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返英后的生活

雒颉一回到英国，伦敦会在1864年8月29日特地召开理事会议欢迎他归国，此后伦敦会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也持续咨询他的意见，并推选他为理事之一，他还于1869年当选为理事会主席，任期一年，届满后仍长期担任理事直到1892年。雒颉还有另一项荣誉职务，即各界组成的“传教医生协会”（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于1878年在伦敦成立，因为他在中国的杰出成就而被推选为会长。

除了以上两项职务，雒颉在家里开业行医，并活跃于英国的社会中，积极参与有关中国事务的讨论，包含进行演讲与撰述，或加入禁止鸦片贸易协会（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担任执行委员之一，以及参与推动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的活动等。在演讲方面，他曾向医学界谈论过自己在华医学传教的经验与心得，也在皇家地理学会演讲北京的历史地理与文化，并将演讲的内容撰写成长篇文章出版。不过，雒颉最著名的一篇撰述是反驳曾纪泽过于乐观看待中国局势的文章，曾纪泽于1886年卸任中国驻英公使后，在1887年初的伦敦《亚洲评论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以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认为中国过去只是酣睡，如今已经醒来，有各项洋务的成就可以为证，并说未来中国将致力于消除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曾纪泽此文受到欧美各界颇多注意和讨论，而雒颉正是率先批评曾纪泽观点的两人之一，因为《亚洲评论季刊》刊登曾纪泽文章时，邀请两名中国专家发表意见：雒颉和英国前驻华公使阿礼国，并将两人的文章和曾文都刊登在同一期，不脱外交官作风的阿礼国还有些含蓄地表示怀疑曾纪泽的观点，而雒颉则以他一贯简单直率的文句，列举事证逐一反驳曾纪泽的说法，直指清政府上下所为只是表象或甚至是假象而不切实际，中国很难冀望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免于外国的干涉，等等；结果后续评论曾纪泽的众多英文文章也往往一并论及阿礼国、雒颉两文的观点。

1892年，雒颉将自己的藏书全部赠予伦敦会，多达3800册（外文书2800多册、中文900书多册）。他从来华以后开始收藏中文及关于中国的书册，很特别的是他很注重一些小册，例如各地传教医生所办医院的年报，都只有数页至二三十页的篇幅，一般人看后往往随手抛弃，雒颉却尽量保留下来，而且他回英以后仍继续搜罗，日积月累便成为独特的19世纪西医在华史料的宝库；又如传教士所印的各种中文传教或西学图书，也大都是篇幅短小，不论中国人或传教士同样少有人保存，雒颉都刻意留下，日久形成罕见的中国基督教初期的中文史料。伦敦会将雒颉的赠书和该会原有的藏书编印成目录于1899年出版，后来又于1973年将雒颉赠书转存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图书馆，让世人得以利用这些珍贵的史料，遗憾的是伦敦会先于1961年出售一批约700种中文书给澳洲国家图书馆，不知何故其中竟有许多是出自雒颉的旧藏，单是有他亲笔题记与签名的书就在100种左右。

雒颉年轻时身体就一向健壮而活力充沛，到1896年4月底觉得不适，两天后于29日在伦敦家中过世，享年85岁。伦敦会的理事会随即决议表示哀悼并称雒颉：“作为中国传教医生的先锋，他卓越的服务足以和在中国开创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先贤相提并论。”许多中外的西文报纸杂志都报道了雒颉过世的消息，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伦敦会的《每月记事》（The Chronicle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法国的《通报》（T'oung Pao）、中国的《字林西报》《北华捷报》以及《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等，还进一步刊登了一些纪念他的文章。

雒颉是传教医生，其根本目的在于传教，他在中国生活22年，合计医治约20万名病人，其中在北京的3万多名病人中有6名成为基督徒，但上海等地的病人远远多于北京，成为基督徒的人数在雒颉和其他传教士的书信中却无从考证，在19世纪中期基督教在华各教派所有的中国教徒人数实在不多，1853年时才350人而已，因此只要有人愿意受洗教，传教士都很重视，也几乎都会在书信中报道其事，所以这种病人成为教徒的人数无可考证的现象，至少可以解释为雒颉当时借医传教的效果并不大，只是他仍然充满信心地认为已将基督教福音的种子撒播在中国，直到第二度回英二十多年后的1890年，他依旧说从来没有后悔到中国，初来时的热忱也持续到最后离开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走过的最好的一条路，就是为了基督而到中国。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近代西方医学来华的过程中，传教医生相对于海关医生、军队医生和个别开业的西医等，是人数最多而影响最显著的群体，雒颉则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人物，他是英国第一位、也是所有各国第二位来华的传教医生，率先在商业中心的上海与政治中心的北京分别建立仁济医院与施医院，让两地众多的中国人民得以接触与认识近代西方医学，并因而扩大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民众，他开创的这两家医院也都发展成当地乃至中国重要的医院，伦敦会随后在中国各地建立的多家医院也都称为仁济医院，仅此一端已可略见上海仁济医院的成功与重要性，而北京在20世纪初由伦敦会联合各教派开办的协和医学堂，校内的主建筑物即名为“雒公楼”以纪念雒颉这位先驱，雒颉毫无疑问是西医来华的健将，他没能达到预期的传教目的，但作为传教工具或方法的医学却大受欢迎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