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戴高乐第二任总统（1966年1月～1969年4月）
第一节 蓬皮杜第三和第四届政府及其内外政策
一 蓬皮杜第三和第四届政府的产生和组成
按“共和传统”，蓬皮杜第二届政府在新总统就职后立即递交辞呈，尽管新总统依然是戴高乐，议会仍旧是原来的议会。
人们以为戴高乐在组织新政府时会考虑到在总统选举中新组合的各种政治派别。实际不然，戴高乐继续坚持“宁可注重人选，也不迁就党徒”的原则，于1966年1月8日再次遴选蓬皮杜为总理并组织了蓬皮杜第三任政府，亦即第五共和国第四届政府。新政府除总理外共有27名成员，其中17名为部长，另10名为国务秘书。
如果说新政府有某种“革新”的话，那就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曾两度任总理的原激进党人埃德加·富尔被请进政府。他为人机智、灵活和应变的气质，在促进法中建交上的功绩以及为戴高乐再次当选所做的贡献，都使戴高乐难以忘怀，因此给予报偿。富尔在新政府中被委托掌管吃力不讨好的农业部，而农业部原部长、戴高乐派左翼人士埃德加·皮萨尼改任新设置的装备部部长，负责公共工程、运输、建筑等事务。另一个“革新”就是原总理德勃雷重返政府。戴高乐不仅体验到德勃雷对他的一片忠心，而且赞赏他的改革愿望和活动能力，感激他在总统选举中尤其在同孟戴斯-弗朗斯面对面辩论时所取得的成就，因而委他以经济和财政部部长这个关键性职位。再一个“革新”就是请回激进党人、革新家朱尔·让纳内，令其掌管社会事务部，协调公共卫生与人口部和劳工与社会保险部之间的关系。
在“退役”的部长中，要数吉斯卡尔·德斯坦最引人注目。首先，戴高乐为了优先照顾德勃雷，只能舍掉吉斯卡尔·德斯坦，让出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空缺。其次，戴高乐对1963年的稳定计划执行情况不甚满意，将之归罪于原经济和财政部部长。最后，戴高乐和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如在总理的作用上，前者希望总理发挥总统助手的作用；后者主张总理“应是真正的政府首脑”。既然失去了要职，吉斯卡尔·德斯坦不愿意再降格以求，他拒绝了给予他的装备部部长的“恩赐”。
为了表明新政权来自总统而不是出自议会，蓬皮杜第三届政府于1966年1月8日宣布就职后，没有召开议会特别会议加以确认。而只是在4月议会复会后，总理发表了一个总政策声明，不再要求议会在进行辩论时投信任票。这是在总统改为普选后，政府进一步同议会拉开了距离，保持了更大的独立性。
从政府改组过程中可以看出，戴高乐有意请一些政界显要出山来加强政府的地位，并希望这些新人在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有所作为。
第五共和国第三届国民议会组成后，戴高乐再次组织政府。他为遴选蓬皮杜还是顾夫·德姆维尔为政府首脑颇费过心思，最后，考虑到前者首次当选为议员而后者榜上无名，他决定再度留任蓬皮杜。蓬皮杜于1967年4月6日组成了第四任政府，亦即第五共和国第五届政府。
新政府与前届政府一样，只做了技术上的调整。在立法选举中败北的顾夫·德姆维尔和皮埃尔·梅斯梅尔仍然被委以外交部和国防部等要职，以示戴高乐行使总统权力组织政府，不受议会选举结果的牵制和干扰。年仅35岁的保卫新共和联盟成员雅克·希拉克原来一直在总理府办公厅中任职，在第三届立法选举中当选议员后，备受戴高乐和蓬皮杜的器重，开始担任就业国务秘书，在社会事务部部长让纳内的领导下工作。
像前届政府一样，蓬皮杜第四届政府于4月18日在议会中发表了一个总政策声明，并未要求就政府的责任投信任票。由此，在议会举行的辩论中，密特朗再次代表反对派向总理口头提问，谴责总政策声明无实质性的内容，没有任何政治性的纲领，指出召开议会会议只是为了“走过场”，毫无意义和价值。但是，新政府有议会多数派作后盾，对反对派有恃无恐，何况，按1958年宪法规定，发表总政策声明也是对议会负责的一种方式。自此以后，以戴高乐派为核心的多数派政府经常效仿蓬皮杜政府的这种做法。
二 “第三轮投票”——议会换届选举
第五共和国第二届总统选举后，法国党派继续聚集力量，组成新的联盟，提出纲领口号，进行鼓动和宣传，迎接第五共和国第三届国民议会的选举。法国舆论调查所和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机构频繁地举行民意测验和调查，公布选民的政治动向。在长达14个月的时间内，法国政治舞台基本上被议会的换届选举的准备工作所占据了。因此，人们把第三届国民议会的选举称为总统选举的“第三轮投票”或大选的“继续”。
多数派在它的领袖蓬皮杜坐镇指挥下，进行了积极、细致的筹划。戴派为了保持议会的优势和继续组成一个稳定的多数派，重新调整了它的内部关系。
戴派的主要左翼——劳工民主联盟原希望在新政府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以便吸引左翼选民。但在蓬皮杜第三届政府中，戴派的左翼成员寥寥无几，这使劳工民主联盟深感失望，流露出不满情绪。当时，多数派一度担心戴派左翼可能重新恢复到1962年立法选举前的自行其是的独立立场上去，造成戴派的分裂。幸好，劳工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3月18日表示，它在坚持左翼立场的同时，承认在戴派中需要“众多的左翼人士，就像需要众多的右翼人士一样”，决定委曲求全，维护戴派内部的团结。戴派中的另一左翼——进步阵线全国大会党在它的领导人皮萨尼的推动下，表示愿意充当戴派左翼的牵头人，促进戴派的团结，使多数派在“新的平衡中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起来”。它于1967年2月初召集了第五共和国左翼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表示支持多数派和戴高乐主义，同时提出社会改革和推进劳动者参与制的政治纲领。在戴派左翼的主动努力下，戴派内部保持了紧密的团结和相互间的协调。
吉斯卡尔·德斯坦致力于健全和巩固他的党，扩大它的影响。1966年6月，他着手建立了党的中央机构——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1]，并在各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同时，他还把该党的思想库前景和现实俱乐部[2]推广到各个地区。依靠这些较为雄厚的政治资本，他在同戴派打交道时就可以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
吉斯卡尔·德斯坦希望多数派修改政策、整顿组织和更加开放。他给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确定了在多数派内“是的，但是……”[3]的作用。他在1967年1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这个著名的口号，表示该联盟同意参加多数派和赞成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但是必须参与制定政策，“使政治体制更加自由运转，使现代经济和社会政策真正得到兑现，使欧洲建设得以实现”。
尽管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同戴派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依然参加了由蓬皮杜主持的协调多数派在选举中问题的保卫第五共和国行动委员会，同意在第一轮投票中由该委员会在各选区提出多数派统一候选人名单。总的来说，多数派内部在新立法选举前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和加强了团结。
与多数派相比，左翼政党在联合的道路上步履十分艰难。为了实现联合，它依然要解决两大难题：一个是非共产党左翼内部关系问题，另一个是非共产党左翼同法共关系问题。
在第二届总统选举前，密特朗成功地团结了非共产党左翼，建立了“小联盟”，并亲自出任该联盟主席职务。在筹备新立法选举过程中，他进一步促成联盟中各党达成协议，由联盟在每个选区提出统一的候选人名单。他还仿效英国在野党组织“影子内阁”的做法，于1966年5月5日在小联盟内建立了反政府班子，负责监视现政府各部的政策和活动。密特朗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旦左翼在选举中获胜，就能即刻使用这套班子接替现政权。
但是，密特朗引导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所从事的活动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夹击。统一社会党和左翼俱乐部[4]希望联盟制定一个纲领，使“法国左翼以及它的思想、结构和人员有更大的更新”，反对把小联盟变成单纯的选举组织。一部分激进党人则反对与法共结盟，主张向中间派开放，使小联盟逐渐向大联盟的方向发展。为了迁就革新派的愿望，密特朗只得放弃“影子内阁”的计划，于7月14日公布了一个纲领。“7·14纲领”详细列举了非共产党左翼在政治体制、自由、经济和社会政策、对外政策等各个主要问题上的抉择。他也深知联合会导致同中间派政党毫无和解与妥协的余地，因而拒绝了向中间派开放的要求。11月间，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接受了“7·14纲领”，还确定了左翼联合的策略。
根据这个左翼联合策略，密特朗表示了要同法共了结“公案”的意向。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法共的积极响应。于是，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并于12月20日达成了选举协议，发表了“共同宣言”。宣言规定，在第二轮投票时，为了使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左翼候选人当选，各党派应撤回自己的候选人。
这样，在新立法选举前夕，法国左翼政党也克服了分歧，结成了选举联盟，在联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勒卡尼埃联合了人民共和党、独立人士全国中心[5]和支持他的左翼中间派，于1966年2月2日创立了民主中心[6]。他打算以该组织为基础，进一步联合非共产党左翼，逐渐地过渡到中左大联盟。由于民主中心反对法共的顽固立场和具有浓厚的欧洲—大西洋主义色彩，未能得到左翼联盟的同情和支持。民主中心在多数派和左翼反对派的夹缝中处境十分孤立。
随着投票的临近，多数派和反对派围绕着法国人日益关心的就业、经济增长率、领土整治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争论的焦点逐渐地集中到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上。多数派以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的捍卫者自居，声称不投他们的票，就意味着“放弃自1958年以来经受过考验的政治体制，回到全能议会制的老路上去”。多数派还宣传第五共和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外交独立自主。反对派则提出反对个人专权和侵权的行为，反对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取消宪法第16条，重建议会的权力等，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两派的观点十分鲜明和对立。在激烈的辩论中，多数派中蓬皮杜总理亲自出马，与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密特朗和孟戴斯-弗朗斯展开唇枪舌剑，场面极为壮观。戴高乐也像前届立法选举那样，亲自披挂上阵，于1967年2月9日和3月4日分别发表电视讲话，强调“在今天条件下，多数派的胜利是绝对必要的”。
1967年3月5日和12日举行了两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保卫第五共和国行动委员会获得37.7%的有效票，法共获得22.4%的有效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获得18.7%的有效票，民主中心获得13.4%的有效票，独立社会党获得2.2%的有效票。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法共获得73席，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获得121席，左翼的席位明显增加，但离绝对多数还有较大的距离。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劳工民主联盟获得200席，比上届议会席位减少许多，但仍然保持住第一大党的地位。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获得44席。戴派和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的席位加在一起，在议会486个总席位中占244席，仅比243的半数多1席，勉强保持了绝对多数。多数派并未获得预期的胜利，可谓是“半失败”[7]。民主中心获得41席，在议会中没有多少分量。
多数派在此次议会中遭到了“半失败”，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戴派因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的较好成绩而沾沾自喜，放松了警惕，没有在第二轮投票前再接再厉地进行动员，致使在第二轮中右翼选民投票数量大大减少。第二，戴派忽视了对中间选民的争取和动员，致使相当多的中间选民在第二轮中把票投向左翼政党的候选人。第三，左翼政党特别是法共在此次议会选举中与其他左翼政党在投票中达成相互让票协议，并在投票过程中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因而赢得了选民的好感，争取了许多犹豫不决的选民。
在这次议会换届选举中，戴派选票下降和左翼选票上升再次证明，法国政治和社会正在向着左右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同时证实选民对戴高乐政权及其经济和社会政策越来越烦躁不安，要求有所革新。在新的议会中，戴派席位的减少使多数派的地位大大削弱，而左翼席位的增加使反对派的地位明显地加强。从此，两派在议会中的斗争将更加尖锐和激烈。
三 蓬皮杜第三和第四届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蓬皮杜第三和第四届政府期间，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德勃雷充满“炽热的责任心”，积极规划和改造法国的经济结构。
他首先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改革法国国有银行组织机构，使之适应市场的需要，并充分发挥国有银行调节金融的能力。他优先发展具有先进技术的经济部门，把法国国民经济建立在现代化科技的基础之上。他坚决关闭和转产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工矿企业，如钢铁和冶金企业。他还在国营企业中推行合同制，从宏观上控制大型骨干企业的投资规模和发展方向，又使这些企业拥有独立自主经营的权利。
经济计划和经济结构改造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它使法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到1967年，法国国内生产人均生产总值为2210美元，超过了比利时、联邦德国、英国与荷兰。
但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却日益严重起来。1967年和1968年两年的物价上涨指数平均都在6%以上，而最低工资每年只提高4%，赶不上这两年的物价上涨的速度，从而使某些阶层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另外，失业数量急剧增长。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还嫌劳动力不足，需要大量地从国外吸收廉价的劳动力。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关闭和开工不足的企业数量急剧增加，劳动力开始过剩。特别是战后初期大量出生的人口相继涌进劳动市场，造成求职人数剧增，1968年年初的失业人数已经达到50万，从而使多年来安稳的法国劳动者开始感到丢掉饭碗的威胁。
戴高乐已感到法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急于寻找解决的办法。“我们必须谴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它……我们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合作。”[8]他打算进一步深化参与制和利润分红制度，来和缓及解决法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戴高乐多次催促下，法国政府几经周折才于1967年8月颁布了一个新的法令。它规定在百人以上的企业中，如果雇主年终获得占资本10%的利润，则必须拿出一部分分红。同时规定，在这些企业中，在雇主和职工之间要推行协商和直接对话制度。这些新的措施把以前有关参与制和利润分红制度的法令更加具体化，使它具有强制性。
但是，戴高乐鼓吹“合作”的社会政策只不过是打算从资本家所得的大蛋糕上切一小块分给劳动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劳资的矛盾和冲突。蓬皮杜和德勃雷在这个问题上同戴高乐观点根本对立。他们害怕得罪资本家，触动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刁难，如当议会财政委员会报告总起草人瓦隆就加强参与制和利润分红制度提出一项修正案以保证工人拥有分享不断增长的利润的权利时，受到了总理的谴责。因此，戴高乐的社会政策未产生实际效果，他一再预言的“新的社会秩序”也始终未能兑现。
法国劳动人民因受通货膨胀的困扰和失业的威胁而行动起来。1966年1月10日，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9]联合行动达成协议，促进了工人的团结。这年第一季度他们发动了罢工斗争。5月17日公用事业职工举行总罢工，接着蔓延到冶金、建筑、纺织、化工等行业。仅这年第一季度的罢工次数就比1965年全年总数还多一倍。1968年伊始，法国西北部制鞋和纺织工业中心富热尔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后转为暴力行动。冈城郊外的雷诺工厂职工组织向城里进军，在罗讷河流域以及在法国北部的矿区也爆发了工人大罢工，法国海运公司和罗什福尔南方航空公司的工人也相继游行示威，法国社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四 蓬皮杜第三和第四任政府的对外政策
蓬皮杜第三和第四届政府期间，法国继续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法国政府为挣脱美国的控制继续同美国霸权做斗争。戴高乐按既定的步骤，于1966年2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当初缔结北大西洋公约时的条件和对象都已经起了变化，因而该条约组织及其成员也就难以维持现状。同时，他明确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固然对法国的“安全是有用的”，但绝不能由此接受“美国保护国”的地位。最后，他宣布法国政府将进一步修改北大西洋公约中不利于法国的条文。毋庸置疑，这次记者招待会在为法国政府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的重大步骤制造舆论准备。
果然，在蓬皮杜总理、顾夫·德姆维尔外长、德勃雷国防部部长的参与下，戴高乐于3月7日起草了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及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信件，3月9日法国政府还给予盟国另一通知。信件和通知宣布，法国要逐步退出北约组织中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在联邦德国的驻军不再归属北约组织总部的调遣，在北约军事机构中的法国军官和参谋人员一律在7月1日前撤出，北约组织总部和司令部都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迁离凡尔赛附近的罗康库尔和枫丹白露。最后，鉴于“恢复在自己领土上充分地行使主权的愿望”，法国政府要求所有在法国的外国和美国驻军、装置和基地一律在1967年4月1日前撤出法国领土。法国此举打乱了美国和北约的战略计划和步骤，引起了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片恐惧和混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法国所施加的压力接踵而来，大西洋联盟3月18日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继续支持和加强北约组织机构。然而，法国政府顶住了这股巨大的压力，毫不动摇和妥协。法国政府在争取独立自主外交中的大胆举动，受到了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赞赏和支持。
戴高乐这一决策在法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风波。一向主张“大西洋主义”[10]的社会党和中间派政党发出一片埋怨和抗议声；而法共则十分赞许，称此是“戴高乐将军政策中唯一的积极因素”。因此，当社会党就法国政府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和法美关系紧张问题于4月20日单独在议会提出弹劾案时，法共并未站在左翼联盟一边，致使弹劾案只获得137张赞成票（其中社会党64张，民主联盟36张，中间派政党37张），未超过半数。戴高乐的这项政策造成了左翼的分裂，把反对派置于困难的境地，而政府和多数派的地位则有所改善。
在东西方对抗的关键时刻，法国作为大西洋联盟的主要成员国，对苏联采取了坚定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回顾1960年美、苏、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当赫鲁晓夫就U2侦察机事件要求美国公开道歉而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打算退让时，戴高乐则鼓励他们采取强硬的立场，即使令四国首脑会议破裂也在所不惜。在1961年柏林事件和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法国政府都表示坚决站在西方盟国一边。
然而，戴高乐认为苏联属于欧洲国家，是他早先提出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巨大的计划”或“宏伟的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戴高乐还认为在历史上，俄国和苏联从来都是法国对付另一强国的筹码，而在20世纪60年代争取法国国家独立和大国地位的事业中，利用苏联可以加强和提高法国同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最后，法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展经济和贸易交流还可以捞取经济实惠，满足法国燃料和原料的需要。正是从这种泛欧思想、均衡两霸关系和经济利益出发，戴高乐拟订了以缓和、谅解和合作为中心内容的对苏政策。
戴高乐重新当政后在国际事务中的第一个倡议就是邀请苏联领导人访法。1960年3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实现了对法国的访问。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戴高乐再次兜售了他的泛欧计划，“我们应当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应该造成两个集团的对立，相反的，应该让欧洲局势逐步缓和，并且进行合作。我们从大西洋直到乌拉尔，创造欧洲人之间的往来、联系和友好合作的气氛……”[11]尽管会谈没有获得具体成果，戴高乐的“宏伟的工程”受到冷遇，但是，法苏两国紧张关系通过这次访问有所缓和，并沿着谅解与合作的道路走下去。
随着争取独立自主外交的深入发展和反对美国控制斗争的加强，法国迫切需要加速推行对苏的基本政策。1965年，戴高乐在多种场合不断地提到要恢复和发展法俄两国间的传统友谊。9月9日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法国于北大西洋条约签订期满后将不再受到该条约约束时，强调法国极为重视“我们与俄国关系中新的趋势”。他还于10月底派遣外长顾夫·德姆维尔访苏，作为苏联外长葛罗米柯4月访法的回访。这一年是法苏关系势头高涨的一年。
1966年，正是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导致法美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戴高乐于6月亲自跑到苏联访问。通过访问，法苏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由欧洲人来考虑和解决欧洲事务。两国还达成了空间技术合作协定，使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接着，苏联总理柯西金于年底访法，商定成立“大法苏合作委员会”，就两国的政治、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定期协商，从而把法苏两国的合作推向了顶峰。
自法国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机构后，“空椅子”已达半年之久，致使组织机构陷入瘫痪，酿成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于1966年1月在卢森堡举行会议，积极寻求解决途径。法国方面由新任农业部部长富尔参加。对立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妥协办法：哈尔斯坦委员会放弃原先的主张；在决定事关每个成员的重大利益时，不采用多数表决制而使用协商一致的原则。这个协议基本上满足了法国政府的要求，于是，法国欣然回到“空椅子”上来，使欧洲经济共同体机构重新运转起来。法国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内超国家性质的政策终于取得胜利。
在“空椅子”期间，反对派中的欧洲派如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等曾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攻击法国政府的农业政策。法国农民也乘机游行示威，设置路障，堵塞交通，向政府施加压力。卢森堡会议达成协议后，“空椅子”问题不复存在，法国农民从农业共同市场中得到好处，欧洲派也因此失去了反对政府的口实。
这期间，法国同美国在亚洲和东南亚的矛盾愈演愈烈。1966年夏，戴高乐做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于9月1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严厉谴责美国干涉越南，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由大国保证该地区的中立地位。他还于10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敦促美国从越南撤军，主张东南亚地区中立化。
此外，戴高乐和法国政府不断要求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呼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法国政府的亚洲和东南亚政策有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促进和加强了法中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