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 心灵认知主义的二语习得理论

心灵认知主义视域下的二语习得理论研究主要受西方理性心灵主义“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Johnson，2004）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心灵认知主义在17世纪哲学家笛卡尔“灵肉”两分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世界存在两种现实、两个世界，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前者指人的肉体，后者指人的思维。这种认知论取向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窗口，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语言学习是信息加工的过程，语言学习和认知规律具有普遍性。心灵认知主义认为人的思维高于人的肉体，精神世界优于物质世界，所以其相应的二语理论所提倡的人的精神世界或思维应该是二语科学研究的焦点。

学界通常认为Chomsky对Skinner的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的批评开创了美国心理学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认知革命”，Chomsky站在唯理主义哲学立场，从心灵主义的心理学角度提出了生成转换语言学理论，反对描写语言学的经验主义（Johnson，2004）。从此，心灵认知主义取向的二语研究也开始替代结构行为主义的取向，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主流。

1959年，Chomsky对Skinner《言语行为》中的“强化生成说”提出了深刻的批评，认为语言学习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也不是一种从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行为。语言在深层结构上享有共同特征，儿童之所以能够不费力气地学好母语，就是因为人类大脑中先天拥有特定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通过外界输入激活这个先天机制，儿童就能创造性地加工输入的语言，内化为抽象规则，并依据这些有限的规则产出无限的句子，这就是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理论的核心思想。不难看出，UG理论强调人的先天性认知取向在语言习得中的主导作用，相关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描述并解释人习得语言的抽象语言能力，推测在习得过程中先天内置的原则和参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虽然许多应用语言学家称Chomsky语言学理论是“纯科学理论”，与实践应用没有关系（Johnson，2004），但在Chomsky UG理论的直接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挑战行为主义理论，开展了两类研究（Larsen-Freeman，2007，转引自文秋芳，2008）：①对二语学习者错误的研究(如：Corder，1967；L. Selinker，1972)；②英语语素习得研究(如：R. Brown，1973；H. Dulay ＆ M. Burt，1974；N. Bailey，C. Madden ＆ S. Krashen，1974)。这两类研究的结果奠定了二语习得认知理论的基础。他们将二语习得理论从行为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二语学习者成了有思维能力的独立认知个体。二语习得研究的内容逐步明确为：第一，储存在大脑内的二语知识体系；第二，习得二语知识的过程。前者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储存在个体大脑中二语知识体系的特征，后者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个体学会某种二语的过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心灵认知主义视域下信息加工的二语研究范式问世。在UG理论的影响下，二语习得研究开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把二语习得的过程看作是信息加工的过程，涉及语言输入、加工、语言输出、习得等理论概念。该理论取向与UG一样，都认为输入是二语习得的关键，但不同的是该理论强调输入必须经由学习者对语言的理解、加工、分析、吸收才能被习得（Vanpatten ＆Williams，2007）。

20世纪90年代，认知派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语言如何习得”。特殊先天论者相信语言习得主要取决于人生来具有的语言习得装置，一般先天论者认为学习语言与其他认知技能一样，由人生来具有的一般学习能力与认识能力决定（W. O'Grady，2003，转引自文秋芳，2008）。

心灵认知主义从理性心灵主义出发认为语言研究归属于认知心理学，这种认知取向的二语习得理论主要研究学习者的认知过程及其内在影响因素，对学习者思维过程的研究主要通过假设推理的方法实现。可以说，心灵认知主义取向的二语理论过分强调学习者内在的认知因素，而忽视了习得外部环境的作用。此外，在UG理论的影响下，心灵认知主义的二语理论更多地强调了学习和认知的普遍规律和系统性，却无法解释个体学习的特殊性。

无论是结构行为主义还是心灵认知主义的二语习得理论都是把学习者内在的认知过程和外在的社会环境分割开来，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表达对立起来。因此这两种认知视域下的二语理论都认为教学是传授某种“行为”或“知识”，学生作为接收者并不具备自主性。然而，在社会派的引领下，在对认知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内在的认知和外在的环境对语言学习者的双重作用开始受到学界的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