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类对活动效率的追求
人们在利益和需要的驱动下设定自己的目的，凭借自己的活动努力使一定的目的得以实现。此时人对自己活动的专注，其实也就是对自己的活动目的的专注。然而，人并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活动了或者正在活动着，像悠闲地欣赏天边飘动的白云那样，等待它自然而然地达到目的地。
每个现实的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人的充分发展了的需要却是无限的，人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和愿望。尽管人们总是理智地缩小自己需要的范围，有选择地确定自己的主要目标，按照需要的层次分出具体目的的先后次序，人们还是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延长自己的生存时间，在有限的生存时间中尽可能实现更多、更高的目的。
在这里，人唯一能够自主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活动，包括思维的活动和实践的活动。人对外部世界以及对人本身的改造，都要通过人的自主活动来实现。自觉的人不会放任自己的活动，而是时时积极地反省和干预自己的活动，千方百计地提高活动的效能，力图使活动成果的质量更高，数量更多，速度更快，耗费更低。所有这些努力，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的活动中的效率追求。
就人活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即活动本身的关系而言，人活动的效率实际上是人的活动作为手段或过程与这种活动的目的或目标的比值。换言之，所谓人的活动的效率问题，其实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什么样的目的，或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耗费了多少人的活动的问题。
人的活动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以一定的活动实现较高价值的目的，这种活动的效率就是较高的；反之，以同样的活动只能实现较低价值的目的，这种活动的效率就是较低的。当人的活动目的或目标不变时，达到该目的或目标的手段或过程亦即活动本身越节省，这种活动的效率就越高。从另一侧面讲，当实现目的的手段或过程亦即活动总量不变时，所达到的目的或目标越大，其活动效率也就越高。
人类活动的自觉能动性不仅在于人始终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主体，而且在于人总是力求最大限度地节省自己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所进行的活动。人的活动的节省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时间的节省，以便腾出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活动，实现更多或更高的目的。
人的活动中的效率追求，表面看来目的在于改变活动形式以实现活动的最佳或较佳状态，而实际上这种目的只是个中介环节。人追求其活动的效率确实旨在解决手段或过程问题，可是它最后所指向的仍然是特定活动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类活动的效率追求看起来是手段的追求，然而在本质上却是目的的追求。如果忽视这一点，也有可能出现人的活动手段与目的倒置的情况，发生人的活动效率追求中的异化现象。
对人类活动效率的历史考察，可以上溯至人类的动物祖先。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动物世界中，生物的进化和物种的分化造就了各种动物不同的机体结构和功能，使之各具独特的活动方式。动物物种之间在活动方式上的不同，包含着其活动效率的差别。
动物活动的效率表征动物为满足其生存需要所进行的活动与这种需要的满足程度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物种的动物要花费极大量的活动才能满足维持生存最起码的需要，那么它的活动效率就是极低的。这样的物种难以应付自然环境和自身活动能力变化的波动，很容易导致个体的死亡和物种的灭绝。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看来，物种所参与的生存竞争包含着其生命活动的效率的竞争，自然选择也包含着对其活动效率的选择，因而物种的进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活动效率的进化。
这种活动效率的提高有两个途径可循：特化和泛化。特化的方式突出地发展了物种特定活动的能力，使之在某种特殊的生态环境、自然条件下的活动效率极高，在环境条件适宜时往往盛极一时。可是，过分的特化会削弱该物种其他方面的活动能力，以致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生存环境。泛化的方式虽然在特定方面不及特化的活动效率高，但因其适应范围广泛，在各种情况下都有一定的活动效率，故从全面来看其活动效率也是较高的。
在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物种特化活动的效率显出较强的优势，并使这种特化趋于强化。但是，在自然、生态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的时候，泛化活动的效率由于具有弹性的适应特质而表现出长远的演化的优点。“泛化和有效率的生物类型有更多的机会生存得更长久。”
如果不是在片面的而是在全面的意义上，那么应当说，一个物种在进化中必须适当地提高其活动效率，才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并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漫长的岁月之流无情地淘汰了那些活动效率低下、缺少应变能力的个体和物种，选择了其机体结构和功能的变异有利于提高其活动效率并增强其应变能力、从而增加了生存和发展机会的个体和物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物种活动效率的竞赛中，人类的动物祖先至少在距今四五百万年前已进入当时强者的行列。
古人类学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在远古洪荒的世界中，我们的动物祖先首先学会用两只脚直立行走，终于迈开了成为人的第一步。中国古老的象形文字“人”字，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人用两条腿走路这一特征。两脚直立行走，这是人类进化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艰难的长期的过程。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就其效率而言，由原先的四条腿走路转变为只用两条腿走路，行走活动的效率增加了一倍。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在于节省了两个用于支撑身躯和行走活动的前肢，更重要的是使前肢作为手与脚分化开来，开辟了不同于脚的广阔的活动领域。
分化出来的手所能进行的活动愈益复杂和多样化，其活动效率的增长远远超过了脚。“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制造和使用工具，其直接目的在于更多、更快地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实际上就是活动效率的提高。劳动作为专门为取得物质生活资料而集中进行的活动，从泛泛的人类活动中分化出来。这种特定活动的专业化，对于提高人们的活动效率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语言是人类祖先在社会化的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中，由于活动和交流、传递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的社会和文化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在于提高了人们活动的效率。任何词、概念都是一种概括，是对所指的具体事物及其属性的提炼或简化，是对诸多同类事物的共性的抽象把握。
这样的简化和抽象固然牺牲了事物原型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却因此而换来了人的认识活动即思维的普遍性和思想表述的效率。借助这种认识活动来反映客观实际状况，交流人们的思想，谋划活动程序，协调和组织人们的群体活动、社会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活动效率。
当然，上述全部过程都与古猿的脑向人的脑的进化有关。大脑作为心理活动的器官和生理活动的调节、控制器官，是在相应的活动的发展的刺激下得到发展的。从古猿的脑向人的脑的发展，肯定得到了从古猿到人的越来越有效率的活动的促进，而发展了的脑作为机体活动的调节和控制中枢，又会为更有效率的生命活动创造前提。“由于手、说话器官和脑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发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动作，提出并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
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从古代、中世纪到近现代世界文明的巨大进步，离开人的积极活动，离开这种活动效率的增长，就会成为不可思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每一进步都是人的活动效率的进步，都是由人类提高了的活动效率带来的，它是名副其实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看不见的手”。
诚然，从最终和最高的意义上讲，人在自己活动中追求的并不是效率本身，而是活动的目的或被确定为目的的人的需要的满足。但是应该看到，活动的效率并非是与目的无关的东西，它恰恰就是这种活动与其目的的关系；追求效率就是力争以节省的活动实现特定的目的，或者以特定的活动实现更多、更高的目的。
因此，如前所述，人在活动中追求效率本质上就是追求目的。不仅对于特定的目的需要有相应的活动效率的追求，而且对于某一活动效率的追求也会间接地有利于其他有关目的的实现。在社会分工发达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从事特定职业的人都追求自己专业活动的效率，这种特定专业活动的结果显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他以自己活动的结果为社会、为他人服务，换回社会的报偿或他人对自己的服务，实现多方面的目的或需要的满足。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其特点就是不以生产使用价值而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直接目的，在这种生产中力求高效率。
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社会中贯穿着的“合理化”是一种职能效率和权衡的精神，是一种追求最大效率、最优化、最低成本的“精打细算”的态度。这种分析确实抓住了工业社会突出的特征，无论工业社会的成功之处抑或问题所在，显然都与这一特征有关。反映这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理论尽管学派林立，各种学说不断更替，而经济活动效率（主要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以致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经济学即效率学。
但是，如果从问题的普遍性上看，经济化即效率化并非仅为工业社会所独有。任何社会都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水准上追求活动效率、尤其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所谓前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都不是非经济化、非效率化的社会，而只是与工业社会相比具有不同的经济化、效率化的方式和水平的社会。
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毫无疑问，在这种理想的社会中，人们的活动效率将全面地得到提高，并应当远远地高于过去的社会形态。没有比旧社会更好的活动效率状态，新社会就既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也更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
总之，在人类活动中确实贯穿着对于活动效率的不懈追求，这同人活动的目的性是一致的。从效率的观点来审视人类的历史活动，可以看到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这个重要的动力机制。人活动的效率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社会历史领域许多重大问题有关，因而有必要从哲学历史观的层次上探讨人活动的效率的本质、规律和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