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政府要做一个开明的“婆婆”。

原文：必须明确，这次港口下放，不能是简单地把“大婆婆”换成“二婆婆”，更不能同时增加许多“小婆婆”，只有市政府一个“婆婆”，而且市政府要做一个开明的“婆婆”。（1984年11月28日听取天津港务局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辩证法随谈》，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解读：人们习惯把政府称为“婆婆”，这是因为在我国各级政府需要负责许许多多管理事务。那么，政府要做什么样的“婆婆”？李瑞环形象地指出，政府要做开明的“婆婆”。这是他在1984年11月28日听取天津港务局工作汇报时讲的一个重要观点。天津港是一个老港口、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开放之前，它属于交通部、天津市等多个部门交叉管理。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港口业务重心移至塘沽，天津作业区任务不足，加之人员众多、设备老化，企业连年亏损。与此同时，天津港的压船问题也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最多的时候天津港锚地压船有100多艘，有的船要等上两个多月才能进港卸货，最紧张的时候政府要派出部队官兵帮助卸货。由于天津港在当地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天津港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李瑞环直接领导了天津港的改革事业。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3年下半年，他向国务院建议将港口下放给天津市，由天津市来推动天津港的改革发展。1984年上半年，天津市正式向中央申请天津港权力下放。这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天津港采取“双重领导，地方为主，以收抵支，以港养港”的办法。他对天津港的负责人讲，天津港下放市里就是要靠你们自己管理，国家赋予天津市的港口管理权，原则上都交给港务局来管，市政府就是为你们服务。天津港采取了“先救命，后治病”的思路，在国内是首家通过积极筹资进行改造的大型港口，利用资金采购国际先进设备，全面改造和建设港口设施，大幅度提高港口效益。天津港边筹资建设，边扩大经营，改革管理体制，改善职工生活，短短几年实践就有效改变了严重压船局面，开始了良性发展。1986年8月，邓小平到天津视察，在听取了天津港改革经验介绍时说：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这给了天津港改革高度的肯定和极大的鼓舞。

政府做开明的“婆婆”，就是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在我国各种关系中，政企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搞得十分清晰明白，不少地方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说到底就是不知道政企分开怎么搞，无法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李瑞环在指导天津港务局改革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天津港的改革充分说明了在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时，政府处于关键地位。政府必须适时转变职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各类企业健康成长。面对企业和市场，政府必须有明确的定位和责任，不能大包大揽，对企业和市场一点都不放手、不放心，更不能替企业和市场做主，违背经济规律办事。

政府做开明的“婆婆”，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真正发挥作用，“开明”不是表面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对于企业来说，市场是最好的舞台，面对市场加强管理最有针对性。应该说，我们的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都是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发挥自己的积极性的，政府原来的条条块块的管理思路和管理办法，根本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6年1月，李瑞环在全国第四期市长研究班学员座谈会上就指出：“单靠条条，是无法管全、管细的。线条画得再多，也有空白。”（《辩证法随谈》，35页）

政府做开明的“婆婆”，就是要从凡事都管的威严“婆婆”和层层都管的大小“婆婆”角色中退出来，放手让企业和市场充分发展。口头上放手实际上管死的不是开明的“婆婆”。李瑞环强调指出，政府放权就是为企业“松绑”。当然，这种“松绑”并不是一切都放手不管了。他在1984年7月18日召开的天津市市区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把改革理解为‘松绑’，指的是给基层、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调动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松绑’不是说可以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国家法律不能违反，公共道德必须遵守。”（《辩证法随谈》，34页）同时，权力和责任是统一的，权力大了，责任也就大了；手脚的绳子是松开了，思想上的压力也加大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天津市的改革开放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

（贺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