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论与公众情绪的互动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四节 微博对舆论的结构性影响

如前文所述,微博舆论与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在诸多方面有着较大差别。本节重点讨论微博的出现对舆论的影响及其原因。

一 微博对舆论的结构性影响

结构性影响是指微博出现之后对舆论的产生环境、舆论本身的性质等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改变了舆论产生的媒介环境结构以及舆论的性质构成。从近年来微博舆论的发展状况看,微博舆论对传统的舆论生成语境、社会利益诉求的反馈机制以及舆论的质量等方面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一)舆论生成语境的变迁

在传统媒体时代,个人意见通常在社会现实空间中逐渐聚集,并在意见领袖的参与下逐渐一致化,而大众媒体通常在舆论形成过程的第三阶段方介入。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由制度化行动者完成,遵循自上而下的传统模式,[50]因此,社会组织和机构可以通过媒体“把关人”对舆论进行引导。然而,微博出现之后,舆论生成的环境和过程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意见表达和舆论形成的空间兼具现实性和虚拟性。个人意见的表达不再局限于现实空间中,微博成了个人意见表达的平台和渠道,微博用户成了内容生产者。线上和线下之间也可能形成互动,使个人意见的影响力或者更强,或者减弱。从空间性质来看,对于意见表达和舆论形成而言,微博的出现是一柄双刃剑。

第二,意见趋同具有象征性和形式化的特点。尽管个人意见的趋同环节依然有微博意见领袖的参与,但微博的出现还是使个人意见的趋同更加形式化。换言之,意见趋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在关注与转发两种行为上,并不必然意味着用户对于微博信息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在微博信息短小化和用户阅读的浅表化两种现象的作用下,意见的趋同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赞同。

第三,微博成为促成舆论形成的重要力量。当前,尽管传统媒体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传统媒体时代的一元化舆论格局已经受到了微博的挑战,微博的放大器效应甚至导致我国舆论生成过程中出现了微博言论主导着传统媒体的报道立场和态度的情况。在舆论形成过程中,传统媒体和微博之间的互动改变了传统舆论的生成格局。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微博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新闻生产方式,[51]新闻生产者既包括制度化行动者,也接纳了相当大数量的社会个体。[52]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来看,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发布通常是由专业化、组织化的新闻从业人员完成的,他们拥有着共同遵守的一系列采写编的职业标准和专业准则,也遵守着一整套严格的新闻产制流程。在微博时代,普通人成为信息发布者,他们身份各异,也没有掌握新闻生产所需要的一系列专业知识和技巧,更没有以媒体作为组织归属。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在微博时代,用户既可以是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身份的双重性使他们在缺乏新闻生产专业技能的情况下,通过关注、评论和转发,很容易从信息的接受者转变为信息的发布者(或转发者)。这一过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正是微博内容转发的便捷性,加之缺乏相应的内容发布追责制度,使原本缺乏足够专业知识的普通用户失去鉴别信息的过程,由此导致“吐槽”现象的出现。

由此,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告诉人们想什么议题”转变为“人们告诉媒体他们关心什么议题”。[53]这种转变本身说明,一个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的舆论生成语境开始形成。这种新的舆论生成语境的具体特征表现在“传播渠道快速裂变,舆论阵地呈现网络化”,“公众主体意识觉醒”,“主流舆论失去垄断性”,“社会矛盾快速表面化”以及“国内问题容易国际化”等方面。[54]

微博的出现赋予公众(舆论主体)表达意见的可能性,舆论形成和存在的空间(舆论场)实现了虚拟化和开放化,意见表达和舆论形成的速度大大提高。微小事件经过微博的传播可能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群体事件,产生“蝴蝶效应”。[55]因此,关注事件传播过程中的节点问题,就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事件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变化,从而描绘出舆论场的变化及支配这种变化的力量,即谁参与了传播过程,谁淡出了传播过程。正是通过对传播主体变化的把握,我们才能发现舆论场转换的基本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对舆论进行引导。这也是节点本身的价值所在。

(二)社会利益诉求反馈机制的结构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性社会逐渐分化,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社会利益格局开始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56]“当前,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利益结构的分化重组逐步形成。由于针对多元社会的利益诉求机制缺位,中国社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协调危机。”[57]

在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和反馈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到媒体或上一级政府乃至中央信访或上访成为社会群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常规路径,利益的多元化与利益诉求的反馈机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是群体性事件引发和难以良好解决的关键因素。”[58]“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人们的利益诉求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泄愤式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信访规模居高不下、劳动纠纷的利益诉求从‘底线型’向‘增长型’转变等特征。”[59]

在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微博成为社会公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在近年来出现的社会舆情事件中,微博成为社会个体和群体表达发声的平台,并最终形成了广泛的舆论支持。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件是国内一系列反PX项目的社会运动。这一方面说明,微博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以信访为主的利益表达方式,使我国的社会利益诉求反馈机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则表明,微博已成为一些社会运动的驱动平台。

(三)言论的非理性化与舆论暴力

如前文所述,根据陈力丹提出的舆论八大要素,从舆论的质量的角度来看,舆论可以被划分为理智与非理智两种类型。相对而言,基于公众理性而形成的舆论的质量较高,而非理智的舆论的质量较低。

微博在意见表达方面受限较少,发起话题讨论的门槛较低。对于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件,微博用户往往从自身立场出发,以主观的姿态加以表达。由于缺乏足够的事件呈现技能,微博用户对于身边发生的事件往往通过感性化和情绪化的言论[60]加以呈现和评价。而微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61]这使我国的微博舆论总体上呈现出情感化和非理性化倾向,进而形成情感动员。情感动员的基础是微博用户乃至网民共同具有的情感逻辑,在情感逻辑的支配下,网民对于微博上出现的反映“社会不公”的话题,通常诉诸情感支持。

微博舆论的情感逻辑在传统媒体介入报道之后,也成为多数传统媒体报道该事件的支配性逻辑,整个舆论出现了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倾向。“媒体秉持一种‘弱者的正义’,‘情感’则被视为对正义的呼唤。虽然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中立、客观不符,但由于‘情感’的正义性也就被正当化了。”[62]

微博舆论表达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因自身职业要求,政府组织、媒体以及专家学者公开发布信息时通常会考虑信息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而以草根民众身份发布的信息通常会带着非理性色彩,这是因为个体很难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个体发布信息或言论时往往带有自身的立场和利益诉求,从而导致信息或言论产生偏向。此外,匿名性使微博用户在转发、评论过程中不必考虑对信息的真实性或评论的客观性负责,这就往往造成信息发布和转载的随意性,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约束,用户在评论的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情绪化和非理性现象,最终产生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他们受到名望和简单的价值判断的影响,以是和非来判断一件事,以简单的情绪发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63]

(四)社会事件的简单化处理与二元化解读

新媒体的出现对我们生活的最大影响在于信息的海量化。面对众多信息的轰炸,网民对信息的接受过程往往是以“刷”的方式完成的,这导致网民对信息往往停留在简单快速浏览层面。与信息接受的快餐化相伴的是网民很难对不断更新的信息的真假进行识别和判断。在当下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的背景之下,一旦这些信息与社会生活产生某种勾连,就可能导致网民将这些信息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感知相联系,最终催生网民对于所获取信息的情绪化和简单化处理。可以说,快速浏览的阅读习惯导致了网民对微博信息和意见的简单接受。在面对复杂的社会事件时,网民往往无法集中处理众多零散的信息,难以将碎片信息聚合在一起以还原事件原貌;同时,由于网民对微博信息或言论无暇进行识别、判断和筛选,一些带有较浓主观色彩的信息或言论被广泛传播。

随着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普及,微信在某种程度上对微博的用户规模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然而,微信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多被运用于社会交往,“晒”朋友圈成为微信使用最为频繁的功能之一。相对而言,微博更多发挥着信息发布和传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近年来的网络舆情事件生成的过程中,微博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2011年为例,新浪微博用户平均每天使用微博的时间为一小时。[64]这样的使用时间并不算太长,但2011年新浪微博有5亿注册用户,这样的使用率说明了微博本身的影响力并未被削弱。短暂集聚、瞬间爆发,这成为微博舆论的典型特征。微博用户转发或评论也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使微博用户很容易被简单化思维所主导,以对与错、好与坏的二元方式对微博信息进行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由于简单化思维往往来自微博用户过去所形成的价值框架,因此,微博用户极容易将现有框架移植和套用到对当前发生的社会事件的评价中,产生意见偏向。

简单化和标签化背后往往采用的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把社会腐败或奢侈消费的群体与网民自己区别开来,使之成为“他们”;把事件中的弱势群体与网民自己联系起来,成为“我们”。官员和贪污之间被简单地等同起来,一些社会角色被贴上了标签,并被冠以带有感情评价的、污名化的称呼,[65]如“叫兽”“砖家”用于指称知识分子,“官二代”“富二代”用于指称官员子女和富人子女。由于这种指称具有戏谑成分和新奇性,网民往往将之用于称呼日常生活中身边具有类似身份的群体。事实上,这些称呼来自社会事件中的少数人的不良行为,但网民将之作为整个群体的代称,明显具有简单化和标签化的偏向。

简单化处理的另一种方式是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娱乐界明星)的某些行为进行道德谴责。例如,在乔任梁突然去世之后,其好友陈乔恩因一直保持沉默而被网友指责,网友认为“陈乔恩不发微博就是冷血就是假朋友”。同样,范玮琪则因为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时未发布阅兵的消息而只专注于晒娃,被网友斥责为不爱国。

(五)舆论审判干预司法公正

对于司法案件而言,微博舆论的适度关注可以对司法过程进行一定的监督,从而推进司法公正。然而,如果微博舆论以具有偏向性的言论对司法案件进行关注,则可能造成舆论审判,从而影响司法公正。舆论审判是指“社会舆论通过对诉讼案件的倾向性评价,从而影响法院及法官对案件的判决,致使法院及法官无法或不能依据法律与事实客观公正地行使审判权”。[66]

“维护司法的独立审判权和坚持舆论的监督,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67]但如果缺乏必要的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的引导,以微博为平台生成的舆论极有可能带有非理性色彩和情感偏向,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激化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致使外在于司法的‘审判阵地’,逐渐从‘媒介审判’转移至‘网络舆论审判’。”[68]促使这种阵地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偏向性的微博舆论。“一桩药家鑫案,一桩李昌奎案,再次把社会的关注点引向审判和舆论之间的吊诡关系。关键问题并不是两个罪犯该不该被判死刑,而是判决在围观、群呼的氛围里宣告了当下中国现象及其背后的意义、可能导致的制度变迁。”[69]

(六)网络水军干扰或误导舆论

网络水军是受雇于特定的组织或个人,为实现某种特殊的目的而进行网络炒作的个人、群体或组织。网络水军通常通过推送带有倾向性的信息或者删除对组织或个人不利的信息来达到其目的,“微博时代,网络水军从单一的‘发帖者’演化为‘推手’、‘打手’、‘删帖’、加V、加粉等新形式”。[70]舆论的形成需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较为真实地反映社会现象和问题。然而,网络水军为达到雇用者的目的,发布虚假信息混淆视听,或者删除特定信息以阻碍公众获知事件的真相,最终对微博舆论形成干扰,增加了公众识别微博信息的难度,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他们通常以网络“大V”的面目出现,扮演着网络意见领袖的角色,对于微博用户而言,他们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如秦火火发布的关于雷锋的谣言使雷锋的形象被严重黑化,曾经让不明真相的微博用户困惑不已。

由于微博信息更新速度快,网络水军发布的具有偏向性的信息往往成为有头无尾的断头信息。然而,其持续性不足并不说明它的影响有限。恰恰相反,正是其易逝性使相关的澄清信息未能及时发出,最终导致类似的不良信息在微博用户的记忆中储存下来,当相似信息出现后,这些信息会被再度激活,从而强化用户的记忆,产生叠加效应。微博舆论所具有的这种容易消逝的特征给网络水军创造了转移网民注意力的机会。当不利于某些组织和个人的言论出现并引发网民关注的时候,这些组织或个人可以通过网络公关公司炒作新的网络事件以分散网民的注意力。有些企业或组织为了转移网民的注意力,甚至通过雇佣网络水军发布虚假的干扰信息,弱化网民对某些不良信息的关注度。“网络公关公司只要收到客户订单,便会联系下线群主,较短时间内,大规模的‘网络水军’便可按照‘客户’的要求,在知名论坛、网站制造‘客户’需要的舆论。”[71]对于社会秩序而言,这些制造出来的舆论影响甚大。

因此,网络水军对于舆论形成的危害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可能会分散网民注意力,导致具有公共性质的议题未得到充分讨论,从而导致这些议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第二,这可能使某些与特定个人或组织利益攸关的议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弱化微博舆论对这些个人或组织的监督力度。第三,这可能使普通网民被误导到一些有利于个人或组织的信息中,从而使网民个人的财产安全遭受损失。“网络水军是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制造虚假舆论,甚至充当‘打手’进行商业攻击,导致受众对网络舆论的信任度降低,网络舆论场混乱无序。”[72]当微博舆论充斥着网络水军的虚假信息时,微博平台必然会失去公信力,从而降低微博本身的舆论引导力。

二 微博对舆论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

微博对舆论的形成可能产生上述几个方面的影响。那么,这些负面影响存在的原因何在?具体而言,这些原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出现

改革既是对我国社会运作机制的改变,又是对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我国推行的改革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利益机构,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使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出现。尽管我国建立了上访机制,但是,社会群体和个人在表达个人诉求方面还是受到了限制,而微博的出现则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低门槛、更加便捷的表达渠道。于是,微博成为公众表达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

然而,而由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出现,加之个人的行为和观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困难,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顺虽属个人困扰,但在接受微博负面信息的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从而使个人难以得到足够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传统媒体上所做的正面宣传逐渐抱有怀疑态度,转而相信微博发布的信息,而且由于这些信息难辨真伪,公众最终受到了微博信息的鼓动。于是,微博同时成为表达个人情绪的一个渠道,成为承载非理性舆论的场域。

(二)微博信息发布的低门槛与把关人的缺失

传统媒体具有由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新闻从业人员组成的新闻信息把关队伍。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尽管理论上存在政府、网络媒体自身和网民等诸种把关力量,但实际上,受自身素质的限制,普通网民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难以承担起自我把关的责任。网络媒体因受到市场经济力量的驱动,更多以市场影响力作为评价标准,以拥有的用户规模作为吸引广告投入的主要指标,这导致他们也难以做到自我约束。政府部门虽然有规范信息的能力,但对于信息发布短平快的微博而言,这种把关的效果实在有限。因此,在把关人缺失的情况下,微博对信息发布的低门槛要求使公众能够不进行任何信息的核实而发布或转发信息,导致网络舆论难以把控,容易呈现“极端性、冲突性、情绪性、群体性、难控性”,[73]给我国的舆论环境带来了较大的负面效应。

(三)微博用户影响力评价标准的影响

微博用户在微博上的影响力来自用户发布的微博信息得到转发、评论或者点赞。这一标准属于量化的评价标准,极易导致对信息发布量的简单追求。微博信息吸引人成为其获得较高的转发率,进而获得关注度的基本条件。在此状况下,同一信息的发布是否足够快(抢先发布)、转发“大V”信息是否够快是能否获取关注度和转发率的重要因素。

由此,微博用户可能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发布不实不良信息。第一,为吸引眼球,信息是否具有吸引力成为能否获取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这就可能导致信息发布过程中出现夸大其词或者出现过度情绪化等方面的问题。第二,为追求信息发布速度,用户在转发信息的过程中不再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第三,个人在发布关乎自己利益的信息时,很容易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和情绪。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均可能导致个人用户在发布信息、转发微博、评价信息的过程中片面追求转发度,导致意见乃至舆论的非理性。

(四)微博信息本身所具有的简单化和碎片化特征

起初,因字数限制,微博更适于发布简单的事件信息,难以发布复杂的社会事件的信息。复杂的社会事件经过微博的传播只能是碎片化的信息,难以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此,微博本身的优势并不在于追求深度。而且,从用户的接受情况来看,复杂的事件需要更多的阅读时间,在社会变化日趋频繁的情况下,生活节奏的加快使用户越来越没有耐心和时间去细阅信息。由此,对于复杂的社会事件而言,微博的传播本身带有简单化和碎片化的特征。简化的碎片信息实在难以为公众提供复杂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全貌,也就无法促使用户对事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进而导致个人意见失去客观性,偏离事实本身。

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新的手机应用的开发导致近年来微博用户规模一度缩小,但这种缩小趋势在2016年得到了遏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71亿,比2015年增长了17.8%;微博的网民使用率与2015年底相比基本持平,其中,手机端微博用户规模为2.4亿,[74]比2015年增长了28.9%。微博用户规模在2016年的增长打消了研究者对微博影响力下降的忧虑。

表1-2 2015~2016年中国网民各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

表1-3 2015~2016年中国网民各类手机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

续表

微博的用户规模和使用率在近几年虽有所减小,但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微博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所减小。首先,微博用户规模尚保持在2.71亿,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说明微博依旧是意见表达和舆论形成的重要平台。其次,手机端微博用户的占比大幅度上升,且微博与其他类型的社交媒体之间的协同性开始增强,并逐渐参与到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其用户黏着度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社交平台成为新闻传播及素材收集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与资讯客户端的协同,极大提升了新闻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另一方面,基于社交的自媒体应用在用户规模方面的优势,拓展了新闻素材来源。2016年,社交媒体成为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爆发、发酵的源头,并进一步带动新闻网站、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75]换言之,微博对于我国舆论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依旧是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

因此,微博的差异化发展使微博在意见表达和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延续。这说明,微博舆论依旧需要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尤其是微博舆论的生成机制以及微博舆论与公众情绪之间的互动方面还亟须深入探讨,以为当前我国的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