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开海或禁海的问题上，清廷大臣意见不一，其相关言论上达中央朝廷，对清廷的海疆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顺治十一年（1654），礼科给事中臣季开生奏书剿贼三要点，提出通过厉行海禁断绝沿海居民对明郑势力的接济：

一曰严海禁、二曰杜接济、三曰密讯察。……惟商人、船户出海兴贩，一为所获，即船其船、人其人，贼船且益多、人且益众矣；则海禁可不严乎？……伏乞勒下督、抚、提、镇查验器械、整理卒伍，审度今之要害，更移增补，严禁出海接济：贼必衰止。俟巨舰成时，江南、江北密会攻剿，则贼进无所掠、退无所归，岂不一举而尽歼故！^[13]

顺治十八年（1661），海澄公黄梧向朝廷密陈灭贼之策，提出通过禁海迁界坐困郑氏集团：

其一，金、夏两岛弹丸之地，能够抗拒至今，实由沿海人民走险，接济粮饷、油、铁、桅船之物。“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不致自灭也”^[14]；其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坚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如此半载，海贼船只无可修葺，自然朽烂，贼众许多，粮草不继，自然瓦解。此所谓不用战而坐看其死也。”^[15]

季开生、黄梧的海禁主张得到了不少大臣支持，顺治十二年（1655），闽浙总督屯泰上奏：“沿海省分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16]工科给事中王命岳对禁海迁界也表示赞成，他认为，郑成功所需之火柴和松揪仰给于福建沿海一带，是策中要害的接济之物，应该严加防范：“盖有港处所，则溯港通山、出港通海；山出树木，扁舟夜行，接济为便。”^[17]王命岳提议，在镇海卫（今福建省龙海市东南）、井尾港（今福建省漳浦县东）、鼎尾（今福建泉州鼎尾乡）等战略要地置兵把守：

其余兴化、福州滨海地方，但有港路通山，皆责成汛兵严行讥察，令行禁止，寸木不下。……数月之内，贼必拆屋而炊；屋尽火灭，内变必起。楸绝船朽，立见胥溺。^[18]

在东南沿海形势剧烈动荡的形势下，季开生、黄梧从清政府对抗郑氏海上政权的需要出发，提出严格控制海上活动等种种主张，虽起到了一定成效，却远未达到“廓清海氛”之预期目的。相反，这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使东南沿海地区的生产力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到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在此期间，已有一些有识之士，从战略及长远利益出发，呼吁清廷采取积极政策以顺应时代潮流，他们的主张和思想对清政府海防政策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具体可归为以下几类。

（一）从民生角度出发，提出海禁政策是导致民生困苦的根源

康熙元年（1662）福建抚臣许世昌上疏朝廷，称禁海迁界导致大量平民丧生：“海上新迁之民，死亡者八千五百余人。”^[19]康熙五年（1666），曾任福建总督多年的李率泰在临终前留下遗书，为民请命：“海贼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洵为至计！……数年以来，令海滨居民迁移内地，咸苦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稍甦残喘。”^[20]

康熙十二年（1673），新任福建总督范承谟上疏朝廷，指出迁界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致使财政困难、民生凋敝：“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21]他从民生利益出发，请求朝廷解除禁令：

我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万民苏生之会，而闽地仍以台寨为界。虽云展界垦田，其实不及十分之一：且台寨离海尚远，与其弃为盗薮，何如复为民业。如虑接济透越，而此等迁民从前漂流忍死，尚不肯为非。今若予以恒产，断无舍活计而自取死亡之理……^[22]

由此可知，清初的“迁海”不仅使东南沿海一带的生产力惨遭破坏，而且直接影响到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从经济角度出发，提出海外贸易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在痛陈海禁之弊的基础上，一些开明的官员提出了应对之策，其核心就是发挥沿海地区优势，开放海禁，给百姓提供谋生之路。

曾长期在江浙、福建任官的慕天颜提出，在当前“流亡迭见，灾歉频仍”的形势下，“唯一破目前之成例，曰开海禁而已”。^[23]慕天颜认为，“禁海”导致国穷民困，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刺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以“鼓艺业之勤，坐致国家富强”，“使百姓不致困苦，以足国用”：

臣思海舶通商诚有利益于民生。盖地产所出丝布药材等货原属平常之物，一至外国得价数倍，使外国之金银岁入于我，百姓赖以充裕，赋饷赖以转输，岂非生财之大原。较之斤斤议节议捐不啻霄壤悬殊也。

番舶之往来，以吾岁出之货而易其岁人之财。岁有所出，则于我毫无所损，而殖产交易，愈以鼓艺业之勤。岁有所人，则在我日见其赢，而财贿会通，立可以祛贫寡之患。^[24]

而在海外贸易管理方面，慕氏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惟是出海之途，各省有一定之口，税赋之入，各口有一定之规。诚画一其口岸之处，籍算其人船之数，严禁其违禁之货，察惩其犯令之奸，而督率巡防，并资文武，统之以兼辖，责之以专泛，弹压之以道官，总理之以郡佐。^[25]

蓝鼎元同样呼吁取消海禁，在《论南洋事宜书》中，蓝鼎元呼吁朝廷允许沿海民众和南洋诸国通商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

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26]

慕天颜、蓝鼎元等人打破传统重农抑商思想，肯定了海外贸易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提出通过开辟海外市场，鼓励海舶通商及实施口岸管理等方式发展沿海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从而达到富国裕民之目的。其主张具有早期重商主义色彩，代表了商人及平民阶层的利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三）从国防角度出发，强调海禁政策并非积极的治边之策

康熙年间，清廷在“开海”与“禁海”之间摇摆不定。在此背景之下，时任福建总督姚启圣、湖广道御史李之芳、巡抚吴兴祚、提督万正色等地方官员均以沿海要地均已设防为由，先后奏请废除海禁。例如康熙八年，湖广道御史李之芳上疏列举八条，痛陈海禁之弊端。他在奏疏中指出：“自古养兵原以卫疆土，未闻弃疆以避贼。”^[27]李之芳同时强调，“禁海”“迁界”，导致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依，无粮可食，势必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况沿海皆我赤子，一旦迁之，鸿雁兴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归彼，是以民予敌。”^[28]

福建总督范承谟遂于1673年（康熙十二年）上疏，请求开放海禁，并提出通过设立水师，守御海岸，扼控海岛，以达“捍卫安内”之目的：

如虑逼近沿海，难免寇侵掠，夫海贼可以登岸之处不过数所，余皆海潮涌入之小港，时涌时退，不能停泊。若设防兵。守御要害，则寇亦无隙可乘。设立水师，原为控扼岩疆，未有弃门户而反守堂奥之理。……兵既卫民，民不失所，此捍外安内之要者也。^[29]

康熙十九年（1680），李光地也向康熙皇帝提议：“开海一事于民最便，现今万余穷民借此营生贸易，庶不至颠连困苦。况有水师五千，尽可防御，皇上睿见至当。”^[30]

开海呼声的日益高涨，对清政府最终放弃禁海政策、停止“海禁”处分之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在明末清初，激流勇进的海洋贸易的时代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其发展总趋势不可逆转。康熙、乾隆等朝，曾有过多次政策上的反复，甚至有过短暂的闭关企图。但受到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统治者不得不继续奉行其限制性开关政策。从禁海到开海的思想转变，在中国封建时代这样一个典型的陆权型社会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无疑具有重要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