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老子的“上善若水”与塑造管理者的“圣人”品格
在《老子》一书中，虽有“善人”（4次）之说，但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圣人”，共计28次。在《庄子》一书中，虽有“至人”、“真人”、“神人”、“天人”诸说，但出现频率最高的也是“圣人”，共计28次。可见，在老子、庄子心目中，“圣人”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老子集中地阐述了圣人理想人格的文化内涵，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八章）这一章是以水喻圣人之道，认为圣人应如水一样，只要做到“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就可以达到“几（接近）于道”的最高人生境界。这是“上善若水”圣人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文中其余“七种美德”都是由它推衍出的具体德目。它对于现代管理者的人格塑造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俄国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884年3月10日在他的日记中，十分称赞“上善若水”的人格，指出“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
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这一条主要是论述圣人理想人格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现代道商所坚持的人生核心价值观。
所谓“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说水善于滋润天地万物，普遍地施利于宇宙万物，却从不为自己争取利益。这是一种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崇高精神。它在主观上虽不索取，但在客观上却能从万物那里获取更为丰厚的利益回报。由于水以善行恩惠于广袤大地上的花草树木，造就了万物共生的优美自然环境，使天空能够及时地降雨汇聚到河流、湖泊之中，从而弥补了因空气蒸发和土地渗透而流失的水分，才使得江河、湖泊之水不会变成沙漠和戈壁滩上的“内陆河”，甚至干涸、枯竭。利他即是利己，奉献即是索取，施舍即是获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的道理。
战国时期，中山国君有一次宴请都城里的军士，在座的唯独大夫司马子期没有分到一碗羊肉汤。他一怒之下就跑到了楚国，劝说楚王攻打中山国。中山国被楚国攻破后，中山君只好逃走。在逃跑路上，有两个手拿武器的人总跟在他的后边保护他。中山君问：这是为什么？两人答曰：“我们的父亲有一次快要饿死了，你把一碗水泡饭给他们吃，才救活了他们。所以，父亲临终时，嘱咐我们：‘中山君若遭事变，你们一定要尽死力报效他。'”中山君仰天而笑，感慨地说：“给予，不在多少，而在于正当别人困厄急需之际；怨怒，不在深浅，而在于恰好损伤了别人的心灵。我因为一碗羊汤而逃亡国外，也因为一碗剩饭而得到两个救我的人。”这一历史故事，深刻地说明了“予”与“得”的辩证关系。在现代管理中，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也必有所失。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的管理经营之道。
商道如水。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对社会的回报就像水恩惠于万物，而消费群体和个人就像森林和草地。企业家为消费者创造利益和价值，消费者自然会通过认同而购买，汇聚钱财反哺于商家，如同草木使点滴雨水反哺于河流一样，使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商家只从消费者那里赚钱而不向社会奉献，使自己变成“内陆河”，迟早会从市场上消失。这就是“舍”与“得”的辩证法。
按照“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古代商人皆能在“舍”与“得”之间进退自如，恪守“鄙利己，奉博爱”、“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原则。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赴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乔致庸也认为商人最重要的东西是“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
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数十年的商海中，始终认为内心的财富比外在的财富更重要。外在的财富可聚亦可散，只有“鄙利己，奉博爱”的内心财富才是真财富。所以，他把1980年创办的“李嘉诚基金会”戏称为“第三个儿子”。他说：“我就算是把财产留给两个儿子，他们也只是多了一点儿。我着力培育 ‘第三个儿子’，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多一点。”李嘉诚宣告世人：李氏家族成员或基金会的任何其他成员，都不能在基金会获取任何利益。自基金会成立以来，李嘉诚捐出及承诺捐出的款项已超过数十亿港元，用以扶贫、医疗和教育等。李嘉诚的事业，说到底是两件事：一是如何“利从义出”地“赚钱”，二是如何回馈社会地“不断花钱”。
“企业公民”是目前西方社会流行的一个概念。什么是“企业公民”呢？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企业，不但要提供公司本身的经济绩效，还必须关心和努力提高企业行为对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所谓“企业公民”，是指企业应如个人公民一样，成为对社会和环境负有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团体公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生存的良好社会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使企业和社会处于“善”的良性循环之中。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几乎捐出了所有的财富，共计3.5亿美元，创办了3500家图书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等。
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有一个在0～1之间波动的“基尼系数”。社会财富绝对平分，系数为0，所有财富集中在1%的人手中，系数则为1。0或1都是理论数值，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在0.2～0.3之间，表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0.4～0.6之间，财富分配差距偏大。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0.6，就有可能发生动乱，使社会处于危机状态，社会基础动摇，社会环境恶化。中国的“基尼系数”,2003年达到0.458，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0.465，呈上升趋势，比同期印度的0.375、日本的0.249都高。如果不能及时地解决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富人和穷人同坐的一条船，就有可能沉没，富人不会独逃厄命的。所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近年大力在我国提倡“企业公民”的理念。“极点有限，公益无限”，这就是王石的“企业公民”的箴言。他认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不仅是政府分内的事，同时也是企业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居善地”（“处众人之所恶”）
这一条主要是阐述圣人理想人格的“低调做人”的人生处世哲学。
在老子看来，所谓“居善地”,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这就是说，江海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君），是因为它善于自居卑下，处在众流的下游，所以，它才能成为百谷众流之王。这种“低调做人”的人生哲学，与世俗的“高调做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世俗之人总是自我宣扬，攀高附贵，争名夺利，争当第一。而圣人则如水一样，不同于世俗之人，从不与他人争高下，甘居于众人所憎恶的卑下之地，具有崇高的谦卑美德。在他看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六十六章）。圣人以江海为法，他想在上领导人民，“必以言下之”，从不在上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而是谦卑待人，虚心向人民请教；他欲引导人民前进，“必以身后之”，不是利益面前一马当先，脱离民众，而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民众之后。正因为如此，“处上”而民不感到重负，“处前”而民不感到妨害。所以，普天之下民众，乐于推戴他而从不厌弃他啊！
在商战中，管理者的谦卑美德表现在立身处事上，要求坚持“谦卑守弱”的原则。从经营管理上看，“居善地”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给管理者定位。首先，要求管理者按照“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原则，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员工，切不可高高在上，霸气十足，瞧不起身边的小人物。这也就是老子说的“善用人者为之下”的道理。其次，要求管理者像水那样，善处下而不居高位，勇于选择艰难困苦的地方和岗位，以磨炼自己、增长才能和提高品德。最后，要求管理者不要犯越位的错误，不随意地干涉部下的管理权限，以免造成管理系统的混乱。
二是给商品定位。一般说来，商品定位战略分为两种：
第一种，跟踪战略。可口可乐是世界饮料巨人，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配方和包装几十年不变。于是，百事可乐在向它挑战时，就紧紧抓住它的这一弱点，大胆地改变了自己的包装，在市场上推出了一种12盎司的新型瓶装，使自己的销售额大增，从而赢得了饮料竞争的胜利。美国七喜柠檬汽水面对美国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强大攻势，处境十分困难。于是，七喜汽水在广告中将自己的商品定位为“非可乐型”，以区别于它们，第一年销售量就提高了10%。美国鸽牌美容皂针对“清洗皮肤香皂”的不足，在做营销广告时，将自己的商品定位为“滋润皮肤美容香皂”，也获得了成功。
第二种，甘居人后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战略。要求企业家关注市场“买点”，努力寻找市场空隙。日本摩斯汉堡店在同美国麦当劳的竞争中，采取的就是这一行销战略。麦当劳以广大顾客为消费对象，以服务迅速为卖点，而摩斯汉堡店则以固定的顾客群为消费对象，以殷勤的态度照料顾客，以弥补因亲手制作食品而要顾客等一段时间的缺陷。
不管哪一种商品定位战略，都要根据市场需要和企业自身特点来具体决定。
所谓“居善地”，是说不但善于选择“处卑下”之地，还要善于选择不争之地。在宇宙万物中，水总是在沟壑低谷和洞穴缝隙之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达到不争即大争的目的。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 “夫唯不争，故无尤（过失）”（《老子》八章）。正因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所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这就是老子所提倡的“不争之德”（《老子》六十八章）。老子的“不争之德”为现代市场中的“蓝海战略”提供了哲学根据。从哲学高度看，“蓝海战略”是老子的“不争之德”思想在现代市场竞争中的一次成功运用。这就是老子“不争之德”的玄妙之处。
三、“心善渊”与“与善仁”
这两条主要是解析圣人理想人格的心灵世界，也是现代企业家和管理者所追求的“阳光心态”。
老子所谓“心善渊”，是说深山老林中的深潭之水总是随遇而安，居于不争之地，所以水能平静如镜。俗话说：“静水照大千。”正因为水静像一面镜子，大千世界的景象才能映在水面上，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圣人应如水一样，面对现实生活的任何压力和诱惑，都能够保持心态平静，从容应对。这种心静如渊的清静心态是企业家和管理者应具备的一种高贵品格。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家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压力，能否在危机和挑战面前透出“独钓寒江雪”的冷静与从容，是一种严峻考验。近年来，中国家电市场的“价格战”如火如荼，许多企业家都难做到心平如镜。而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则能从波澜起伏的“价格战”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不打“价格战”而打“价值战”、不搞“出口创汇”而搞“出口创牌”的经营理念，这是“海尔”所追求的核心竞争力。
清华同方总裁陆致成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四幅字：一是“无为”，要努力做事但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二是“振铎”，本义是敲钟，做人做事始终要警钟长鸣，要有“忧患意识”，要有危机感；三是“高山海川”，要求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心胸宽一点，事做大一点；四是“杏花梳影里，吟留到明天”，要求在压力和挑战面前，做到从容淡定，既要只争朝夕，又要急事缓办，不要心急如焚，就像晚上在杏花村里吟诗一样悠闲。这四幅字，既有心静如水的淡定意境，又有如何达到这一人生意境的修行之道。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局者所以迷，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存在利害关系，所以看不清事情真相；而旁观者所以清，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所以能看清事情真相。企业家和管理者在大千世界，一定要有坐怀不乱的冷静与淡定。在大家兴奋之时，你依然保持清醒和沉静；在大家绝望之时，你依然能点起希望的火种。这是卓越领导者必备的内在要素。
老子所谓“心善渊”，除了“心静如水”外，因为圣人无私心，既能容事，又能容人，具有大度宽容的美德。这也就是老子大力提倡的“上德若谷”（《老子》四十一章）的内涵。大江大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是因为它能对沿途的河流、小溪兼容并蓄，不论河流清与浊、大与小皆能接纳。企业家和管理者应如江海一样，容物、容事、容人。切不可眼光如豆，心胸狭窄，排斥他人，孤芳自赏。地位越高，心胸越要宽大，真正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美国王安电脑公司和日本八佰伴公司，都曾是成功的家族式企业。但在接班人问题上，总是走不出“传子不传贤”的怪圈。正是这种“不兼容”的狭隘心脑，王安将公司总裁的高位钦定为只有36岁而又缺乏管理经验的儿子王列，八佰伴前总裁和田一夫让位于他的弟弟，导致公司破产。相反地，宏碁集团的施振荣突破了家族企业“传子不传贤”的瓶颈，按照“传贤不传子”的宏伟气度，把“接力棒”交给了几个“外姓人”，从而为宏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这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有容乃大”是一条成功之道。
所谓“与善仁”，是说水善养万物，无论植物还是动物皆受水的恩惠，而水只施恩但不求回报。圣人亦应如水那样，以仁慈之心待人接物。对待他人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朋友一样，相亲相爱。这是一种可贵的仁慈精神。这也就是老子所提倡的“慈德”。在现代企业家和管理者所打造的心灵世界中，“仁慈”这一美德，是不可或缺的。
一位工商管理学教授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是应该做“狼”还是应该做“羊”呢？多数学生选择做“狼”，少数选择做“羊”。教授告诉学生：既不要做“狼”，也不要做“羊”，而应该做“人”。
近年来，“狼性文化”甚为盛行，主张在市场经济中张扬狼性：无视人性，残酷无情，为了战胜竞争对手，可以不择手段，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在市场竞争中，固然需要顽强拼搏的“狼性”精神，但从企业长远利益来说，“狼性文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它不仅在击倒对手的同时，也会大伤自己的元气，形成“双输”的结局，而且在企业内部，由于人性缺失，人与人之间容易形成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内耗局面。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虽然成功地塑造了“直销模式”，但是它却错误地推行冷酷无情的“流水线”做法，几乎把每个员工都视为流水线上的“人件”。人只是像螺母一样，被强行拧扣在流水线上，人的价值以流程标准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既不尊重员工的人格，也不重视员工的才能。所以，企业员工把公司称为“除了挣钱，这是一个不懂得关心人的企业”，是一个“思想真空地带”。在这样的“狼性文化”的背景下，企业员工纷纷流失。中国一家著名的IT公司，曾一度提倡“狼性文化”，鼓励员工以拼搏精神在市场上争取大客户，使该公司在各地的代理商人心浮动，认为它首先吃掉的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代理商。由于代理商心存恐惧，直接地影响到销售额。最后公司不得不四处安抚这些代理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有法家的刚性文化，但它更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性文化”。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按照人性的要求，以“仁慈”待人，实施“仁爱管理”。他认为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你让利给客户，赢得的是客户对你的忠诚；你与员工分享企业成果，就会有一支忠诚的企业团队；你让利给政府，就会得到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只有你首先为别人着想，让利于他人，他人才会关心你的利益，达到“共赢”的局面。如果在市场中“狼性”大发，乘人之危，到处坑别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你死我活的“狼性文化”，不是市场运行的正常法则。
在西方，目前虽然还有人坚持缺乏人情的“流水线”管理方式，但多数公司更加重视的是企业员工的精神层面而不是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如英国维珍公司老板布兰森先生认为，企业的成功“在于你拥有什么样的员工，如果你的员工很快乐，每天面带微笑，以工作为乐，他们就会有出色的表现。顾客自然也会喜欢和你的企业打交道”。为了给企业员工营造一个“以工作为乐”的人文环境，他把关心一切人的“博爱”精神视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必备品格。除了根据每个员工的喜好和特长，将他们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发挥所长外，还打破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坚持每月给员工写一封信，沟通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感情。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员工的工资福利，在澳洲买下美克匹斯岛，建设生态旅游园，让员工免费度假，与员工分享企业的劳动成果。这同中国的以人为本的“人性文化”是相似、相通的。21世纪的企业文化的主流不是“狼性文化”，而是中国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性文化”。
四、“言善信”与“正善治”
这两条主要是论述圣人理想人格的诚信品德和“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
所谓“言善信”，是说水是言而有信之物。江河汛期来往有时，海水潮起潮落应时而至，这叫“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七十三章）。所以，古人将它称为“信水”。圣人说话也应如水那样，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诚实守信。在《老子》一书中，多次谈到“信”的问题。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二十三章）; “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
东西文化虽在许多方面有差异，但在“诚信”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诚信”这一人的美德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也是一种最有效的商业资源。因此，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信誉都是安身立命之本。
2006年年初，在美国一所中学发生了一场争论。27岁的女教师在生物课作业中，发现28名学生有网上抄袭行为，判定为剽窃，生物课判为零分，学生面临留级危险。在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得分，女教师愤然辞职。这不但引起校内近半数教师提出抗议，表示如校方满足家长要求，他们也将辞职，而且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支持女教师。甚至有些公司向学校索取剽窃学生的名单，确保公司永远不会录用这些学生。他们认为，把学生教育成一名诚实的人，远比生物课得分和留级要重要得多。这场争论说明，多数美国人是非常看重“诚信”二字的。
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名非常聪明的学生，发现德国售票系统的漏洞，多次逃票，三次被抓，均被德国记录下来。当他毕业后，去跨国公司求职，均被拒绝。这是为什么呢？请看最后一次面试失败后双方的一段对话：“你们不录取我，是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先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公司一直在开拓亚洲市场，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那为什么不录取我？”“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你共有三次逃票记录。”“我不否认，但谁会相信你们就因为这件小事，而放弃了一个你们急需的人才？”“小事？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那也罪不至死吧？”“你的逃票记录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遵守规则，却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赖。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某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很多职权，为了节省成本，公司无法设置复杂的监察制度，所以我们无法雇用你。而我相信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都找不到雇用你的公司，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2006年，在中国市场曝出了“欧典”地板丑闻案。经中央电视台记者调查，所谓“创建于1903年”的“德国百年品牌”原是子虚乌有；所谓德国总部也不存在。它只是在国内注册的公司、在国内生产的品牌商标。真相被揭露后，“欧典”品牌在各地纷纷下架，消费者蜂拥索赔，这一假名牌轰然坍塌。
上述事件证明，人们常说的“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这句至理名言是何等重要啊！
所谓“正善治”, “正”者即清静无为之正道也。水利万物，若大匠取法，皆顺其自然而为之。圣人治国要选择“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老子》五十七章），切不可“以奇用兵”、“以智治国”。《老子》六十五章指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提倡“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夫使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所谓“无为而治”，形象地讲，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所以，“清静（可以）为天下正（首领）”（《老子》四十五章）。现代学者肖天石先生在《道德经精义》中释曰：“政善治，则能端拱无为而自治，化育万物而自然，故能安和百姓而无名也。”
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企业，都要按照“无知无欲”的自然人性，坚持“无为而治”，切忌扰民的“以智治国”。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管理者不能凭借手中的权力“瞎指挥”，违背市场经济和资本运行规律，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应认真总结和吸取。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这就是说，企业家和管理者不能以私利和个人意志来决策，必须“以百姓心为心”，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出发，深入广大群众，进行社会调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五、“事善能”与“动善时”
这两条主要是诠释圣人理想人格的“方圆之道”和“动静有时”的人生艺术。
“事善能”这一命题，主要有两层含义：
（1）“随圆就方”。水无常形，水能够根据客观环境的差异性而改变自己的形态，如水在杯里即为杯形，在盘中即为盘形，在葫芦里即为葫芦形等，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圣人做人做事也应如水那样，在不同的客观环境里，应做到“随圆就方”，达到方圆有致的人生境界。如果只有“方”而无“圆”，必然会碰壁，一事无成；只有“圆”而无“方”，成为圆滑的墙头草，也会一事无成。这就是老子说的“圣人方而不割”（《老子》五十八章）的辩证法思想。圣人虽方正无私，但能够与世推移，随俗方圆，做到忍让而不软弱，融通而不圆滑。这就是为人处世的“方圆之道”的人生艺术。
中国古代钱币铜钱是内方外圆，这是对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圆之道”的形象说明。人活在世上，一生无非是做两件事，即做人与做事。中国人信奉“做事要方，做人要圆”的人生哲学。“方”不是呆板，是以不变应万变，“方”中有“圆”; “圆”不是奸猾，是以万变应不变，“圆”中有“方”。“方”是做人的脊梁，“圆”是做事的锦囊。要善于把“方”与“圆”巧妙地结合起来，该方则方，该圆则圆。
所谓“做事要方”，是说做事要遵循规则或规矩。俗话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要求做事既不违法，也不缺德，决不可越“法”与“德”雷池一步。如诚信是商道的基本法则，遵之，为商则必成功；违之，行欺诈，玩伎俩，失信于人，没有不失败的。但是，在一定限度内，执法也应“通人性”、“合人情”，做到方中有圆，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据《后汉书·吴祐传》记载：“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官员追至胶东将其抓捕归案。如何法办呢？吴祐认为，从孝道角度，“子母见辱，人情所耻”，杀人是可以理解的，“刑若不忍”。但是“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必须按国法处以死刑。在“法”与“情”的两难之中，吴祐在执行死刑上采取了一种为其“留后”的方法。吴祐问毋丘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于是将其妻带至监狱，“解其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达到了“法”与“情”的圆通境界。
所谓“做人要圆”，绝非是圆滑世故、八面讨好、左右逢源的丑恶心态，而是一种宽容、善良、圆通的人生境界。在做人上，既不咄咄逼人，也不阿谀奉承；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强加于人；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这是压力最小、张力最大的真正人生大智慧。
“做人要圆”，有时会有牺牲，有时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各种屈辱、误解、怨恨，甚至来自亲朋好友的伤害。蒙牛董事长牛根生在一家大企业做副总时虽处处受到排挤，为人所不容，他以“忍”的心态向企业提出辞呈，并没有大吵大闹，火冒三丈。当他创立蒙牛后，不但在市场上处处受到抵制，还有人将他在呼和浩特市的四十多块广告牌全部砸毁。当他得知砸毁者是谁时，既不与其辨是非，也不追究其法律责任。正是这种宽容的“忍”的智慧赢得了人心，使蒙牛的销售量猛增。
英国“维珍商业帝国”老板布兰森先生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把维珍定位为市场补缺者。他说：“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观察那些庞大的、洋洋得意的公司，思考他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努力寻找他们的软肋。”“与那些财大气粗且惰性十足的品牌相竞争，很容易做到让顾客感到在我们这儿消费是物有所值。”哪里有不合理的利润，哪里就有不满意的顾客，维珍就出现在哪里。他形象地把这种市场哲学戏称为“跟在大企业背后抢东西吃的厚脸皮的小狗”。“维珍商业帝国”虽不是产品的创造者，但它却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正是这种“做人要圆”的通达智慧，成就了他的“维珍商业帝国”的人生之梦。
（2）“因势随形”。“水无常形”这一事实说明，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唯一永远不变的是“变”。因此，圣人应如水那样，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与时俱进，以适应环境，做到“因势随形”，达到“知变则胜”的目的。
美国管理大师韦尔奇是一位善于“因势随形”的高手。他认为市场时刻在变化，企业家必须学会随时调整自己的计划，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每一次悲剧性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中，GE收购了很多泰国的企业。当“9·11”事件突然发生后，航空业跌落到谷底，GE又收购了几百架飞机。当有人在悲剧性变化面前恐惧时，企业家应该带领你的企业员工奋勇向前，切不可裹足不前。
中国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深谙“知变则胜”的道理。他说：变，一要快变，通过快速变化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组织、观念、经营模式和人的变化；二要善变，在变中找到机会。刘积仁是中国IT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没有把东软的市场定位在国内市场，独立打造自己的产品品牌，而是主要定位在国际市场，定位在“解决方案提供商”上，形象地说，就是一个负责任的IT业的“装修公司”，即你要买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需要花多少钱，东软会给你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在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同时，东软也赢得了自身价值。
杭州贝因美集团根据市场潜在的发展之“势”，顺应消费者实际需要之“形”，把它的营销模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贝因美集团总裁谢宏依据他的“‘人’是最本质的存在，为 ‘人’服务，是我事业的全部价值所在”的经营理念，在食品市场上，面对外国的“亨氏”、“雀巢”两大强势公司的压力，发现外国的婴幼儿食品不一定适合中国婴幼儿。中国婴幼儿所需要的是含碘的、蛋白质含量丰富且易吸收的断奶期食品。基于这一发现和潜在需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把“卖点”转换成“买点”，即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你的产品能满足我的需要吗？在观念转变的基础上，集团将大量资金投放在“育婴工程”上，在最大限度地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贝因美集团也是一个“因势随形”的成功案例。
如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因势随形”, “必败”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中国东方通信公司曾是中国最大的移动通信上市企业，连续6年进入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之列，位列200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50强的第18位。在成功面前，东方通信公司高层领导没有危机感，满足于既定的经验模式，满足于公司作为“摩托罗拉加工车间”的角色，盲目乐观。在技术上和销售上过分地依赖摩托罗拉和普天集团。这种不能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经营方向、策略的惰性和既定思维方式，使得东方通信公司在进入2001年国内移动通信市场饱和而摩托罗拉又与之冻结战略伙伴关系的情况下，不仅失去了订单，还失去了技术升级能力。到2002年，公司利润负增长8%,2003年上半年巨额亏损达64亿元。东方通信的失败可以证明在市场上“守常必败”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企业家要想打造“百年老店”，使之成为永葆青春的企业，就必须在成功面前抱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不断地去适应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灵的变化，成为站在市场潮流前头的领军人物。
所谓“动善时”，河上公释曰：水“夏散冬凝，应期而动，不失天时”。圣人行动也应像水那样，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做到动静有时。水在流行中，遇阻则让，逢高绕行，从不强求。圣人遇强则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动静皆随机而行，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管理学大师韦尔奇在企业创新中反复强调“只有改变、改变、再改变。要整装以待，注视它、预测它、超前它、创造它”。在市场竞争中，管理者要学会随环境而变，随时间而变。只有真正“随机而动”的企业家，才能做到以变制变，在变中寻找商机，以变求胜。
万科董事长王石是一位善于在变化中发现商机的优秀企业家。他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发现不仅有巨大的社会需求，还面临着环保与节能的双重压力，使传统的建筑方式颇为窘迫。为了适应社会与环境的新的要求，及时地提出了“住宅工厂化”的新理念，“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大胆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地生产房子。这种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超前意识和创新理念，一定会给万科带来巨额利润。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将是21世纪的新客户，也是企业的未来员工，他们追求一种另类个性消费。王石以超前的发展眼光，现在就开始认真研究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了解他们是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做事，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为万科集团若干年后的产品开发、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和销售模式的变化，提供科学决策的客观根据。否则，就无法适应新客户、新员工、新管理时代的到来，也就无法从这一转变中捕捉到商机。企业家要具有一双慧眼，学会在“趋势”和“动向”上做文章。企业一旦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它的失败是预料中的事。企业的强与弱、大与小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只有企业“适应”变化是绝对的。
人生处境分为逆境和顺境，如何激励自己从失败走向成功，又如何防止从成功滑向失败，是每位企业家和管理者认真研究的人生课题。
身陷逆境之时，牢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相信逆境可以磨砺人，可以激励人，可以成就人。要学习水的“万折必东”的精神，即水在流行中，不管河道如何曲折，不论千沟万壑，环境如何恶劣，都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奔赴东海。当有人问施振荣“不断地面对失败，有没有绝望的时刻”这一问题时，他坦然回答说：“不会。我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条路走不通，我可以放弃，换条路，总归会走通。”日本八佰伴集团前总裁和田一夫虽经过三次重大失败，但他敢于面对失败，认为：“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 ‘穷光蛋’了。”八佰伴倒闭后，他经过整整一年的自我反省，重新创业，仅用一年零九个月就带领新公司上市，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火凤凰必将重生，在燃烧自己后，会再创新天地，大不了从零开始。我是一只不死鸟。”
身处顺境之时，要牢记老子的“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告诫，真正按照“光而不耀”的原则，做到“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切不可以“暴发户”心态，处处炫耀财富。宜家公司老板坎普拉德指出：“成功是成功的最大敌人。”李嘉诚认为“经营企业，‘知止’两个字最重要”。因为“全世界很多企业之所以失败，至少一半都是因为贪婪”。美国大型零售企业凯马特的失败，就是一个不“知止”的典型案例。在逆境或顺境中，能否找到商机、抓住商机，最可怕的不是客观环境和竞争对手，而是企业家和管理者能否具有积极的“心态”。只有首先战胜自己，才能战胜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