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由前述驿路和馆舍所构成的唐代驿传系统，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套官方的交往系统。除去朝廷食粮所系的漕运系统，一切事涉官方的交往活动——不管是黄钟大吕的军国要务还是鸡零狗碎的荒唐之举，最终都无不依赖于驿传系统。

上文提到，这套系统所承担的包罗广泛的交往活动可分为两大类，一属人员流动，一属信息传通。而所谓的信息传通，实际上主要系于驿骑。

驿骑，是驿传系统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子。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驿骑的驿传系统，正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血液的血管。唐代的官方传播活动，正是由千万无名无姓的驿骑支撑起来的。所以探讨唐代的官方传播，不能不勾勒驿骑的群像。

驿骑，又称驿使，驿子，负责传递一应军政公文、物件及递送过往官员。敦煌壁画中有一幅晚唐时期的《宋国夫人出行图》，描绘了驿使身背布袋行色匆匆的模样。不管骄阳似火还是寒风刺骨，也不管是暴雨倾盆还是风沙弥漫，驿道上总有驿使纵马驰奔，急如流星。“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已成为他们身影的历史定格。至若杜牧《过华清宫》一诗中的驿骑形象更是广为人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此诗的内容人所共知，不待多言。只因贵妃娘娘爱吃鲜荔枝，于是每年荔枝成熟季节，君王便不惜动用驿骑，千里迢迢地从四川涪州飞速将此鲜美水灵尚未变色的佳果送进宫来。结果自然出现这么一幕荒唐可笑的画面：但见风尘滚滚，驿马狂奔，不知情者以为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紧急军情，殊不知原来竟是君王为博美人欢心而让人送来的一点水果。无独有偶，不久史思明也如法炮制，利用王朝的驿传网络将鲜樱桃从洛阳送给在河北的养子史朝义，这也算一种上行下效吧。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当年“一骑红尘”所经的路线，系由今天的四川涪陵，经万县，再从陕西商洛、蓝田一线抵达长安，全程二千三百多里，即使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怎么也得五六天。另外，据宪宗朝的翰林学士李肇记载，贵妃娘娘吃的荔枝也有从南海（今广州一带）送的：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

看来不管驿骑如何快马加鞭，也是无济于事了。

唐代驿骑分“普快”与“特快”。前者传递例行公文，后者传递火急公文；前者日行六驿，即一百八十里，后者日行十驿甚至更多；前者是“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韦应物《突厥三台》），后者是“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高适《燕歌行》）。常人心目中的驿骑，多为后者，亦即唐人所谓的急递、急脚、急脚递。正如一位当代作家所描写的：

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地逼近，又旋风般地远去，即使是在驿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明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所谓“立马可待”在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象，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接程序。……驿卒的神色永远严峻而焦灼，那充满动感的扬鞭驰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幅终结的定格。

更如当代一位诗人所咏歌的：

驿骑的马蹄声

似开堂密鼓

琵琵铮

由远及近

踏碎黎明的山径

最后几粒寒星

只见城门洞开如电

烟尘掠过如风……

这里描写的，都属驿骑中的“特快”——急递。急递固因其戏剧性紧张感而为人瞩目，但在传驿舞台上大量活动着的还是扮演群众角色的“普快”。由于人卑事碎，他们的面目早被时光的流水漫漶得模糊不清了。好在从后代与之相承的人员身上，我们尚能依稀辨认出一些他们的特征。闻名于世的瑞典现代探险家、楼兰古城的发现者斯文·赫定在其内涵丰富、才识兼备、文笔优美、引人入胜的系列西域考察著作中，曾记述了一位骑马送信的邮差：

（从塔城到乌鲁木齐的）路上，遇到一位邮差，是个独居的柯尔克孜人，他骑在马上，两个邮袋挂在马鞍两侧。这样行走一天一夜，到下一站，交给另一个继续传递。从塔城到乌鲁木齐有620公里路程，邮件要走7天。

倘若让时光倒回一千年的话，那么斯文·赫定笔下的这位邮差同唐代的驿使当彼此难分。而且，二者行走的速度也是如此接近，即日行一百八十里。

不管是“普快”还是“特快”，驿骑传讯都必须遵守一系列严格的纪律。《唐律疏议》中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大略如下：

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诸驿使无故以书寄人行之及受寄者，徒一年。若致稽程，以行者为首，驿使为从；即为军事警急而稽留者，以驿使为首，行者为从。其非专使之书，而便寄者，勿论。

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及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

诸驿使受书，不依题署，误诣他所者，随所稽留以行书稽程论减二等。若由题署者误，坐其题署者。

诸乘驿马者，一匹徒一年，一匹加一等。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勿论。

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

诸乘驿马赍私物，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驿驴减二等。

这一切如山的律令，旨在确保驿传系统的高速度、高效率与高保真，以使置邮传命成为国家安危所系的一大要务。有一次，太宗李世民对侍臣说起，安西都护郭孝恪日前奏称“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安西都护府时治交河——今吐鲁番西），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到矣”。结果，“言未毕，驿骑至！”据人计算，焉耆距长安七千里，驿骑在路上二十八日，平均每天行二百五十里。再如，《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新宥州（内蒙古乌海市）”条写道：

又顷年每有回鹘消息，常须经太原取驿路至阙下，及奏报道，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馆十一所。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

而据同书同卷“天德军”条，天德“至上都一千八百里”，按四日推算，则每天平均奔驰四百五十里。如此神速，怎不令人叹服！怨不得后世之人，提起唐代的驿传便总是称赏备至。如宋代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就曾写道：

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

明清思想家顾炎武，在“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日知录》一书里，以严谨的考辨缕述了汉唐驿传之利：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

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一程即一驿）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通典》卷173：凤翔府“去西京二百七十里”）。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站）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有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由于这个缘故）。曷一考之前史乎？

唐代驿传的急速高效，最终还是源于军政泛化的需求。事实上从一开始，驿传系统及其运作便无不为军事意图所制约，进而成为征伐诛讨一统江山的一把利器。以行草隶篆中的草书为例，这个在后人看来纯属书法艺术的事物，最初却是由于军情紧急刻不容缓的传驿需要而形成的，正如梁武帝《草书状》引蔡邕的话所言：

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

明乎此，则不难理解驿站何以为兵站，传驿中人何以名驿将、驿卒、驿骑，而为隋唐五代画上休止符的事件——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发生在陈桥驿，也便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