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道家的“自胜者强”与管理者的“无为”品格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三十三章）意谓能战胜别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战胜自己、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管理者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理好自己。只有先管理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他人。要战胜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就要通过加强修养使自己具备道家“无为”的高尚品格。道商只有通过内在修养具有“无为”品格，才能在管理上有效地实施“无为而治”。
一、“知雄守雌”
老子从“无为”观念出发，进一步演绎出“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的人生智慧。在社会上，一般人都懂得“刚强胜柔弱”的道理，而老子则依据“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的原则，深刻地揭示了“柔弱胜刚强”的人生真谛。
“柔弱胜刚强”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老子认为，世界上凡是刚强的都是死一类的东西，凡是柔弱的都是生一类的东西。从自然界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人和万物活的时候形体柔软，死了之后就僵硬枯槁。“木刚则折”（《老子》七十六章），是说树木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长大成材后，为工匠所需，反而遭到砍伐。这也就是“林木茂而斧斤至”的意思。从社会上看，“兵强则灭”（《老子》七十六章），是说两军对战，力量占优势的一方，往往恃强而骄，反而不能取胜。例如淝水之战，苻坚依仗百万大军“投鞭断流”，结果被五万晋军所击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七十三章），是说勇于自我恃强的，就会送命；敢于表现柔弱的，反而保全生命。“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强盗和暴虐之人，总是不得好死的。孔子的学生子路性情粗野，刚强好斗，结果在统治者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中，死于兵刃，被剁成肉酱，也是“强梁者不得其死”的一个例证。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七十八章）老子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七十八章），水虽是地上最柔弱的东西，随圆而圆，随方而方，但它却能怀山襄陵，穿石销金。婴儿也是最为柔弱的，不但筋骨柔弱，而且无知无欲，毫无自卫能力，但是却充满生机，最终是要战胜成人的。弱小的新生事物，通过革命手段，最终总是要战胜强大的旧事物的。
依据“柔弱胜刚强”的原则，老子提出了“知雄守雌”的人生智慧。
“知雄守雌”，也叫“知白守黑”, “知荣守辱”，是老子的人格要素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子曰：“知其雄（雄动、刚强），守其雌（雌静、柔弱），为天下溪（沟溪）”; “知其白（是非光彩），守其黑（安于暗昧、沉默自处），为天下式（楷模）”; “知其荣（尊荣），守其辱（卑辱），为天下谷（川谷）”（《老子》二十八章）。“知雄守雌”，是老子为人设计的一种理想的处世之道。
“知雄守雌”，是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的辩证法思想为其哲学基础。老子认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老子》二十二章），肯定曲、枉、洼、敝等负的方面（即柔弱的方面），是一定会向全、直、盈、新等正的方面（即刚强方面）转化的，柔弱终会战胜刚强。俗话说：“委曲求全”，这是对“曲则全”命题的说明。蛇类动物只有先弯曲，然后才能伸直爬行；人只有先屈腿然后才能跃进走路，这是“枉则直”命题的一个例子。江海低洼，百川汇归；人居谦卑，众人归服，这是对“洼则盈”命题的说明。俗话说：“旧的不破，新的不来”，这是对“敝则新”命题的说明。老子不但看到了正面的作用，而且也看到了负面的作用。这是他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
老子根据“知雄守雌”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人生智慧。在老子看来，圣人的内在本质和外在表现往往是相反的，内在本质是刚强，而外在表现却是柔弱。他说：圣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健）德若偷，质（实）德（真）若渝”（《老子》四十一章）。又说“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四十五章）。宋代苏轼在《贺欧阳修致仕启》中曰：“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这些都是“知雄守雌”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同表现。
传说商容是老子的老师，他是一位很有智慧、很有学问的人。当他生命垂危的时候，老子去看望他，问道：“您还有什么要教诲弟子的吗？”商容张开嘴让他看，然后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回答：“还在。”又问：“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全都落光了。”商容注视着老子说：“你明白这是为什么吗？”老子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这是刚强易衰、柔弱易长的道理。”商容点头笑着对老子说：“天下的许多道理几乎都包括在其中了。”
“知雄守雌”的现代价值
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企业家实施的“小狗战略”，就是老子的“知雄守雌”思想的成功运用。弱小企业面对强势的竞争对手，应如水一样隐身于江湖，采取柔弱忍耐的低调策略，悄悄地发展，方能无损。美国1995年在硅谷成立的强斯梅特公司，从事于微处理器芯片的设计，面对的是强大的英特尔公司这一竞争对手。为了避免英特尔公司的注意，采取的就是这种“小狗战略”，甚至在网站上发布“本站尚在建设中”的消息，隐秘地研发自己的产品。在没有足够的竞争力之前，强斯梅特公司是不会向外宣布它的战略意图的。直到2000年1月，该公司才公开宣布它已成功地开发出了能同时在视窗和Linux平台上运行的一系列微处理器。该产品的功耗仅为当时英特尔公司芯片的几分之一。该公司凭借其产品的强势竞争力，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的当天，市值高达60亿美元。
中国海尔集团在经营管理中，善于选择和运用“知雄守雌”的原则。张瑞敏认为，企业的发展过程，是由小向大、由弱向强的转化过程。只有将企业放在弱者的位置，你才有目标，才可以永远前进。海尔根据“知雄守雌”的原则，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社会分工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身兼供应商与顾客双重身份，企业能否在社会分工链上实现自身价值，有赖于能否与企业外部的供应商和顾客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企业内部而言，要求以服务为导向，建立企业内部的市场链，增强企业的服务意识；对于员工而言，每个员工都处在企业分工链的某一环节上，既是顾客，也是供应商。所以，必须以“知雄守雌”的低姿态，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各种人际关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卑弱”环节，以强烈的服务意识“不耻下问”，做到“每事问”，自然信息更加充分，决策更加科学，执行力更加提高。不论在企业内还是企业外，如能以“知雄守雌”态度，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企业才能具备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和光同尘”
根据道家“无为”的哲学智慧，道商应具有“和光同尘”的高贵品质。在老子看来，人在社会上，如果锋芒太露，言语过苛，过于突出自己，就会败亡，正如刀锥磨得太锐利，就会折断一样。所以，只有“挫其锐（挫折其锋芒），解其纷（化解与他人的矛盾纠纷），和其光（含光不耀），同其尘（与尘俗混同）”（《老子》五十六章），才能保全自己，达到最高的“玄同”（玄妙齐同）人生境界。
“和光同尘”
什么是“和光同尘”呢？老子解释说：“圣人方（方正）而不割（伤害），廉（廉洁）而不刿（伤害），直（正直、直率）而不肆（放肆），光（光彩、荣光）而不耀（炫耀、耀眼）。”（《老子》五十八章）圣人虽方正，但能“大方无隅”，与世推移，随俗方圆，这叫“方而不割”；凡是有棱角的东西都会伤人，圣人虽廉洁有棱角，但能谦和而不争，这叫“廉而不刿”；圣人虽直率，但能“大直若屈”，这叫“直而不肆”圣人虽有光彩，但能“和其光”，这叫“光而不耀”。“和光同尘”，实际上是一种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以民心为心”的处世哲学。这种处世哲学，也被后世某些人奉为至宝。司马彪《续汉书》云：“平原王君，公以明道，深晓阴阳，怀德而行，和光同尘，不为皎皎之操。”（《太平御览》卷八二八）东汉名将张奂，屡建战功，颇有勋名，但性情耿直，终为佞臣所谗。他在临终时，总结道：“吾前后仕进，十要（腰）艾银（指官印），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后汉书·张奂传》）
不可让原则捆住自己
在做人上，道商既要“坚持原则”, “刚正不阿”，又要随机应变，圆活灵通。努力做到情圆理方，切不可让原则捆住自己，失去民心，招致失败。古人说：“圆若用智，惟圆善转。”道理就在于此。
前秦王苻坚的得力大臣王猛在潞州与前燕太傅慕容评对峙。王猛派大将徐成去探查燕军虚实，令他中午回报，而徐成却在黄昏时才返回，王猛按照军纪要斩徐成。邓羌为徐成求情说：“敌众我寡，明晨即要打战，最好是宽恕了他。”王猛坚持说：“如果不斩徐成，军法威严难以建立。”邓羌回答说：“徐成违期该斩，但我愿与他一起拼死作战，以求赎罪。”在邓羌的劝说与威迫下，王猛才赦免了徐成。结果，邓羌与徐成奋战杀敌，大败燕军，以报主帅。王猛只讲军法而不讲人情，是一种理方而情不圆的做法，违背了道家的“大方无隅”的管理原则，是难以赢得部下人心的。而邓羌按照“理方情圆”的管理之道，明知徐成违期该斩，但面对当前的敌我情况，要想战胜燕军，就必须在承认徐成违期该斩的前提下，又要请求宽恕，这是“理方情圆”做事之道的一次成功运用。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坚持以武力统一中国，灭掉南方诸侯各国，这是政治原则，不能动摇。一旦南方诸国被灭之后，如何对待这些“孤身远客”呢？是杀掉放逐他们还是厚待他们？赵匡胤按照“理方情圆”的做人道理，不但对降王赐官封侯，而且对他们的家属也百般关照。如西蜀被灭后，宋太祖拜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泰国公，死后，追封他为楚王。孟昶母亲初到开封时，赵匡胤即称她为母，并表示马上让她返回蜀地。孟母奏道：“妾身并非思蜀，原先本是太原人氏。傥得归老家并州，乃妾身所愿。”宋太祖说：“如此，待朕取得太原，便送国母归去。”宋太祖厚待降王的历史事实，说明人在待人接物上，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富有人情味，方可赢得下属的真心爱戴与拥护。这就是道家讲的“大方无隅，大直若屈”的精义所在。
三、“四不”之德
根据道家的“光而不耀”的原则，道商应具有“四不”的高贵品格。从正面说，即主张：“自见者不明（聪明），自是者不彰（彰显），自伐者无功（功劳），自矜者不长（长久）。”（《老子》二十四章）这些“自见”（自我表现，自我吹嘘）、“自是”（自以为是）、“自伐”（自我炫耀）、“自矜”（自高自大），都是违背“道”的“无为”本性的表现。从道的“无为”眼光看，这些都是如剩饭、形体上的骈拇、枝指、肉瘤之类“余食赘形”, “故有道者不处”。因为争强好胜违反人的自然本性，令人厌恶，故“适得其反”。这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所以，从反面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二十二章）。“四不”“无为”品格，来保证道商成功的道德支撑。
在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人一旦功成名就，就会以功臣自居，争名誉、争私利、争地位。这是老子所不赞同的。老子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子》二章）又曰：“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三十四章）这是天道的品格。所以，老子一再指出：“果（成功）而勿矜（自高自大），果而勿伐（炫耀），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出于不得已），果而勿强（逞强）。”（《老子》三十章）圣人以天道为法，也应该“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老子》七十七章）。这是老子的人生艺术。
春秋时，晋文公封赏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而未及封赏介子推。介子推以为这种封赏是“贪天之功为己功”，他既不居功自傲，又不要求官禄，反隐居山林，“至死不复见”，结果名垂千秋（见《史记·晋世家》）。《庄子·山木》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阳子到宋国，投宿于一家旅舍。旅舍主人有两个妻妾，一个长得美丽，一个长得丑陋。但是，丑陋的受到尊宠，美丽的反被冷落。阳子问其故，旅舍主人回答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于是，阳子告诫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安往而不爱哉！”这则故事说明，具有“四不”品格的人，因为自己不自我表现、不自以为是、不自我夸耀、不自我矜持，所以，受到大家的拥护和称赞。东汉开国元勋冯异，跟随刘秀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但是他为人谦退不伐，每当诸将论功封赏之时，他总是独自一人站在大树之下，一言不发，被人尊为“大树将军”，传为美谈。民间流行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施惠无念，受恩莫忘”等谚语，也是老子的“功成而不居”思想的体现，表现出一种朴实无华的美德。
“四不”之德的重要性
老子提出的“四不”要求，在社会管理中是极为重要的。实践证明，自是者必败、自矜者必亡，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项羽百战百胜，自以为是，以乌江自刎告终；苻坚投鞭断流，骄态十足，终于淝水败亡；李自成进驻北京，傲气毕露，导致起义失败。所以，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一再告诫全党同志：“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中国有一家衬衫制造厂，1983—1984年，“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颇具开拓精神，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荣誉、鲜花与掌声的增多，管理者“自见”了，“自是”了，“自伐”了，“自矜”了，结果败落下来。
从美国近10年的企业管理经验看，在组建的几百家公司中，成功的并不多，足见“业大易骄”之古训，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兴衰史也说明了这一真理。亨利·福特在开创这个汽车公司之初，能够做到“四不”，大胆起用能人库兹恩斯任总经理，锐意改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装配的流水生产线。但是，随着企业的兴盛，他“自是”了，不但独揽大权，而且也辞退了库兹恩斯，终于失去了汽车大王的宝座，而被新兴的通用汽车公司所代替。后来，他的孙子福特三世接任，吸取了祖父失败的教训，“不自伐”、“不自是”，企业又出现了回升的好势头，但是后来他又重蹈覆辙，犯了同他祖父一样的错误，使福特公司再次翻车，从市场浪尖上跌落下来。
深圳某家证券公司老总曾一度事业如日中天，在证券市场呼风唤雨，堪称一位明星人物。但是在光彩的成功面前，他傲慢十足。当有人向他请教时，他既不让座，也不站起来接待，而是坐在他的大班台后面跷着二郎腿，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一位资深证券商评曰：“败象已露。”果然，不久他的公司因巨额亏损而破产，最终从证券市场上消失了。他的失败就在于成功后没有做到“光而不耀”，低调做人。相反地，用友软件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在他36岁时，已由一个穷书生变成身价40多亿元的企业明星。身价虽然变了，但他的为人一点也没有变，依然如往常一样谦卑、热情，能够虚心地听取企业员工的建议，接受客户和顾客的批评，听取专家的提醒和劝告。他在成功面前没有停滞不前，按照“赢利增长，客户满意，员工发展”的方针，向“世界级软件企业”的发展目标前进。上述事例证明，“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在这里成功者的“心态”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在于能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成功，要保持“四不”之美德，真正做到“光而不耀”。
四、“我有三宝”
根据道家“无为”原则，老子对管理者进一步提出了“三宝”的要求。指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即主张仁慈、节俭、谦让，这也是“无为”命题中的应有之义。
以慈待人
所谓“慈”，是指“仁慈”，要求管理者对自己的下属和社会民众要有慈爱之心，关怀之情。中国自古以来，管理者皆知仁慈与威严是管理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手段。在两种管理手段中，老子更倾向于“仁慈”，指出：“慈故能勇”。就是说，领导的仁慈之心会激发部下的非凡勇气，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效应。吴起带兵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吴起爱兵如子，跪下为受伤士兵吮吸伤口脓血，深深地感动了士兵，他们在战场纷纷勇猛杀敌。这是“慈故能勇”的一次成功展现。
清代曾国藩亦十分重视“仁慈”在管理中的作用。他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子弟之心，当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之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曾国藩对“仁慈”在管理中的巨大作用，讲得十分精彩。
刘秀以柔道治天下，使东汉达到“光武中兴”的太平盛世。
以仁慈待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是一种高超的柔性管理。但是，某些企业家不懂得这一妙道，在他们的心目中，管理就是“修理”员工。他们俨然是一位专横强暴的独裁者，或是一位家长式的管理者，他们只知威猛而不知慈仁。他们把企业员工视为会说话的机器，而不是有情感有理想有智谋的人。所以，他们动辄以势压人，以制度卡人，以粗暴态度训人，毫不尊重企业员工的人格。如果不尽快地改变这种思维定势和管理方法，必定会失败。因为“仁慈”之道，是凝聚人心、团聚员工的一块“磁石”。
发扬“崇俭”美德
根据“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人性论，老子提出了“崇俭”思想。所谓“俭”，是指节俭，即在物质财富上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老子提出的“崇俭”思想，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早已凝聚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个人养德和国家兴亡的重要保证。
墨子后学认为国家“节约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韩非子也认为国家“以俭得之，以奢失之”（《韩非子·十过》）。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一篇文章中，勉励儿子要“菲饮食，薄衣服”。
三国时期，曹操针对东汉以来的奢侈靡糜风气，要求自己活着的时候，“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死后“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谆谆告诫儿子“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唐代李商隐在总结历代治国成败经验时，指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唐代于志宁认为俭奢是产生善恶的根源：“克俭节用，实宏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贞观政要·规谏太子》）诗人白居易亦云：“奢者狼藉俭则安，一凶一吉在眼前。”（《草茫茫》）
宋代邵雍依据“物极必反”的道理，认为过分奢侈必然招来凶祸，指出“侈不可极，奢不可穷，极则有祸，穷则有凶”（《奢侈吟》）。宋人田况认为“俭生善，善生福，俭必福；奢生恶，恶生祸，奢必祸”，指出：“俭则常足，常足则乐而得美名，祸咎远矣；侈则常不足，常不足则忧而得訾恶，福亦远。”（《儒林公议》）
明代杨继盛提倡勤俭持家，告诫儿子“衣服要朴素，房屋休高大，饮食使用要节约”。钱琦认识到贵败于骄，富衰于奢的道理，指出：“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时也。”（《钱子语测·巽语篇》）
清代朱柏庐在《朱子家训》中，提倡“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近代曾国藩在致其弟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这些都是人生哲学的警世良言。
现在民间流行的一些谚语，如“勤可补拙，俭以养廉”, “一日积一文，十年头算晕”, “一日节约一根线，百日就能把牛拴”。这些谚语，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者的俭朴美德。
今天，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传统美德，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勤俭持家，勤俭办企业，勤俭建国，这是建设现代资源节约型社会、资源节约型企业、资源节约型家庭的重要保证。坚持俭朴作风，不搞奢侈腐化，不讲究体面排场，既有助于自身品格的升华，又能以它凝聚人心，感化民众，为企业和国家积聚财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就是老子所说“俭故能广”的真实含义。
在国外企业家中，提倡“俭”德的典型人物，恐怕要数宜家公司的老板了。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第四号富人的宜家公司老板坎普拉德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条标语：“Kill-a-watt（省一点）”。从这一价值观出发，他形成了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他坐的车，是连续行驶了15年的沃尔沃轿车；每次出远门都是乘坐飞机经济舱；每天买菜也要选在最便宜的下午，甚至还趁宜家打折扣时去买便宜货。他说：“人家说我是个吝啬鬼，我并不介意这种说法。我对自己能遵守我们公司的规则深感自豪。”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激励全球9万名宜家公司员工遵循节约的美德。
“不敢为天下先”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不甘后人”、“争上游”、“争第一”、“敢为天下先”的道理，凡是利国益民之事，皆应奋勇向前，不甘居后。这是一种积极的奋进哲学。而老子遵循他的辩证法思想，从反面提出另一种处世哲学——“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这是一种“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的人生智慧。从表面上讲，有德之人谦退居下，“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若退”；从本质上讲，“退”是为了“进”, “退”是“进”的一种手段。所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七章）。古代帝王以“孤”（孤立无德之人）、“寡”（寡德之人）自称，用这些“人之所恶”的名词来称呼自己，就是谦退居下的表现。“以其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三十四章）
老子以江海为例论证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老子》六十六章）这是说，作为管理者，应把自己摆在适当位置上，即在承担更多责任上应“敢为天下先”，在个人物质享受上“不敢为天下先”，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 “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是道家管理学的高明之处。
“不敢为天下先”这一处世原则，为中国历代名人学士所推崇。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指出：“虽高官，亦当力请居其下。”明代杨继盛告诫儿子说：“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同干事则无避劳苦，同饮食则勿贪甘美，同行走则无择好路，同睡寝则勿占床席，宁让人，勿使人让。”（《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也把老子的谦下思想奉为自己的处世准则，他说：“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现代民间流行的“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等谚语，也是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思想的反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人民内部不是也应该大力提倡“谦下”、“让人”和“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美德吗？
“不敢为天下先”的现代价值
中国亚都公司总经理何鲁敏在谈到亚都如何由“小型巨人”变成民办高科技实业集团时，指出树立“谦和巨人”的企业形象是十分重要的。所谓“谦和巨人”的形象，一是强调道德诚信原则。“业大易骄”，切不可盛气凌人，切不可有暴发户心态；二是在商战中尊重他人，懂得“五岳之外，另有他山”的道理。正是这种“谦和”精神，使亚都在商战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就是老子说的“以其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的道理。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运用于战争，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老子》六十九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充分地肯定了这一点。认为面对优势军队的进攻，为了保存兵力，待机破敌，而采取战略退却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正如，“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弱者遇到强者，或强者在不利形势下不宜硬拼，要求在玉碎与瓦全之间作出抉择时，不少人往往以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采取以屈求伸，以退为进的策略，保存自己，以求发展。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富有智慧的处世之道。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贯彻于用人之道，提出了“善用人者为之下”，主张以谦下礼让的态度待人。“礼贤下士”是中国人的优良品德。周公为了辅佐周成王，礼贤爱士，广罗人才。当他的儿子前往鲁国就位时，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儿子说：“论身世、权力和地位，有谁能比得上我呢？但为了接纳天下之士，我在洗澡时，曾多次顾不上沐浴，手里握着湿头发就去迎接贤士；在吃饭时，也多次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里的饭，恭恭敬敬地与他们说话。就这样，还怕对贤士不够虔诚和尊敬。你到封地鲁国后，千万不要以官高势大瞧不起人，而是要从心底里重贤纳士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一饭三吐哺”的故事。曹操在《短歌行》诗中赞曰：“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汉高祖为人倨傲无礼，虽几次派人请商山四皓，而四皓终不肯出山相助。在汉高祖死后，太子刘盈卑辞厚礼亲自去请，终于感动了四皓出山相助。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孔明，言听计从，终成三国鼎立之势。这些事例，不是充分证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一条真理吗？道商和管理者不是也可以从中吸取用人之道的智慧吗？
老子以“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张无论大国和小国，皆应持谦恭居下的态度。他说：“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六十一章）这是说，国与国相处，大国如能以谦下态度对待小国，小国则会来“入事”，归顺于大国；小国如果能以谦下态度对待大国，则能取得大国的包容（保护），以求生存。小国谦下容易，而大国则往往恃大而骄。所以，老子着重指出“大者宜为下”，这是很有道理的。管理者也应从中吸取如何正确处理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关系的人生智慧。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针对“只争第一，不争第二”的霸王心态，聪明的管理者和企业家根据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的处世之道，提出了“老二哲学”的经营理念。当蒙牛创业之初，提出的口号是只做内蒙古乳业的第二品牌，向社会公开表示甘当小弟弟，愿向伊利老大哥学习。这就是一种处弱谦卑的“老二哲学”。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来自德国“隐形冠军”的启示》一书中，认为德国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并不是因为奔驰、宝马、大众、西门子这些处于老大地位的企业，而是因为甘居“老二”地位的1000多家中小型企业，它们在全球同业市场中达到了70%至90%的占有率，是真正的“王者”。西蒙称这些名不见经传却在同业中占据顶峰的中小企业为“隐形冠军”。正是这些“隐形冠军”成就了德国的出口业。正如古德所云：“要做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因为没有老二，也就没有老大。处弱守卑，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联想集团在国内IT业中是老大，而在国际IT业巨头面前则是老二。联想在潜心开发国内市场的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则是遵循处弱守卑的“老二哲学”。一旦时机成熟，联想便在2004年12月8日与IBM签署以12.5亿美元收购IBM全球PC业务（包括台式PC、笔记本、产品品牌和研发中心等），于2005年5月1日完成收购，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PC生产商，仅次于戴尔和惠普。联想通过“蛇吞象”的战略而进入了国际市场。
实践证明，老子的“三宝”特别是“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对于现代管理者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难怪西方管理学家将其奉为现代管理学的“金科玉律”，认为它是企业成败的重要精神保证。
五、“不言之教”
“不言之教”出自《老子》四十三章。老子认为“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即少说话合乎人的自然本性。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
“不言之教”的含义
这一命题，是以“自然无为”价值理念为前提，是“自然无为”价值理念在语言上的表现和要求。
这一命题，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在教育方法上，“贵行而不贵言”, “身教重于言教”。圣人“行不言之教”，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用语言进行教化，而是强调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实践比空谈更为宝贵。如果只是实施“言教”而不注意实行“身教”，只是实行书本教育而忽视社会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它违背了天之道“不言而善应”（《老子》七十三章）的规律。北宋政治家、改革家吕惠卿（1032—1111）释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尝差也。故曰 ‘不言而善应’。”天不言，四季和谐运行；地不语，万物生生不息，天地之道是不言而行的。所以，按照天地与四时万物“不言而善应（回应）”的天道，圣人在人间对民众进行教化，亦应重身教、重实践。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于是举国上下就跟着穿紫色的衣服，一时间把紫色布炒得价格很高。齐桓公发现之后，听从管仲的建议，装出厌恶紫色的样子，三天之后，境内再也没有人穿紫色的衣服了。邹国国君喜欢佩戴长帽缨，左右也都跟着学，一时长帽缨很抢手。后来，邹君“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从齐桓公和邹国国君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君王以身教影响和感化人民是多么的重要！
“言教”是一种教育手段和方法，而“不言之教”则更是一种教育的大智慧、大境界。孔子是一位善于“不言之教”的教育家。在《论语·阳货》篇中，有一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曰：‘予（我）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传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和老子一样，根据他对天道的深刻观察体悟，在人间大力推行“不言之教”。教育学生不仅靠老师的说教传授知识，还要靠学生的躬行体悟。学生的知识，既来自于教师的“言教”，也来自于学生对自然、人生、社会的体悟。
“不言之教”也是明君贤臣所孜孜追求的一种道德人生境界。《国语·鲁语》中有一则故事：季文子虽然官居鲁国宰相，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却没有一个人身穿绸缎衣裳；他家里的马匹，也只喂青草而不喂粟米。孟献子的儿子仲孙责问道：“你身为鲁国宰相，可是你的妻子不穿丝绸衣服，你的马匹也不用粟米来喂，难道你就不怕朝廷上百官耻笑你吝啬吗？难道你不顾及与诸侯交往时会影响鲁国的声誉吗？”季文子回答说：“我当然也愿意穿绸衣、骑良马，可是看到国内很多老百姓吃粗粮穿破衣，我不敢让全国的父老姐妹粗饭破衣，而我家里的妻子儿女却过分讲究衣着饮食。而且我认为具有高尚品德才是国家最大的荣誉，从未听说过炫耀自己的美妾、良马会给国家争光。”孟献子闻知儿子对季文子的责问后大怒，将仲孙幽禁了七天。受到管教的仲孙也开始仿效季文子的简朴行为。
中国有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它出自于《史记·李将军列传》，意思是指桃树、李树虽不会说话，但因其花朵美艳，果实可口，人们纷纷去采摘，于是便在树下踩出一条小路来。它比喻为人做事只要真诚笃实，德才兼备，虽不言也能自然感动他人。西汉名将李广智勇双全，他在同匈奴作战中，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对待兵士上，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有一次，在行军途中，天气寒冷，李广发现身边有一个腿部负伤的士卒，冻得全身直打颤，行走十分艰难。他立即跳下马背，毫不犹豫地牵着缰绳来到这个士卒跟前，亲切地对他说：“你行动如此不便，就暂时骑我的马吧！”说完，李广便小心翼翼地把他扶上马背，并且亲自为他牵马，轻声地和他交谈。负伤的士卒受到将军如此的呵护，不由得感激涕零。当军队到达宿营地点时，李广又发现军中粮食缺乏，为了让负伤的士卒吃得好些，李广就将自己那份饭菜给他们送去，自己却是空着肚子挨饿了一夜。
二是在“言教”上，强调“希言”重于“多言”。老子指出：“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又指出：“悠乎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所谓“希言”，即少言、罕言、寡言；所谓“贵言”，即是不轻易说话，不随意发号施令。为什么要求“希言”、“贵言”呢？在老子看来，因为“多言数（通 ‘速’）穷，不如守中”（《老子》五章）。即人多说话，多烦琐政令，违背“自然”本性，只能言多必失，加速穷困与败亡。所以，不如坚守心中的清静之道，实施无为的“不言之教”。
“不言之教”的重要性
老子进一步从“希言”与“多言”的比较中，论证了“不言之教”的重要性。
（1）“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十六章）“知”与“智”通，“知”作“智”解，即智慧之智。“知者不言”是指聪明的人不乱说话，不多说话，从不向民众施加烦多政令，以炫耀自己。而喜欢喋喋不休、以“多言”炫耀自己的人，其实才是缺乏真知灼见的愚蠢的人。“少言”与“多言”是区别智者与愚者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现实生活中，讲话要注意特定的对象、场合和背景，该说的一定要说，不该说的就一定不能说，说了反而不如不说的好，这叫“知者不言”；如果不看对象，不看场合，有啥就说啥，往往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会带来祸害，一生后悔，这叫“言者不知”。春秋时候，齐景公喜欢射鸟，他让一个名叫烛邹的人看管那些捕捉到的鸟。可是烛邹一不小心，那些鸟都飞走了。齐景公很生气，命令官吏杀掉烛邹。当时，晏子是齐国的相国，知道后就对齐景公说：“烛邹有三条罪状，请让我当面向他一一指出，然后再杀他。”齐景公说：“可以。”于是就把烛邹叫来，当着齐景公的面，晏子列数烛邹的三条罪状。晏子说：“烛邹，你为我们齐王看管鸟却让鸟飞了，这是罪状之一；因为这事，使我们齐王为了鸟而杀了人，这是罪状之二；因为这事，使各国诸侯听到这件事，认为我们齐王看重鸟而轻视了人，这是罪状之三。”晏子列数完烛邹的罪状之后，请求杀掉烛邹。齐景公说：“不要杀了，我听从你的指教。”这里，充分表现出了晏子的说话艺术和智慧。智者晏子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该说什么和该说什么，先说什么和后说什么。
（2）“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意谓诚信之言，出于真心，质朴无华，无媚世之病，故“不美”。华美之言，多尚伪饰以媚世，故不可相信。信言因质朴而少，美言因伪饰而多。漂亮话越多，无法一一兑现，使自己成为口惠而不行的伪君子，往往陷入“美言不信”的人生怪圈。信言是一碗苦丁茶，味苦却沁人心脾；美言是一坛鸩酒，醇香却夺人性命。真诚质朴的信言，逆耳却醍醐灌顶；阿谀奉承的美言，顺耳却贻害无穷。
据《战国策·齐策》载：齐威王的相国邹忌长得相貌堂堂，体格魁梧，身高八尺，十分威武。与邹忌同住一城的徐公也长得一表人才，他们都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一天早晨，邹忌起床后，穿好衣服，戴好帽子，信步走到镜子面前仔细端详全身的装束和自己的模样，随口问妻子说：“你看，我跟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更漂亮？”妻子走上前去，一边帮他整理衣襟，一边回答说：“您长得多漂亮啊，那徐公怎么能跟您比呢？”邹忌心里不大相信，又问他的小妾：“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些呢？”他的小妾连忙说：“大人您比徐公漂亮多了，他哪能和大人相比呢？”第二天，有位客人来访，邹忌顺便又问客人说：“您看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先生比不上您，您比他漂亮多了。”邹忌虽然三次询问他人，得到的答案都是他比徐公漂亮，但是他毕竟是个有头脑的人，并没有被旁人的吹捧搞昏了头脑，就此沾沾自喜。过了一天，城北徐公到邹忌家登门拜访。邹忌偷偷从镜子里看看自己，再调过头来瞧瞧徐公，自觉长得不如徐公。当天晚上，邹忌躺在床上，反复地思考着这件事。想到最后，他总算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原来这些人都是在恭维我啊！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偏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害怕我；客人说我美，是因为有求于我。看起来，我是受了身边人的恭维赞扬而认不清真正的自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在一片美言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美言并不可信。在美言面前要有自知之明，才能不迷失方向，招来灾祸。于是，邹忌以此进言齐威王：有人爱我、怕我、有求于我，而我因此受到了蒙蔽，而爱大王、怕大王、有求于大王的人就更多了，那么，您受到的蒙蔽是不是比我还多呢？齐威王是个聪明人，听到这样的进言后，立刻下诏：“从今以后，群臣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出我过错的，可以得到上等赏赐；上书进谏我的，可以得到中等赏赐；能在公众场合批评我的，可以得到下等赏赐。”于是，“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出自《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句格言，已被民间通俗化为喜闻乐见的谚语，如“好话不好听”、“说嘴郎中无好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说金玉良言往往不中听）、“虎在软地上易失足，人在甜言里会摔跤”，等等。
（3）“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八十一章）这里所谓“善者不辩”，也就是庄子说的“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老子说的“大辩若讷”（《老子》四十五章）。即善辩者不逞口舌之辩，宛如木讷之人语言迟钝；徒逞口舌之辩者，则不是善辩者。因为辩论之优劣，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即要求字字珠玑，句句掷地有声。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总统林肯虽有说话结巴的语言障碍，但他具有“大辩若讷”的优秀品格，发表演讲既简朴又明快。在南北战争胜利后，他在歇里斯堡“悼念阵亡者”的大会上的演讲，虽然只有15分钟，却被人们视为无可挑剔的精彩演讲。毛泽东在选派驻外大使时，也将“大辩若讷”作为选人的重要标准之一。有一次，他选派一位同志担任外交使节，而这位同志向毛泽东报告自己不善言谈，不适于做外交官，毛泽东对他说：“这正是你的优点，作为驻外使节就应谨言慎行。”
“不言之教”的现实意义
道家提倡“不言之教”，这对于塑造现代企业家的人格魅力和使用人才，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企业中，有些领导者热衷于到处演讲他的管理思想和宏伟设想，务虚而不务实，这样的人只是空谈家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改革开放以来，那些“各领风骚二三年，昙花一现又不见”的流星人物，“死”就“死”在空谈而不实干，因为企业的辉煌与成功，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按照“不言之教”的管理原则，企业家必须身体力行，力戒空谈，切忌浮夸，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创业。成功的企业领导人应当像球类运动员那样，紧紧盯住一个球，盯着你的奋斗目标和伟大理想。“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企业家只有少说多干，才能保证企业走向成功。
在当前西方，领导观正在由“英雄式领导”向“沉静式领导”转变。哈佛商学院教授巴达拉克认为，在社会发展中，真正推动世界进步的不是轰轰烈烈、备受群众称颂的“英雄式领导”，而是那些不为公众所知的无数“沉静式领导”。他们在许多细微的事情上所作出的决策，他们无声无息的低调领导方式，虽然并不会立即产生鼓舞人心、令人振奋的效果，但这些“沉静式领导”每天都为社会和企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这里所谓“沉静式领导”的新观念，同老子的“不言之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般来说，企业员工分为“光说不动型”和“沉默实干型”。“光说不动型”的员工往往把他们的智慧和才能用于嘴上功夫，整天喋喋不休，通过“嘴”为自己谋私利，甚至制造麻烦，拨弄是非。“沉默实干型”的员工整天不声不响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苦干实干，成绩卓著。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帕金森指出：“成就最大企业的通常是那种不事声张，干着相对来说令人厌烦的工作的企业。”（《帕金森管理经典》）如何对待不同类型的员工，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管理者要对“光说不动型”员工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戒心，千万不要陷入喋喋不休者为你设置的陷阱，浪费你的智慧和时间。如果让“光说不动型”的员工在企业中占上风，不仅内耗严重，工作效率也势必会下降。所以企业家要善于发现“沉默实干型”的员工，并对他们实行奖励。这种奖励，除了金钱物质奖励外，还要从精神上予以关心，与他们做知心朋友。如果企业领导人宠用“光说不动型”的人，而忽视了沉默有效率的人，这个企业一定搞不好。在这里，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老子的“不言之教”，把重点放在关注和奖励实干家身上，用实际行动和榜样力量告诫喋喋不休者，放弃嘴上功夫，埋头苦干，才能有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