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数字与事实

世界经济“与龙共舞”

从“门外汉”到“主人翁”：中国入世撬动世界经济天平

自改革开放起，中国就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自身经济的道路——遵循而不是挑战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主动加入而不是自我隔离于世界经济。

1986年7月11日，中国正式要求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的成员国地位。从此，新中国的“复关”之路走了八年多。1995年1月1日后，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成立，中国在“入世”征途上又走了近七年。

2001年11月11日，卡塔尔首都多哈时间晚7时30分，北京时间11月12日凌晨零时30分，在多哈喜来登饭店马佳利斯大厅，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在WTO法律司司长凯普准备好了的签字文本上正式签字。30天后，中国正式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方。

时任WTO总干事的穆尔在中国入世签字仪式上说：“我们需要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起领导作用，世界经济正在放缓，很多就业机会丢失，所以中国入世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性时刻，对世界及WTO都是历史性时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果说，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是一波三折的马拉松式入世谈判的结束，那么，它更意味着中国以更广的襟怀、更强的意志、更快的步伐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开始。

根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在提高立法的公开透明度方面，中国实行了大刀阔斧、斩钉截铁的改革。从中央级的法律、30个政府部门的3000多个法规，到19万个地方规章制度，都得到了清理或调整。外部压力形成的倒逼机制加速了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回首中国经济来时路，这些举措开展的难度和进步的成效都难以仅仅用数字去衡量。

加入WTO，从旁观者成为参与者，参与全球贸易的博弈，很多时候更像是在“运动员”和“裁判员”这双重身份之间玩“变脸”。谁能更多地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谁能在贸易谈判及政策审议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谁就能够更多地享受全球贸易的收益与好处。中国从捡球的球童一步步成长为举世瞩目的球星，也是循序渐进、从零开始的。

中国入世不到一个月，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多哈举行，由于需要一个月才能确认中国的会员身份，所以中国仅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当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与以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多哈激烈对抗的时候，石广生选择了购物，而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兼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则在游泳池中休闲。龙永图彼时感受：“WTO谈判的景象就是，少数人在谈判，多数人在喝咖啡。”

2005年，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中国香港举行。中国参与了全部七次的只有32名成员参加的“绿屋会议”（Green Room，正式名称是CCG，即主席顾问团，是WTO会议的最重要谈判场地），在所有重大议题上发表了中国的看法，成为一边喝咖啡、一边参与关键谈判的“少数人”之一。

例如，作为香港宣言最重要部分之一的第六段列明，所有成员需于2013年取消所有农业出口补贴。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集团（ACP集团）等六个团体的110多个成员方签署了联合声明，要求在2010年取消所有补贴。但欧盟坚持把这个时限延长至2013年，这个议题成为绿屋谈判拉锯的焦点。在各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议，在适当严格及明确其他条件的基础上，可以接受欧盟提出的2013年取消出口补贴的意见，得到了印度、墨西哥等绿屋会议成员的赞成。

门外汉一旦进了门槛，就摇身一变成了主人翁之一。在当今的全球市场，没有谁能忽视来自中国的声音。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市场的同时，作为规模空前的新兴市场，中国成为全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010年底，全球500强企业中有九成以上已在华开展业务，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达1400多家。

巨大的中国市场不但影响着国际商品的价格走势，也左右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如今，全球企业都想知道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它们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把跨国采购的重心放在中国，中国市场也毫无悬念地成为众多跨国公司财报的亮点。与此同时，不断壮大起来的中国企业，也开始扬帆出海，鏖战全球化竞争。

当然，在世界贸易的竞技场上，中国这名优秀运动员也常被质疑者“亮黄牌”、“出难题”甚至“吹黑哨”。入世十年间，中国共回答并澄清了WTO成员方提出的3500多个问题，俨然是全球所有类型的“考试”中“最勤奋”的考生，所回答的答案多达5亿个字节，相当于200万本《乔布斯传》或300万本《圣经》。

入世时，中国国内担忧的是如何“与狼共舞”。入世后，中国以超乎世人想象的速度与激情改变着自己，也影响着世界。今天，面对中国产业的整体实力，国际上热议的是如何“与龙共舞”。中国入世加速了世界拥抱中国、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对中国经济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发展，世界机遇；巨龙腾飞，惠人惠己。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没有也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相反，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利益。而凭借着高质低酬的劳动力、庞大的经济规模与高新科技的结合，中国自身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从“B+”到“A+”：全球经济考场中的勤奋考生

回首入世十年，入世之初各界人士的种种担心——入世冲击民族经济、冲击就业，甚至农业、外贸、金融、汽车“四大完蛋”等等——并未成为现实。并不是世界动摇了中国，相反，是中国震撼了世界。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整体实力突飞猛进，用WTO总干事拉米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入世十年，“成绩是A+”。

2001—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以平均10.5%的增速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3万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7.5万亿美元，增长了5倍多。2002年，中国GDP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2007年，中国三年“连升三级”，GDP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德国，闯入世界经济前三甲。2010年，经济增长10.4%的中国以40.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代了稳居此位置40多年的日本。

入世十年间，中国外贸依存度从入世前的不到40%提高到50%，逐步扩大农业、制造业的市场准入，关税总水平从15.3%降至9.8%，取消了配额、许可证等全部非关税措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其中，农产品的平均税率在2005年就从入世前的23.2%降至15.35%，远远低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由于关税与出口补贴的削减，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大大高于出口的增长，2004年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而且这一贸易逆差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规模为5097亿美元。入世仅三年后的2004年，就蹿升至11000亿美元，翻了一番，当年的出口增速创历史新高，达35.4%。2010年，进出口规模增至2.97万亿美元，十年来年均增长20.2%，增长了4.8倍，贸易总额由世界第六上升至第二。其中，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跃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份额为10.4%；进口规模增长了4.7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进口的比重从3.8%增至9.1%。

入世十年间，中国外贸量、质齐升，结构得到了优化。从出口商品看，工业制成品在总货物出口中的比重在2001年仅为90.1%，在2007年达到约94.8%，并在之后的四年维持了这一高水平。相应地，农矿产品、原料等初级品在货物出口中的比重则在2001—2010年间从10%下降至5.2%。在近年中国政府推动的结构转型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中，高能耗、高排放的“两高”产品的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成为新的增长主体。

从贸易方式着眼，中国外贸呈现出“一平、一顺、一逆”的格局。一般贸易基本维持平衡，加工贸易巨额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入世十年间，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从719亿美元增至362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服务贸易进出口在世界的排名，从2001年的第9、第12位，快速提升至2010年的第3、第4位。中国逐步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在按WTO规则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开放的部门已达到100多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栽得梧桐树，不愁凤凰来。随着外商眼中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变得更加稳定、更加透明，入世十年间中国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7595亿美元，年均增长10%，近20年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果最为严重的2009年，外商投资仍超过900亿美元。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1057.4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扭转了2009年下降2.6%的局面，同比增长17.4%，占世界的比重达9.4%，引资金额居世界第二位。

直接投资不能只进不出、有来无往。2002年，中国政府首次在“引进来”战略之外，提出“走出去”战略。十年来，从尝试性地自建机构，到大胆发起股权投资和并购，中国企业家边走边看、勤学慎思的求索之路，迄未止息。2010年中国吉利汽车收购瑞典沃尔沃汽车的消息见诸中欧报刊时，业界、工会组织起初都不看好。然而，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国际化团队组建、高度市场化的本土运营经验、砍价等谈判技巧等方面，中国企业迅速成长，并成为全球市场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国各行各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小荷已露尖尖角”，年均增速超过40%。80%以上的省份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甚至增速快于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2002年中国非金融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仅27亿美元，2005年迈上了百亿美元台阶。2010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五，金额达688.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24倍多。其中，非金融类投资占到87.5%，金额为60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9%（见表1—1和图1—1）。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截至2010年，已聘用当地员工近80万人，每年在当地纳税超过100亿美元。

入世的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2001年中国人均年收入是800美元，到2009年已增至2500美元，并有2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数据库显示，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迈过了4000美元大关，达到438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的分类标准，中国身上的标签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的“低收入国家”，经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变成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十年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近13倍，2006年第一次超过了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2009年第一次超过了2万亿美元，达到23992亿美元，2010年末达2.85万亿美元。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2008年以来，外汇储备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增速有所回落。

2005年7月21日，在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11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2765上调2.01%至8.1100，从此，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逐渐形成了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同年12月5日，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和西部的兰州、银川、南宁这5个城市，外资金融机构开始开展对企业的人民币业务。这项举措比中国入世时所承诺的时限早了一年。同时，中国银监会还允诺将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地域扩展至汕头和宁波。如此一来，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城市，从18个增加到了25个。

主动、渐进、可控，一直是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前行的路标。2009年7月，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2010年6月，结算试点地区范围扩大至20个省区市，境外结算地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为了有效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外部的“祸水”涌入，人民币汇率一度采取了实质钉住美元的机制，保持了近一年的6.82左右的水平。2010年6月19日，中国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10年9月21日，2011年1月13日、4月29日、8月11日，2012年2月10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分别冲破了6.7、6.6、6.5、6.4、6.3关口。

从“危”到“机”：全球金融风暴中的中国变化

2011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仍在继续，发达经济体复苏步履维艰，第四季度以来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仍然不断发酵和扩散，美国经济2012年第一季度的回暖脆弱持续，日本经济一副疲态，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速环比大幅回落，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回落与物价上涨交织在一起，世界经济开始放缓，中国的外需疲软惨淡。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实现了其“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的良好开局。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核算，在将物价控制在5.4%总水平的同时，2011年全年名义GDP为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2012年第1—2季度，中国名义GDP达227098.2亿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7.8%（见图1—2）。

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中国海关总署2012年1月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6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其中，出口约1.9万亿美元，增长20.3%，进口1.74万亿美元，增长24.9%，高出出口增速4.6个百分点（见图1—3）。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走低，但是贸易发展更趋平衡：进口、出口协调发展，外贸顺差逐年收窄。全年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为1551.4亿美元，比2010年减少263.7亿美元，在2010年同比收窄7.2%的基础上继续收窄14.5%。

2011年，中国外贸方式结构继续改善。一般贸易强势回归，逆差扩大；加工贸易总额及顺差均增长13%左右；服务贸易稳步增长。

一般贸易进出口19245.9亿美元，增长29.2%，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52.8%，所占比重较2010年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9171.2亿美元，增长27.3%，高出同期出口总体增速7个百分点；进口10074.7亿美元，增长31%，高出同期进口总体增速6.1个百分点。一般贸易项下出现逆差903.5亿美元，扩大了85.8%。

加工贸易进出口13052.1亿美元，增长12.7%。其中出口8354.2亿美元，增长12.9%；进口4697.9亿美元，增长12.5%。加工贸易项下的顺差为3656.3亿美元，扩大了13.4%。

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首破4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出口和进口继续稳居世界前列，分别为第四和第三位。

2011年，中国外贸伙伴更加多元化。对欧美日传统市场增长平稳，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长强劲（见表1—2）。

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5672.1亿美元，增长18.3%，较同期中国进出口的总体增速低4.2个百分点。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4466.5亿美元，增长15.9%，较同期中国进出口的总体增速低6.6个百分点。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3428.9亿美元，增长15.1%，较同期中国进出口总体增速低7.4个百分点。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3628.5亿美元，增长23.9%，高出同期中国进出口的总体增速1.4个百分点。其中，对东盟出口1700.8亿美元，增长23.1%；自东盟进口1927.7亿美元，增长24.6%；对东盟贸易逆差226.9亿美元，扩大了37.1%。

对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的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分别为842亿美元、792.5亿美元和454.3亿美元，分别增长34.5%、42.7%和76.7%，均高于同期中国总体进出口增速，表明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增长强劲。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上半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为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从2012年6月20国集团墨西哥峰会上各方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国外贸平衡的事实正在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贸易伙伴横向比较，中国外贸的发展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出现很多国家那样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全年预期10%的增长目标仍有望实现。

在增长放缓的同时，中国的外贸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转变。例如，如果观察中国鞋类出口的数据就会发现，出口的数量没有什么增长，但出口的金额在增长。这说明，中国制造的鞋产品正在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中国的贸易条件在改善。又如，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开始痛下决心，不遗余力地加强研发，提升产品定位，加大新产品上市力度。

2012年5月，浙江绍兴袍江的浙江庆茂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生产场面热火朝天。虽然还没到生产旺季，公司前5个月的出口总额已经比2011年同期增长了19.5%。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相比印度、越南等国家，中国在纺织产品价格上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丧失，而作为浙江外贸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印染业至今还面临着外需不振的严峻形势。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庆茂纺织的“逆市飘红”？

“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准确的市场定位和持续的研发创新。”该公司总经理徐建锋说。庆茂纺织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成功开发了防水、防污、防油、防火等多种功能性的面料。普通的棉织面料报价大概是1米1.5美元，经过工艺改进之后，所生产出来的防火面料1米就可以卖到4～5美元。

2011年，中国非金融领域实际利用FDI金额为1160亿美元，增长9.7%；全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601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8%。本土化是最好的全球化，这已成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价值观。正如一位中国企业家所说：“要把他国当故乡，要融入那个国家，而不能只给人家一个概念，你赚了钱就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样就很难立住脚、扎下根。”

很多中国在海外的销售公司都实现了员工本地化，在欧洲、美国、日本的分公司，从销售员到总裁都是当地人。据统计，中国的驻美企业每在国内创造出10个就业岗位，大概会在美国衍生出15个就业岗位。

2011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超过了3万亿美元，达31811亿美元，比2010年末增加3338亿美元。2011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3009元人民币，比2010年末升值5.1%。2011年6月21日，中国央行公布了《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正式明确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试点办法，成为推进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又一重大举措。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中国的竞争力排名从2009年的第29位提升至第27位。作为“金砖四国”中唯一排名上升的国家，中国堪称世界经济舞台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新兴经济体。

从“模仿”到“创新”：中国产业结构的“腾笼换鸟”

产业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的脊梁骨。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从初受国际竞争的洗礼到在国际产业竞赛中初露锋芒，中国产业披荆斩棘，自强不息，过关斩将，奋勇争先。另一方面，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在进行动态调整。

2005年，世界终于承认了中国的汽车生产，从1985年量产过关的百级零部件产品收音机，到1995年量产过关的千级零部件产品电视机，寄托了几代人梦想的万级零部件汽车产业终于在中国加速向上生长。中国“双向”驶入汽车社会：中国道路上跑的都是“世界车”，其他国家道路上奔跑的中国车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一方面，中国汽车市场高度国际化，进口车得到长足发展，从2001年的5万辆增至2010年的77万辆。另一方面，中国国产车不仅抵御了进口车的冲击，还成功进军国际市场。自主品牌汽车在2008年时产量仅有18万辆，而到2010年已达363万辆。2005年，中国汽车贸易首次出现顺差。奇瑞自2001年出口叙利亚10辆轿车，结束了国产轿车零出口的历史以来，已陆续进入伊朗、古巴、马来西亚、美国市场。继2010年6月2000辆长城哈弗H5出口欧盟后，2010年9月，593辆长城哈弗SUV、风骏皮卡又出口至另一高端市场澳大利亚。

入世时，中国汽车产量只有200多万辆，而且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载人汽车产量少于载货汽车的国家。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1379.10万辆和1364.48万辆，首次突破1000万辆大关，一跃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10年，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恢复期，而中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32%，突破1800万辆，蝉联世界第一（见图1—4）。其中，乘用车的产销是商用车的三倍多。当年中国汽车产量在全球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3.5%增至23.5%，汽车出口首次超过500亿美元，其中零部件出口超过400亿美元，占到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78%。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整车生产企业报送的出口数据的统计，2011年，虽然国内汽车需求受到限购政策影响而减缓，但汽车出口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当年共出口各类汽车81.43万辆，同比增长49.45%，比上年同期增加26.94万辆，创历史新高，对汽车销量增长的贡献度达60.79%。其中，乘用车出口47.61万辆，同比增长68.26%；商用车出口33.82万辆，同比增长29.12%。

2012年上半年，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出口48.79万辆，同比增长28%。其中5、6两个月出口均超过10万辆，4、5、6月连续三个月创历史新高。长城汽车对东南亚和中东的出口正在增加，奇瑞、吉利两大自主品牌6月份更是以突破万辆的规模遥遥领先行业平均增速。2012年上半年，全国汽车销量为960万辆，如果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有所好转，2012年整体车市有望实现8%的增长，总销量有望突破2000万辆。

入世以来，中国的另一重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也不断壮大。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2001—2010年，主要电子信息产品的产量持续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手机、彩电、个人电脑、数码相机的产量均列世界第一。电子信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1241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10128亿美元，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保持在30%以上。其中，出口额由650.2亿美元增至5912亿美元，年均增速为27.8%。

中国的电子信息技术研发不断取得突破，对国民经济渗透性、带动性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十一五”期间，信息领域的科技重大专项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曙光5000A、深腾7000和“天河一号”计算机系统陆续研制成功，保持并提升了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机方面的领先地位。在千万亿次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上，飞腾-1000国产中央处理器（CPU）得到验证和应用。集成电路装备专项65纳米介质刻蚀机已在国内销售，并取得国外批量订单。

如果说美国人创新的优势在于“发明”（creation），那么中国人创新的优势则体现为“改进”（innovation）。才智面前，人人平等。在网络信息时代，无论是实质意义上“外流”的“香蕉人”，还是在中国国内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专业人员，在世界各经济体的发展中，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已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就。中国完全可以凭借自身不断增加的高资质人才存量，辅之以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某些“路段”拔得头筹，从某一个侧面跟上全球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脉搏，为将来从“体力经济”过渡到“脑体结合经济”、“脑力经济”奠定基础（见图1—5）。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通信和网络科技领域，中国正在全面赶超世界。自时分同步码分多址系统（TD-SCDMA）成功服务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已成功实现商业化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TD-LTE-Advanced）成为第四代（4G）国际候选标准之一。实时以太网国际标准IEC61784—2/CPF14的成功发布使中国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化舞台上夺得了难得的话语权。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年2月发布的《2011年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公报》，2011年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的进出口总额达11292.3亿美元，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31%。出口额居前三位的产品为：笔记本电脑1058.8亿美元，增长11.1%；手机627.6亿美元，增长34.3%；集成电路325.7亿美元，增长11.4%。中国软件业收入占全球软件企业收入的比重超过了15%。中国彩电、手机、计算机等主要电子产品产量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分别达到48.8%、70.6%、90.6%，均名列世界第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品牌，海尔集团在全球白色家电市场占8%的市场份额。2012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手机4220万部，同比增长21.3%，出口金额同比增长80.9%；对欧盟出口手机达到4390万部，同比增长26.8%，由于2011年基数较低和转口贸易的因素，对欧盟出口金额同比增幅达156%。2011年，中国计算机行业出口额为2293.9亿美元，维持了5.6%的增长。

在2010年的全球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占54席，比2001年增加了43家，其中，中央企业占30家，中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3家进入前10名。在2012年的全球500强榜单中，中国大陆（含中国香港，不含中国台湾）的上榜公司连续第9年增加，共有73家公司上榜，相比2011年，新增了吉利汽车等12家。若包括中国台湾在内，则中国共有79家公司上榜。中国大陆上榜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2家。

中国企业在经历了数年积累后，已具备了强大的实力，掀起了出海“抄底”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世界经济黄皮书》称，中国企业正由被收购方转为资产收购方，2010年并购交易额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从“出”到“进”：世界供给渗入中国经济血液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大举进驻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不仅对推动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功不可没，而且开启了中国从世界经济当中吸收养料的阀门。

中国企业的出口市场及进口来源更加多元化，一方面为许多地方趋于饱和的生产能力找到了出路，另一方面增加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能源供给。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吸纳缓解了中国国内市场的供需失衡，提高了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了劳动就业和社会稳定。

来自世界各经济体的进口，缓解了中国国内自有资源的不足，保障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能源、原料的庞大需求。自1993年起，中国就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2009年，中国煤炭进口12583.4万吨，同比增长211.9%，煤炭出口2240万吨，同比下降50.7%，中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煤炭净进口1.03万吨。近年来，随着新气田的发现和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天然气产量逐年增加，但仍赶不上国内需求的增速。中国的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1—5月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7.3%，天然气消费量同比增长15.9%，进口天然气163亿立方米，增长42.8%。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促进了中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的提高。通关程序的简化和管理的协调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贸易的效率，增加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消费者则直接感受到了产品的多样化、便利化选择所带来的益处。例如，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的建立，在南宁的各大超市都能买到泰国的山竹、菲律宾的芒果干、印度尼西亚的黄金糕、越南的菠萝干等产品。北京人可以买到更新鲜的榴莲等热带水果，中国全国各地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就买到东盟国家的特产。

除了商品及服务贸易滋养中国经济成长之外，其他要素的国际流动也是世界经济渗透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渠道。中国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愈益频繁，带动了技术的国际交流与进步，促进了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及产业结构的优化。2011年，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19万人，比上一年激增38%。中国企业近年来勇于“走出去”，统筹谋划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配置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也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了部分贸易壁垒。

作为底子薄、基础差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参与世界经济，诚然从中获益匪浅。然而经济全球化对任何国家都是双刃剑，中国也不例外。例如，由于外向型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国内的就业较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2012年夏季，本应在春节之前才出现的民工“返乡潮”提前出现。这除了与房地产调控、国内外的经济结构调整有关之外，还与欧美传统市场需求疲弱、外贸形势严峻致使外贸企业用工下降密切相关，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又如，长期的外贸顺差成为中国国内通胀的源头之一。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央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抑制汇率升值，不得不发行基础货币来购买这些外汇，尽管央行对此通过发行票据等方式来进行对冲，但流动性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外贸顺差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再如，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世界各经济体对中国环境问题日益关注。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环境，一方面要削减长久以来经济发展带来的已有污染物，一方面又要控制经济发展中产能释放所制造的新污染物，中国的经济发展所承受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