在第三届国民议会期间蓬皮杜政府经常受到反对派的冲击，在一年中提出的弹劾案竟达六次之多，“五月风暴”向政治方向发展也是反对派活动所致，所有这些与议会中多数派实力的削弱和反对派实力的加强不无关系。为了改变议会的结构，加强多数派和戴派的实力，恢复政府的权威，推进改革和稳定政局，戴高乐打算乘解散议会之机，挟平息“五月风暴”之余威，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第五共和国第四届立法选举。
由于立法选举是在“五月风暴”结束后不久进行的，因此，选民主要关心的不再是政治体制和政府的内外政策，而是恢复公共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戴派为了迎合选民的心理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愿望，已经于1967年6月第四次全国大会决定将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劳工民主联盟合并，改名为第五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33]，1968年6月再次改名为保卫共和国联盟[34]，提出“保卫民主准则和谴责暴力行为”的口号。蓬皮杜为了重振政府的威信，亲自披挂上阵，坐镇指挥多数派的竞选运动。他拟定候选人名单，发表电视演说，把戴派的竞选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戴高乐也多次进行干预，如审查和批准候选人名单。总统和总理都宣传建立“一个强大的、稳定的、密切合作的多数派的必要性”。戴派在法国本土的470个选区中提出了462个候选人。
多数派的另一领袖，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领导人吉斯卡尔·德斯坦也出阵助威。为了笼络中间派选民和建立一个“扩大的多数派”，他提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口号：“要么选择秩序，要么选择混乱。”该党在法国本土提出了120个候选人。
中间派现代民主与进步[35]的领导人雅克·迪阿梅尔认为由于“法国已处在内战边缘”，“不能再撕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他一方面率领中间派向保卫共和国联盟靠拢，另一方面也提出了267个本党的候选人。
左翼政党（统一社会党除外）在这次竞选运动中仓促上阵，处于守势。尽管如此，法共还是在所有选区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左翼联盟则总共提出了431个候选人。它们如同上届立法选举那样，准备执行在第二轮投票中让票的协议。但是，各方因“五月风暴”留下了伤痕，因此不可能像上次那样密切合作和协调了。
至于统一社会党，为在“五月风暴”中的成就怡然自得，雄心勃勃地提出了321个候选人，比上次立法选举增加三倍多。
在6月23日第一轮选举中，根据法国本土的统计，多数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它所获得的选票占有效票总数的43.65%，比上次立法选举净增200万张，夺走了144席。其中，保卫共和国联盟独得142席，而原计划在选举结束后占有154席。正如当时法国政治评论家所说：“在法国选举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左翼中除统一社会党外都遭到无可争辩的挫折。法共失去了60万张选票，所获选票占有效票总数的20.03%，再次退回到1962年的位置。左翼联盟失去了50万张选票，所获选票占有效票总数的16.50%，也在倒退。只有统一社会党取得某些进展，所获选票占有效票总数的3.94%。中间政党所获选票占有效票总数的10.34%，也在继续下降。
为了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戴高乐和蓬皮杜马不停蹄地连续作战。总统呼吁选民在最后时刻“倾泻他们的情感”；总理则要求选民“完全挫败革命和敌对的营垒”。
6月30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的结果进一步加强了“极化”现象：它使在第一轮中领先者升华为“凯旋者”，受挫者变成“溃败者”。再度出现了1962年的情景，选民又一次掀起了“戴高乐主义的狂澜”，把大量选票投向保卫共和国联盟，从而使它在总共487席中占有293席，独占鳌头；自1815年以来“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的政党议员叩开过法国议会的大门”。[36]加上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的61席，多数派总共占有354席，占据了议会席位中的3/4，成为二战后法国议会中的空前盛况。
反对派在第二轮投票中力图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它们的计划落空了。左翼联盟和法共只获得57席和34席。看来有胜利希望的统一社会党由于它的选民的转向未获一席，就连孟戴斯-弗朗斯也被击败。现代民主与进步也只获得33席。坚决的反对派（左翼联盟和法共等）和动摇的反对派（中间派政党）都遭到惨重的失败。
这次立法选举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它意味着多数派和保卫共和国联盟取得辉煌的胜利，当然这也是戴高乐和蓬皮杜个人的成功，多数派和戴派的实力和地位由此大大加强了。但也应该看到，选民投他们的票是同意和支持他们所提出的“要安定和反对动乱”的口号、纲领和政策，而不是他们的所有纲领和政策。其次，选举的结果彻底改变了左翼政党的联合进程。法共早已对左翼联盟在“五月风暴”后期的冒险行为产生了不满，对选举中左翼联盟选民没有向法共候选人让票十分恼怒，同左翼联盟在苏联侵捷看法上也相左，双方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从而中断了联合的进程。密特朗在“五月风暴”中的冒进和在这次选举中造成选民的背离也招致左翼联盟内部的非议，由社会党、激进党和共和制度大会党组成的“三家村”各怀心思，再也捏不到一起了。迫于这种形势，密特朗只得于11月7日辞去社会与民主左翼联盟[37]主席的职务，左翼联盟自此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