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马戎
以色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并不存在，只有近70年的历史；第二，虽说历史上犹太人曾经居住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但阿拉伯人已在此居住了上千年，以色列国是“二战”前后世界各地犹太人迁移到这片土地上建立的；第三，由于土地之争和语言、宗教差异，以色列自建国之日就始终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处于敌对状态，爆发了多次战争；第四，以色列自称“犹太国”，获得世界各国犹太人全力支持，美国犹太人通过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为以色列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第五，由于欧洲犹太移民具有的人力素质优势，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的现代化国家，并在科技、教育、军事、经济各方面远超周边阿拉伯各国；第六，以色列实际控制土地分为几部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中划归犹太国家的部分、《分治决议》中划归阿拉伯国家但作为1948年战争和1967年战争的结果被以色列占领的部分、按《分治决议》应由联合国托管的耶路撒冷地区，以及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占领的别国领土（即叙利亚戈兰高地），各地区实行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第七，以色列在非和平条件下实现经济起飞，以阿冲突最激烈的时期恰恰是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以色列为我们探讨战争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个案。
由于以色列在上述方面具有的多重特殊性，它很自然地受到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理论的学者们的关注。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为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许多宝贵的启示。
2016年，以色列的总人口已达到834万，包括625万犹太公民以及173万阿拉伯公民，分别占总人口的74.9%和20.7%。分治时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被承认为以色列公民，享有各种公民权利；在这些阿拉伯人中有70%为穆斯林，还有部分基督徒（21%，分属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等多个教派）和德鲁兹人（9%）。此外在以色列实际控制区内还生活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这些人居住在分治时划归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但是其居住地在战争中先后被以色列占领。通过谈判斡旋，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撤军，把当地行政权转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实施自治，这里通常被称为“被占领土地”。2014年巴勒斯坦总人口有430万人，其中加沙地区180万人，约旦河西岸地区250万人。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人群是离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2000年居住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有121万人，这也成为国际难民事务中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国际社会最关注的是以巴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巴勒斯坦正式建国，以及耶路撒冷地位的谈判。但是，从研究其国内族群关系的角度而言，以色列犹太公民同阿拉伯公民之间关系的演变与政府政策的引导，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专题。无论是以色列政府还是以色列犹太公民，在其眼里，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在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深厚渊源与日常联系是无法割断的，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他们曾经不分彼此，1948年后则被号召效忠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1952年以色列《国籍法》颁布后，“阿拉伯人作为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才被确定下来。整个军政府期间，阿拉伯人在宗教、婚姻、教育、文化等内部事务方面保持自治，他们隔离于以色列主流社会之外，处于‘文化与经济的孤岛之上’，尽管法律条文赋予了阿拉伯人同样的公民权利，但军政府往往以安全问题为理由，对他们进行种种限制”（张倩红，2014：257～258）。这种身份区隔无疑对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带来极大的困惑与情感矛盾。
以色列建国后，在对待本国阿拉伯公民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制度与政策。这些制度与政策实施后带来的实际社会后果，以及对犹太人-阿拉伯人关系的长远影响，一直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1.语言政策与教育制度
以色列建国后，希伯来语成为国家主导语言，阿拉伯语虽保留了官方地位却在实际使用中处于次要地位。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被强制学习希伯来语，而犹太人对于本国的另一种“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则毫无兴趣，选择的第二语言是国际通用的英语。
为了体现阿拉伯语的“官方地位”和“民族平等”，以色列自建国时便规定政府保证阿拉伯族裔以其母语并按其文化传统接受中小学教育。同时，绝大多数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出于身份与文化认同也选择就读于阿拉伯小学与中学，并以母语接受课程教学，另加授一门希伯来语语文课。但是，以色列高等教育中的主要教学语言是希伯来语，阿拉伯公民想在以色列进入大学，必须通过为希伯来语者设计的入学考试。因为他们在阿拉伯中小学接受的希伯来语教育只是初步的语文课，因此很难通过希伯来文的数理化等科目的试卷。其结果是许多有志于进一步学习的阿拉伯学生转到邻近阿拉伯国家上大学，而这无疑会加深以色列管辖区域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隔阂。
以色列一些视野开阔的犹太人知识分子曾建议允许阿拉伯公民的子女以希伯来文接受中小学教育，但是出于维护本民族下一代的民族意识方面的考虑，阿拉伯人对此极为敏感并坚决反对，将其视为以色列政府削弱阿拉伯人身份认同的文化手段。也有人建议政府为阿拉伯学生降低大学入学考试的门槛，实行类似美国“肯定性行动”的优惠政策，在以色列大学校园里为犹太学生和阿拉伯学生的交往提供环境，但这一建议没有被政府采纳。相反，近年来以色列理工大学（Technion）决定提高希伯来语入学要求，据说其目的是降低阿拉伯学生的辍学率[1]，但这一做法显然首先会降低阿拉伯学生的录取率。
大学教育提供的知识体系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积累文化资本并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无法进入大学殿堂，就无形中阻断了大多数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社会中向上流动的途径。以色列拥有先进的高等教育体系，在20～24岁的年轻人中，每两人就有一个在高校就读。正是以色列的中小学语言政策和大学录取-教学制度导致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出现新的就业区隔。语言差异经由受教育差异又最终与社会地位差异、经济收入差异相重叠，使以色列社会内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隔阂与对立愈发强烈、固化。不仅如此，那些选择在周边国家尤其是约旦河西岸和阿拉伯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很容易在校园里受到反犹思潮和“圣战”组织的影响，这又对以色列国家未来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这种威胁继而再度加重彼此之间的猜忌，使得民族和解遥遥无期。
2.社会行政管理的区别化政策
在以色列管辖下，政府对不同的人群实行区别化政策。“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到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他们的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蒙蒂菲奥里，2015：630）以色列干旱缺水，以色列政府规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用水限量，严格禁止阿拉伯人开采水源，而且征收高额水费，这些措施无疑影响了被占领地区阿拉伯人的经济发展（张倩红，2014：306～307）。大批进入以色列务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多从事季节性、临时性的体力劳动，工资待遇极低（仅相当于西方犹太人的45%，东方犹太人的60%），而且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张倩红，2014：310～311）。由于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地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实施的生产许可证审批限制、流入资金限制、生产规模限制、商业和外贸限制等一系列管制措施，被占领地区经济对以色列形成了就业依赖、供给依赖、生产依赖、市场依赖的被动局面，以色列领土和被占领地区之间不断拉大发展水平的距离。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必然导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状况。
3.以色列的族际通婚政策
200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一个法案，规定以色列公民（包括阿拉伯人）如与阿拉伯人结婚，配偶不能取得以色列公民身份。1996～2006年，“有10万名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结婚，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公民，少量是居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新的婚姻法实际上是从法律角度否认这种婚姻的合理性，无疑加深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张倩红，2014：490）。毫无疑问，这项法案直接为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与犹太人通婚设立了法律障碍，并引发双方更深的情感鸿沟。
4.各种区别化制度和政策对“民族意识”的催化与加强
以阿拉伯人群体为对象的种种限制和隔离政策，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认同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思想意识上处于国家意识与民族感情相冲突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是以色列的公民，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忠诚于以色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阿拉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通过收音机、电视与其他媒体他们又能深刻地感受到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浪潮。他们的生活与文化水平虽然也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提高，他们虽然和犹太人一样参与选举，但‘二等公民’与‘边际性客民’确实是他们真实的感觉。”（张倩红，2014：258）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有相通之处，双方也都拥有一神教的深厚传统。“如果没有犹太宗教这一团结与凝聚的力量，犹太人就不会从漫长而又多变的大流散中，以一个单一民族的形式而幸存下来。这种民族性与宗教性的合一，决定了犹太教在以色列社会中不仅仅是社会成员的个人意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社会凝聚功能、道德功能、政治功能及教育功能。”（张倩红，2014：263）而伊斯兰教也具有强烈的宗教凝聚力，耶路撒冷又同时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各方同时具有这种深厚而且强烈的宗教情怀，这不可避免地对以色列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和“零和博弈”的色彩。
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已经有了充分的民族意识的两个民族决不能像平等的伙伴一样，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拉克，1992：24）。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虽然被正式地授予了公民权，然而事实上，阿拉伯人成了二等公民”（布雷格曼，2009：72）。自以色列建国以来，阿拉伯人针对以色列犹太人的暴力袭击从来没有中断过，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这些自杀式炸弹袭击激化了双方的情绪，使任何理性的讨论和妥协都无法推进。在“圣战”的旗帜下，仅1996年2月发生的三次爆炸就杀死了近50名犹太平民，在随后的街头暴力冲突中又有多名阿拉伯人死亡。巴勒斯坦因此获得了“中东火药桶”的称号。
如果我们借助米尔顿·戈登的族群同化模型（戈登，2015：65～66），就可以看到在文化同化、社会结构同化、血缘同化、彼此偏见、相互歧视、认同意识、价值观和权力冲突这全部七个维度上，以色列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不仅没有拉近，而且彼此越来越仇视。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4%的犹太人认为政府应该鼓励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55%的人甚至认为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张倩红，2014：491）。由此来看，这片土地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不可能获得安宁与和平。
在犹太人建国这件事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一开始就强烈抵制。沃尔特·拉克认为阿拉伯人的抵制固然有其充分的理由，但其完全不愿妥协的非理性态度却导致阿拉伯人实际利益不断受损，每发动一次战争就多损失一部分土地，每一次自杀式袭击都导致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生活就业空间的进一步限制。正是阿拉伯人对自身行动的选择帮助犹太人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并逐步使犹太人意识到“寻求与阿拉伯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只有反对阿拉伯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对与阿拉伯人妥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拉克，1992：726）。而无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还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这种“零和博弈”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宇老师曾留学以色列，学习希伯来文和以色列历史，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耶路撒冷大学的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由于她长期生活在耶路撒冷，所以对以色列的历史和社会情况十分熟悉。她曾向我提起，她想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群体开展研究，了解他们的生活、就业和认同状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族群社会学的研究专题，尤其目前国内熟悉和研究以色列的学者很少，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所以我非常鼓励她继续开展这一专题的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希望她尽早完成书稿，我也很愿意将这部书稿纳入我主编的“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王宇老师的著作在2017年秋季终于定稿，书中提到的“我的国家在与我的民族作战”，这句话引自以色列阿拉伯议员阿布德拉阿齐兹·祖阿比（Abd el-Aziz el-Zoubi，1926～1974），本身就十分发人深省。在现代政治认同体系中，以色列阿拉伯人所属的国家是以色列国，但是他们的传统认同对象又是阿拉伯民族，所以当以色列国家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发生冲突、战争时，他们的立场应该是什么？正如王宇书中所描述的，1948年以来以色列阿拉伯人在身份认同方面同时经历着“以色列化”（Israelization）和“巴勒斯坦化”（Palesinization）这两个并列的过程，并在这一矛盾交织中形成既不可能被以色列同化也有别于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独特认同。
在这本书中先后讨论的主题有：公民地位及自我认同的演变，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参与，国会以外的阿拉伯政治组织及政治活动，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经济状况，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基础教育情况，以色列阿拉伯人与高等教育，阿拉伯少数民族与国家的主要矛盾——土地、非法建筑，以色列的相关政策对阿拉伯社会发展的影响，公民义务及以色列国内阿犹关系，等等。在现代社会的族群关系研究中，这些都是重大核心议题。十分难得的是，这本书稿中引用了大量以色列政府的统计数字和政策法规，这些在中国很难系统收集，特别是书中引用的希伯来文献，更是大多数国内学者难以涉足的。我很高兴这本书即将在国内正式出版，尽管我本人并不熟悉犹太人问题和以色列研究，但是我很愿意为本书写个序言。我相信书中介绍的内容和讨论的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拓族群研究的学术视野，通过对国外族群关系演变中经验与教训的吸取，通过对各相关专题研究方法和案例分析的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解和讨论。
2018年1月8日于茉莉园
参考文献
阿伦·布雷格曼，2009，《以色列史》（Ahron Bregman，2002，A History of Israel，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er），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
沃尔特·拉克，1992，《犹太复国主义史》（Walter Laqueur，1972，A History of Zionis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徐方、闫瑞松译，（上海）三联书店。
西蒙·蒙蒂菲奥里，2015，《耶路撒冷三千年》（Simon S.Montefiore，2011，Jerusalem：The Biography，Capel ＆ Land Ltd.），张倩红、马丹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米尔顿·戈登，2015，《美国生活中的同化》（Milton Gordon，1964，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马戎译，译林出版社。
张倩红，2014，《以色列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1]https：//zhuanlan.zhihu.com/p/24091095？refer=zhongdongxue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