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复杂社会的出现

前面几节讨论了聚落的形成与扩大，也讨论了新石器文化的区系与文化圈的出现。村落的社会更为扩大，即超过单一村落的聚落群；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也会进而导致相当地区内人民产生文化认同，由此即可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社群。以上两项发展，遂是构建复杂社会的条件。

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以现有的考古资料说，这种复杂社会，呈现下列一些特质：

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足以维持有训练的工艺人才，制作礼仪性的贵重物品。

有具备礼仪性建筑物的礼仪中心出现。礼仪中心也可能有层级的差异。

有一些人物拥有较别人为多的财富与权威，社群之内遂有层级的分化。这种层级分化，各地可以有不同的形成过程。

社会复杂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为了执行管理功能，即会出现权力的层级化，也就是社会体走向政治体，终于形成国家的组织。

聚落之间的层级化，会出现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人口众多，财富集中，是权贵居住的地方，也可能兼具贸易中心、礼仪中心等多种功能，这就是城市，亦即苏秉琦所谓的“古城”。城市也可能有防卫设施，例如城墙、壕沟……

为了礼仪与管理功能，会有专业人员担任这些工作；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可能发展了文字或其他类似的符号——这就是文明的象征。

中国新石器时代，在不同地区，常有遗址呈现前述若干现象之一二，例如山东泰安大汶口十号墓，随葬物品多而精致。在同一遗址，似乎集中了大汶口文化社群中的少数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墓葬的随葬物品，包括玉钺、象牙梳、蒙鼓的鳄鱼皮、细致的白陶……或则是远距离外地的产物，或则是手工精美的艺术品及礼仪性器物，反映了墓主的权威与财富。由此显见，大汶口可能正是当时一个中心聚落所在，其领袖取精用宏，才有实力收集大量的珍贵物品，并且有以此殉葬的余力。

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更能显示一个中心聚落的气概。这一遗址以北边山坡上的大型房址（901号）为中心，南向扇形布局，又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较大型的房屋与小屋遗址。901号建筑遗址，由前堂、后室与东西厢房构成。前堂宽16米，深8米，面积近130平方米，前有门垛及台阶，前堂中央有直径2.5米以上的火塘，地面是类似混凝土的地面，压实磨光。前堂南、北壁各有8根列柱，火塘后侧左右，各有一个直径约90厘米的粗大圆形柱洞，全堂的宏伟壮观可知。前堂加后室及东西厢房，面积超过290平方米，房址前方有130平方米地坪，列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又有六个青石板排列在柱洞前方。901号房址南面，有许多大小房屋，每一小区以一座较大房址为区内中心。这些房屋，都是坐南向北，面对901号房址。小区内较大房屋，可以405号建筑遗址为例。405号房址宽13.8米，深11.2米，面积150平方米，室内也有火塘、顶梁大柱与扶墙列柱。405号房址之西，有一座小型房址，面积只有27.5平方米，但内部规格也是火塘、顶梁柱、扶墙柱，一应俱全，只是具体而微，规格缩水了。

大地湾乙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有三个层级，可能是一个相当于“首都”的礼仪中心或权力中心。每一个小型房屋，可能由第三级首领使用，405号中型房屋由第二级首领使用，901号大型房屋是第一级首领召集各级首领聚会之所，前面十二个柱洞及六块石板，也许即竖立旗帜之用。那些火塘，当是献祭牺牲的火坑。这一“首都”之下，当有同样三层的人群结构，统辖同族的各级村落或社群。

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红山文化，至今出土多处大型遗址群，年代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位于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于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了积石冢群、石砌祭坛、金字塔、女神庙和山台……构成一个气势宏伟的礼仪中心。女神庙中有泥塑的女神像，大小不等，大的神像残块如手臂、腿和耳、鼻的体积，分别是真人手臂、腿和耳、鼻的两倍和三倍大。有一个相当完整的女神头像，正好与真人头部同大，面部涂彩，以圆形玉片为眼珠，表情甚为逼真。女神像是丰满的孕妇，当是代表生殖力。从残片分布推想，女神庙中有不同体积的神像，分别为真人大小、真人两倍、真人三倍三等规格，排列有序，而最大的神像位在主室的中心部位，应是庙中主神。如果神界的等级，反映人间的现实，则人间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已是层级化了。

此外，喀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出土石砌建筑群址及包括一件约为真人三分之一大的女神残像和两件小型裸体孕妇陶塑像在内大小不一的陶塑人像群。东山嘴遗址，也是有祭坛及墓葬的礼仪中心，只是规模不如牛河梁遗址群。这两处之间，相距数十里，当是两个等级不同的礼仪中心。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于大凌河流域，为数不少，北越西拉木伦河，南到渤海，东到辽河，西到滦河上游，而牛河梁的位置，相当适中，并且河谷道路四出，堪为中心。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及其支流的各流域，多建于山冈之巅，因而有些学者视之为“陵墓”或“山陵”，称积石冢群为“陵区”。红山文化遗址，普遍出土有玉雕品，包括熊龙、猪龙、鹰隼、乌龟、勾云形器、双兽首三连环器……质地佳，手工精。牛河梁出土诸件，尤属精美，非有巨大财富，不能生产如此精品。陵墓、神庙与祭坛、山台、金字塔配套，似乎积石冢的墓主，是附葬于礼仪中心，而不是以陵墓为主附设礼仪建筑。因此，这些显赫人物，大致是宗教与礼仪功能的首领。考古学家郭大顺以为这一社会已是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是有道理的推论。这一政治实体的权力基础，不在政治权威，也不在军事权威，似乎在礼仪功能。女神庙既占主要地位，则这一礼仪中心的首领，可能是奉祀生殖母神的祭司或巫师一类人物。

在东南地区，得名自浙江余杭良渚的良渚文化，时代距今5300年到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口、钱塘江口，及太湖围绕的三角地带，外围远达长江以北的江苏新沂县花厅。良渚文化遗址在余杭县良渚、瓶窑、安溪三镇辖区间的谷地中，分布最为密集，在三十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一百多处遗址，大型遗址一个紧挨一个，形成了“良渚遗址群”。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营建遗址——莫角山遗址，其上有夯筑的基址，基址上有宏大的木构建筑遗迹；在莫角山遗址的东南部还发现有大面积燎火的火坑。莫角山遗址位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央，不少大型的土台祭坛墓围绕四周。因此，良渚遗址群可能即良渚文化社会的中心，而莫角山遗址，又是中心的中心。

大型的良渚土墩墓，皆是填土堆积的小山，以上海青浦县福泉山遗址为例，这一金字塔形的大土墩，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估计先民在原有高地上堆筑的土方体积为25920立方米，土方取自附近一个大水塘——或者可说，取土的地方，掏空成为一个大水塘！

这些墓葬遗址，出土了不少玉石制件：琮、璧、璜、管、钺……动辄数以千计。玉器中，尤以琮为最具特色。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大玉琮，重达6.5公斤，四面刻有八个神人兽面纹，每一个图案，在高不及3厘米，宽不到4厘米的微小空间，微雕神人骑兽的图形，同样的图案也出现于同一墓葬的一件玉钺。良渚考古专家王明达以为，良渚玉琮上常见的兽面纹，实际上是简化了的神人骑兽纹。这一图案，据考古学者张光直的意见，是巫师骑神陟降的通天达地象征。良渚墓葬中，男性墓主常有玉钺随葬，钺是武器，象征军事权威。良渚的首领，拥有琮、钺，是则兼具宗教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身份。

余杭瑶山是一座小山，山上堆砌一座祭坛。祭坛是一层一层台阶形堆筑，坛顶有五色土铺设，内层是6至7米见方的红土台，外面是宽约3米的砾石层，面积近400平方米。祭坛南侧布列有十二座墓葬，墓主男女各半，男性均有玉钺随葬。离此不远的汇观山遗址，有一座祭坛及四座大墓，祭坛面积1600平方米，而形制与瑶山祭坛相似。从瑶山与汇观山的祭坛与墓葬看来，墓葬后筑，打破了祭坛的地层，似乎都是以墓葬随附于有祭坛的人工土山。祭坛在山顶，大约是登山祭天之用。

莫角山遗址是一个大型的人造土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这一大面积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还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龟山等土墩。这三座土墩之间，是一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上分布有排成两列的大型柱洞。在莫角山大土台的东南边缘处，则堆积有大量燎火的红烧土。这遗址显然是一个作为礼仪中心的复杂建筑群基址，以这一土台遗址为中心，四周30余平方公里内，密集分布有数十处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其位置都是正南正北方向，形状是方形或长方形。莫角山遗址四角附近，各有一处重要的土墩墓地或出土礼器的遗址，凡此结构当是有意的布局。

远在常州的寺墩遗址，面积达90万平方米，整体以河道围绕为正方形，由内向外，依序为：以高达20多米、平面呈圆形的祭坛为中心，祭坛由方形的内河道围绕；内河道之外，环绕着一圈地势较低、亦由人工堆筑的贵族墓葬区；贵族墓区之外，是地势更低的平地，是居住建筑遗存区。以祭坛为中心的十字形河道连通内、外两重护河，也把贵族墓地和居住建筑区划分为四个象限。这是一个规矩井然的布局，由中而外，高度逐级下降，内外三阶，四角四象限，层次分明，河道既有防护功能，又有沟通功能。看来，寺墩遗址也是一个礼仪中心。

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反映多层级秩序，是以地域为层级的多层秩序：余杭良渚附近是中心的中心，寺墩遗址是外围一个地方性的中心，上海福泉山等处土墩遗址则是规模又次一级的中心。同时，反山、瑶山一类大型土墩附有的大型墓葬或墓葬群，为礼仪中心的一部分，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多，数量丰，质量也高。一些土墩墓，也是大墓，规模及随葬品的质量，等级即差一层，而一般良渚文化小墓，形制卑小，随葬品大致只有陶器，没有玉制品，则又差了一等。这是不同中心之间的层级。

因此，良渚文化的社会，似是一个相当层级化的复杂社会，其拥有的财富及组织能力，均非同小可。这一社会的领导权可能是在兼有宗教与军事权力的人物手中。良渚文化扩展范围，远达长江以北，花厅遗址兼有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遗存，而以良渚文化为主，大汶口文化为从；其中意义，可能是良渚文化北上，征服了大汶口文化在该区的人群。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良渚文化的社会实体，似已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了。

从上述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及江南良渚文化三例言之，五千年前，这些地区的社群，都已发展为控御广大地区，能动员大量人力，掌握不少财富的多层级复杂社会。从一万年前人类掌握生产食物的能力，形成定居聚落，经过五千年的发展，人类社会既聚合，也分化，已是十分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