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家与经济发展
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构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早期国家构建理论的研究者主要关注的话题是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后来研究东亚经济发展的学者试图从国家推动的角度来反思东亚经济的发展，他们倾向于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强有力的推动。
一 经济发展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当中，就把中产阶级看作维护政治稳定、良好政体的一个重要力量。亚里士多德把共和政体描述为现实当中最好的政体。共和政体以中产阶级为体，混合了民主制（穷人主导）和寡头制（富人主导）两种政体的有益成分，是现实当中最能保持长久稳定的一种政体。
1959年，李普塞特发表《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文，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极强的正相关性，经济现代化是支撑民主的必要条件。李普塞特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力量开始成长，他们对民主的要求促进了民主转型，因此，要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促进经济发展。李普塞特从欧洲和美洲选取了48个国家样本，为排除政治文化的影响，他把所有的国家分为两组，28个欧洲国家和说英语的国家以及20个拉丁美洲国家。在第一组中，李普塞特发现，13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超出15个不稳定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两倍还多。在拉丁美洲国家一组中，所有国家的人均收入均低于第一组国家，但是7个民主国家和不稳固的独裁国家的人均收入要超过13个稳固的独裁国家的40%。李普塞特的案例说明了社会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建立持久的民主，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对于巩固民主意义重大。
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之间有某些联系。亨廷顿（1998）引证了一些材料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联系，他指出，1989年世界银行把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之间的24个国家归为高收入国家，其中只有3个石油输出国是非民主制度，其余的高收入国家中，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国家；在另一极端，世界银行列为贫穷的42个国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有过广泛的民主经历。在其余53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520～5810美元）中，只有23个民主国家，而25个是非民主国家，5个在向民主制度转变。由此，亨廷顿确认了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在《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一文中，亨廷顿指出：“如果你想要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22]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至少在五个方面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第一，经济发展需要高度的城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能够组织工会、政党和公民团体来促进他们的利益。第二，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第三，经济增长造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第四，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了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第五，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常常加剧收入不平等，但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将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民主政治与巨大的不平等是不相容的，经济增长会降低这些不平等，所以，将促进民主的出现。
二 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没有必然关联
二战结束后近30年的时间里，许多国家在威权体制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的必然联系。
亚当·普沃斯基认为发生民主化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果民主转型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那么民主就容易巩固；在穷的国家和富的国家当中，都一样能够出现民主，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高的国家，民主存活的可能性要高一些。他通过对135个国家40年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从专制政权到民主政权的转型概率并不一定会提高；但对于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的巩固。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存活。[23]
奥唐奈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呈曲线关系，在初始一段正相关以后继而出现的是长期的负相关。[24]菲利普·施密特认为，民主并不需要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经营互动和战略选择过程。Barbara Geddes认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民主容易发生，威权国家的转型往往发生在经济下滑时期。[25]Valerie Bunce通过对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的民主转型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发展虽然不一定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但是最富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成了民主制度最巩固的部分，而最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成了有缺陷的民主或是专制体制。而且，该地区最穷者在社会主义时代后很早就迈入民主国家之列，至少有一些，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在最近几年正在滑离民主。[26]
虽然这些学者都否认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转型，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在已经发生民主转型的国家中，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巩固是有益的。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这些研究也是有缺陷的。这些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经济发展不一定会促进政治转型，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致使经济发展在某些国家促进了民主的转型，这些研究并不能给予回答。到底又是什么因素，致使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政治的转型，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因素致使威权政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证了自己权力的巩固，这些理论也没有回答。然而，这些问题，对于威权国家的政治精英选择继续保持威权或者是向民主过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经济发展的政治原因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日本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韩国经济从1965年到1990年，年均增长率为9.82%，新加坡从1960年时人均收入仅为435美元的贫穷的国家而增长到1989年的人均收入为10249美元，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
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研究和探索东亚的“经济奇迹”。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东亚奇迹的产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等人认为，东亚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它们依靠自由市场机制，特别是依靠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务实的汇率和本区域经济对外国商品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
另外一种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理论主要来自政治研究者，这种解释被称为“国家推动论”。Amsden和Wade等学者认为，东亚各经济体在启动各自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极其不发育或残缺，要求其政府必须动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而不只是经济手段，以替代一部分尚不发育的、残缺的或无效的市场机制，通过各种方法干预企业产权归属、决策和经营，人为地培育、组织市场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迅速启动经济增长。[27]
“国家推动论”从政治原因当中去寻找东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原因，指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作用。政府的干预或者替代行为弥补市场自身发育不全和市场残缺带来的巨大后发成本（主要是后发制度成本），政府推动则以非常小的后发成本使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得以启动，进而为后发优势的发挥创造条件。但是，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呢？Michael C.Davis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合适的经济政策是十分关键的，如果能够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威权国家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东亚奇迹”就是这些国家采取了合适的经济政策。
然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催生出了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层次，持续的经济繁荣就必须依赖可以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秩序、信任和参与的民主制度。[28]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发展的初期需要威权体制，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威权政体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要想保证经济的持久稳定发展，就必须建立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