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本书的理论框架主要有两个，即“媒体垄断”学说和合理性理论。

一是“媒体垄断”学说。从1983年至2000年，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本·H·贝戈蒂克安（Ben H.Bagdikian）的著作《媒体垄断》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广泛注意，先后印刷发行了六版。1983年发行第一版时，贝戈蒂克安发现，50家公司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新闻机构；到2000年第六版发行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新闻、评论和提供平常娱乐的机构被通用电气等6家相互关联的大型跨国公司控制。

贝戈蒂克安说，尽管美国新闻传媒并不整齐划一，但它们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偏见”。这种偏见使它们经常保护商业利益，弱化公众对主导美国社会的各种力量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更有甚者，“大政府与大公司在历史上经常是相互协作而不是互相对抗”。

具体而言，美国新闻传媒产业垄断的后果不胜枚举：

——短期利润成为主流新闻机构争相追逐的对象，这项事业的未来却几乎不被考虑；

——公众对媒体的忠诚在持续稳步降低，结果形成“没有大众的大众传媒”；

——公共信息成了工业副产品；

——新闻传媒公司越来越富有，而公众越来越“贫穷”；

——当维护公司利益与新闻选择发生矛盾时，公司会用其他符合职业规则的理由来干涉新闻报道；

——新闻机构更加依赖大公司登载广告所提供的收入，进而日益成为这些公司的财产；

——新闻报道品质下降，比如害怕背景、不断炮制浅薄无聊和为本公司服务的商业化新闻、谈话娱乐节目以庸俗化的语言作为提高收视/收听率的手段；

——国际新闻报道减少；

——获取利润的压力破坏新闻职业道德，阻止对社区新闻的充分报道。

二是合理性理论。合理性理论丰富、深刻而且复杂，因此笔者拟重点选取知名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相关理论。

韦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入手，探讨资本主义经济行动的合理性。他提出了两种合理性：一是形式合理性；二是实质合理性。前者是指在经济行动中，不仅技术上可能且实际上真正运用的计算程度；后者是指一定的群体（不论范围多小）通过经济取向的社会行动所进行的种种财货供给总是（将是或应该是）从某种价值判断标准（无论其性质为何）的观点出发，且受此一判断标准检验。

虽然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是两种不相同的合理性，前者强调“可计算”，后者突出“价值”，但它们并非完全隔绝。韦伯认为，在信仰新教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恰好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世俗的工具理性恰好巧遇了虔诚的新教徒在宗教领域中的价值追求。

然而，韦伯也坦言，当资本主义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之后，形式合理性不断“挤压”实质合理性，进而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一切行动都变得可计算、可预测。结果，日益发展形式合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非理性”，变得“意义丧失”、“自由丧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势必是“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

哈贝马斯不像韦伯那样悲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他认为，可以通过交往理性来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困境。

在哈贝马斯眼里，交往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因为它“不是一个自我捍卫的主体——该主体通过想象和行为而与客体发生联系，也不是一个与周围环境隔离开来的永久的系统，而是一种由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其核心是其成员所做出的解释，而且只有通过交往行为才能得到再生产”。因此，交往理性并不是简单地为某个主体或某个系统找到持存的可能，而是直接介入到它应当加以捍卫的结构化过程当中。

正是因为交往理性能够直接介入社会的结构化过程，所以这种基于行为主体之间平等交往的交往理性，有能力抑制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扩张的工具理性，有能力使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取得共识，协调发展，进而把被殖民化了的生活世界合理化。

二、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和历史/比较分析法等方法。

案例分析法（Case Analysis Method），又称个案研究法。为了全面考察1990—2010年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本书从两大时段中选取案例：一是战时，二是平时。在战时，选择了两个富有代表性的战争，即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平时，选择了克林顿性丑闻和“9·11”事件两个案例。对于战争案例，一方面从战前、战中到战后，全过程分析战争中的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着重分析美国政府在战争中实施的新闻报道制度，主要是海湾战争中的“媒体联营”制度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嵌入”报道规则。对于克林顿性丑闻，则抓住三个主要节点分析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即弗劳尔斯事件、琼斯案和莱温斯基丑闻，希望从这三个事例中探讨此时的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对于“9·11”事件，则从袭击当日和袭击以后展开分析。

在使用案例分析法的同时，本书还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在文献信息来源上，本书主要选择了两大类来源：一类是美国主流新闻传媒，比如《纽约时报》等，主要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获取；另一类是正式出版或以论文形式出现的政治思想史、新闻传播等专业的著作、规范性文件等。在有效信息选取上，本书的主要标准是：凡与新闻传媒和政府关系相关的文献尽可能纳入研究视野。

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并非全新话题，此前不仅新闻学学者，而且有政治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了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一定程度研究。有鉴于此，本书还采用了历史/比较分析法，把1990—2010年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对其思想渊源、现实流变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准确发掘1990—2010年这个时段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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