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活动效率的综合性

在人的活动效率所涉及的各种关系中，当然包括各关系项的数量比率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对于精确计量活动效率的值是至为重要的，对此后面还要详细论及。可是，我们也不能像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所说的那样，把效率概念看成“是一种纯粹数字的概念，只在思想上存在”。抛开由于数字而产生的毕达哥拉斯式的神秘幻象，我们看到，在人的活动效率关系背后是真实存在的具有一定的量的质的关系。

不同质的关系项要加以比较，常常需要近似地折合为某种价值单位来计算，但仍然是不同质的关系项之间的关系。人的活动效率也不是各种关系的堆积或集合，这些关系的系统性意味着人的活动效率的综合性质。综合使人的活动效率成为多样性的关系的统一，成为现实的整体的存在，不仅仅在思想中，而且作为思想的外在对象而存在。这就是说，人的活动效率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关系，然后才移入到人们的观念中，才能被看作是一种反映客观实际关系的在思想上存在的概念。作为客观过程的综合，是各种实际关系的整合或一体化，是人在思想上所实现的概念综合的客观原型。

人的活动效率既与其他自然物和人造物的运动效率同属物质运动效率的特殊表现，又作为高级的物质运动效率而与其他种类的物质运动效率在本质上区别开来。众所周知，假如仅从一个个特定的运动形式上加以比较，许多无生命的自然物、自然界的生物以及人造的机器，都能够夺得某种运动效率的单项冠军，而将人远远抛在后边。然而全面地看，人的活动的优势恰恰不在于单项而在于整体的综合的效率，这是任何别的种类物质运动的承担者所不可企及的。具体说来，人的活动效率的整体性和综合性，集中表现于几个相关层次及其关系上。

第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处于生物物种进化的顶峰。复杂的、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总是内在地包含着它所由之发展而来的简单的、低级的物质运动形式。人自身的运动包括了无机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和生物有机界的运动，从自然方面来说，人的活动效率首先是各种自然运动效率的整体综合。人的活动效率综合性的自然方面，是人类作为大自然的儿女继承下来的自然秉赋。它使人尽管脱离了狭义的动物界，但依然与自然界保持天然的联系，并以这种大自然所赋予的资质为自己能力的基础来活动，参与同自然界事物的普遍相互作用。人的活动效率作为自然运动效率的整体综合，是人类能够立足于自然界而又高出于自然界的首要前提。

第二，人又作为社会的存在物而活动，并且本质上更是一种社会的活动者。人与人能够通过社会结合或协调造成新的系统的质，由此形成的人的活动效率显然带有整体的和综合的特点。在社会关系中活动的人不仅以整体的人，而且以人的整体，即以群体、社会乃至人类为主体来进行活动。整体的社会主体的活动效率之中，必定包含着更为复杂多样的关系内容，因而这种活动的效率也就必然具有综合的性质。

第三，人又是能思维的存在物，是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者。凭借自觉意识特别是理性思维，人力图实现对意识的对象和意识自身的整体的、综合的把握。在人的认识深化的过程中，一定层次上的整体综合的结果，总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再度被综合。人的思维活动的整体综合功能本来就是一种效率功能，具有趋向和导引活动有效化和高效化的作用。换句话说，人的思维活动不仅使自身趋向有效化和高效化，而且导引整个人的活动趋向有效化和高效化，因而不能不在人的活动效率的综合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四，人集自然、社会和思维属性于一身，思维着的人设计、制造和使用人造物，特别是工具系统与自然物发生作用，从而把人造物、自然物的运动效率和思维活动的效率及其所带来的效率增益，作为组成部分综合在人的整个活动效率之中。这是在自然、社会、思维三个方面各自综合的基础上的再综合，是在人的存在和活动的整体联系上实现的人的活动效率的系统综合，充分显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活动效率的本质特征。所有这一切，似乎构成了某种连环作用的机制，只要上述各个层次或环节之间保持必要的和谐，人的活动效率整个说来即呈现为一种扩展状态。

具有综合性特征的人的活动效率，是对这种活动的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整合，是对共时态的横的关系系统的综合。人们对认识活动规律和实践活动规律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力图综合地把握人的活动效率。分别来说，对人的认识活动效率的研究应当是综合性的，认识的系统性规定了这一点；对人的实践活动效率的研究也应当是综合性的，实践活动的系统性同样规定了这一点。然而，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实际上又是不能完全割裂的。实践和认识作为人的活动的系统统一性，内在地要求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否则，就不能真正揭示人的活动效率关系的奥秘。

综合地把握人的活动效率这一主题，在许多研究人的活动的科学领域中都有其地位。科学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领域之一，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成就越来越引人注目。科学作为人类活动不仅包括认识的方面，而且包括实践的方面，即科学实验和科学应用。科学本身的综合性质，要求对科学活动总体考察的综合性，科学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在科学学中，科学产出率、科学活动效率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英国学者J.D．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被人们视为科学学的奠基之作，其中就专门设一章讨论“科学研究的效率”。他认为，在承认科学的社会功能之后，应当进一步探究：“究竟科学是有效率地还是效率低下地执行着这个功能？取得的成果是不是以现有人力和物力资源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为此，他考察了制约科学活动效率的各方面因素及其整体联系。贝尔纳所开创的对科学活动效率的研究，明显地贯穿着系统性、综合性的方法。

对于人的活动效率的综合研究，在现代管理科学、劳动科学中尤为突出。例如作为劳动科学的组成部分的功效学，就综合研究人的因素、人在现代化生产的具体条件下的劳动活动。从功效学的观点来看，“人——机器——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研究在这一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估计各种参与因素的方法，合理分配人和机器各自的职能并充分发挥这种职能，以及根据操作者的条件和特点规定这些系统的最佳标准等。功效学研究方式的综合性特点，是同其研究对象即人的劳动效率的综合性特征相一致的。

现实的人的活动效率是对现实的正在进行的活动的综合，但同时也是通过现实的活动对加入该活动过程的以往活动的结果的再综合。这些以往活动的结果既可以以物化的形态存在，也可以以精神的形态作为活动主体素质的一部分来起作用。一个受过长期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人，在特定活动中所表现的较高的效率，不仅与他当下的活动有关，而且与他以往的活动有关。人在过去所进行的活动，凝结为经验、知识、技能等“软件”的形式和工具、设备、材料等“硬件”的形式，现实地参与人们当下的活动。

人的活动效率对现在和过去人的活动的综合，是对历时态的纵的活动关系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联系。在这种现实和历史的综合中，人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既是宏观的社会背景，又是微观的参与因素。按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的说法，“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文化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类活动方式的沉积，它的存在依赖于人们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

人类文化既是同时代人相互交往的纽带，又在执行着某种社会遗传功能，使一些有用行为的知识一代一代传下来。“在产生文化之前，人类只能通过生物进化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上百代人才能完成。文化使人们的适应过程加快了许多。”文化作为人类知识和能力的积累，有助于文化的掌握者获得必要的活动效率，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其活动效率水平。人类活动的效率作为一种综合，毫无疑问包含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因素，又受到这种历史因素的制约，并且它本身就带有历史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