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纠正反馈研究的历史背景及现状

教学环境中的反馈通常指为了改进、提高学生的学习而对其某一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发回的信息(P.Ur，1998：242)，主要分为正面反馈和纠正反馈两大类。其中纠正反馈（corrective feedback，简称CF）已然成为二语习得领域和语言教学领域研究的共同焦点。探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看到了负面证据（negative evidence）和促进输出（pushed output）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语言教学领域也普遍认为语法纠错在语言学习中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纠正反馈在语言教学实践中可谓是无处不在的。

关于纠正反馈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围绕是否纠错、何时纠错、如何纠错、纠错效果如何等核心问题展开的。关于是否纠错的实证研究以Truscott-Ferris之争最为著名。J. Truscott（1996），C. Polio，C. Feleck ＆ N. Leder（1998）等学者的研究认为，纠正反馈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并提出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纠正反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帮助学习者提高写作的准确度。D. Ferris（1999），R. Ellis，S. Loewen ＆ R. Erlam（2006），Y. Sheen（2007）等学者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却证明了纠正反馈对语言学习的有效性。虽然这场争论最终并无结果，却激起了研究者们进行更多实证研究的兴趣，从而也引发了2009—2010年间Truscott与Bruton在System上更为深入和激烈的辩论。近五年来国际著名外语类期刊（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等）也一直从未间断刊登此类最前沿的实证研究(如：J. Bitchener，2008；Y. Sheen，D. Wright ＆ A. Moldawa，2009；C. G. Van Beuningen，N. H. De Jong ＆ F. Kuiken，2012；S. Li，2013；A. Zoghi ＆ J. Nikoopour，2014)。至此，关于纠正反馈研究的争论不仅涉及反馈是否有效的问题，更深入到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及由此导致的研究出发点、研究目的和研究设计上的差异等问题。

目前二语习得领域中的绝大多数纠正反馈研究都是在认知或社会认知的视角下进行的（J. Bitchener ＆ D. Ferris，2012），都是探究聚焦反馈的效果，即聚焦目标语的一种或为数不多的几种错误（R. Ellis，Y. Sheen，M. Murakami ＆ H. Takashima，2008：356）。聚焦反馈研究的焦点问题主要是具体反馈策略与学习效果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这些反馈研究主要是一次性地针对单个语法项目(如冠词、过去式、虚拟语气等)的错误给予反馈；研究的目的是对比不同反馈方式的效果；设计思路是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不同的反馈方式，在实验室环境下运用语法判断的方法，测量所纠正的特定语法项目的被习得情况，通过对比前测、后测、延时后测的测试成绩推定不同反馈方式的效果。

这些对特定语法项目的聚焦式反馈研究，帮助二语习得研究者和教师们渐渐认识了反馈的不同类型和方式及其在二语语法学习中的效果。但是这没能真正解决反馈在二语写作中的作用问题，因为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教师对学习者写作的反馈，通常都不仅仅是聚焦式的反馈，而是对作文中的所有错误提供非聚焦式的全面反馈。因此，目前二语习得领域的反馈研究没能真实地说明反馈在写作这一复杂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也没能说明反馈对写作技能这一综合能力提高的作用，实验设计上的延时后测更是没能真正历时地探究学习者写作水平提高的原因。换句话说，目前二语习得认知视角下的反馈研究大多只是关注具体反馈方式或策略与学习效果（主要是语法习得效果）之间的关系，忽略了语法习得之外的如写作内容、结构、格式等二语写作的其他方面，同时也忽略了学习者、学习环境等其他因素对习得效果的影响。反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受错误类型、反馈模式、反馈媒介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学习者个体差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Ellis（2010）认为个体差异和环境因素既相互影响，又共同作用于学习者对教师反馈的响应（engagement），进而影响到学习结果。但是正如Sheen（2010a）的观点，迄今为止，以社会文化理论为基础的书面反馈研究几近空白。因此，尝试从社会文化认知视角研究反馈的问题将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加深对反馈研究的全面认识，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写作教学过程中有关反馈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