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09年第3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触底反弹，走上经济复苏的道路。但2010年第2季度，物价水平开始迅猛抬头，通货膨胀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围绕本轮通货膨胀的测算、形成的原因、发展的趋势和治理的方法产生了大量的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教授等人带领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对这些争论的问题进行了大量专门的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以“成果要报”、“内部参考”以及学术论文的形式与社会各界进行了交流，现结集成书。其结构和主要观点如下。

本书共包含17章，分别从6大方面对当前通货膨胀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篇“概述”，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从总体角度来分析自2010年以来本轮价格上涨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成因。

第一章“本轮价格上涨的新特点、新机制与应对政策”指出，自2010年的本轮通货膨胀呈现出4大新特点：一是CPI并不高，但居民价格满意度却处于历史低位；二是虽然宏观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但CPI持续上扬；三是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产品价格却大幅度上涨；四是虽然CPI高涨的国内因素凸显，但全球通货膨胀的同步性却越演越烈。这些新特点蕴涵着中国价格形成机制在近几年来有4大变化：第一，过剩的流动性导致中国物价和房价上涨，导致中国经济的泡沫化，泡沫化的蔓延改变了传统货币传递的机制以及部分紧平衡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第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带动了低端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涨，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上涨，导致低端服务业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第三，通过预期、游资流动以及经常项目等途径，国际农产品、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加强，输入型通胀大幅度放量。第四，由于部分居民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急剧下降，个别事件以及个别人群的价格反映在网络全球化的作用下产生了强烈的“新闻效应”和“传染效应”，导致居民价格预期形成机制发生变异。因此，治理本轮价格上涨不仅需要落实政府目前出台的各项政策，同时还应当采取各方面的新措施。

第二章“内外冲击下的中国通货膨胀”，主要介绍内外冲击下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在开放背景下，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会受到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从全球流动性环境、初级产品的价格变化、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热钱的流动情况来看，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输入型特征明显。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表明，在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诸多因素中，外部因素的结构性冲击是重要的渠道之一，其相对重要性虽然弱于通胀预期，但却高于国内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对通胀的政策选择应在积极稳定居民通胀预期的同时，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同时有所兼顾。

第二篇“内部视角下的通货膨胀成因”，包括第三至第五章，主要介绍影响通货膨胀的国内因素。

第三章“我国货币与通货膨胀的传导关系：一个内生货币观点”发现，我国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即货币是信贷导致的。投资需求产生了贷款，贷款寻找准备金变成存款，成为货币，而不是外生论下的央行控制准备金投放，从而可以控制货币供给量这个反向因果链条。在内生货币下，我国在2010年发生的高通货膨胀是2009年开始的高投资产生的结果。高投资同时产生了高额货币增发和通货膨胀，所以二者是共生现象，都是投资推动的，而不是央行过度增发货币产生了通货膨胀。2009年开始的高投资需求产生了信贷供给，信贷供给转变为货币存量增长。这部分货币增长的微观表现是国内游资涌动，产生了各种炒作现象。在宏观上，高投资导致利润上升，产生了通货膨胀。因此，我国的通货膨胀将是一个中期现象，未来一段时间，核心通货膨胀的上涨不可避免，需要持久应对通货膨胀。针对这个情况，本章建议，从长期来看需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控制通货膨胀；从短期来看，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利率和差别化贷款拨备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稳定物价水平。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内生货币下通货膨胀的提高有利于就业，所以我国经济可以承受而且需要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是，由于内生货币下通货膨胀是利润挤压工资的结果，这也会对工资收入者产生巨大的福利损失，所以总体经济和部分民众的民生之间产生了较强的冲突，需要政府从中进行权衡和补偿。

第四章“CPI与PPI的‘虚假传导’及其修正：一个相对稳健的实证框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已有的对CPI和PPI之间传导机制进行研究的经验文献普遍存在着实证方法误选或因遗漏变量导致“虚假传导”的问题。本章借鉴Guglielmo et al.（2002）的分析思路，引入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来研究价格传导机制，以滞后期增广的VAR为基础，采用杠杆拔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一个相对稳健而全面的结论：CPI是PPI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进一步推断得出，当前通货膨胀为需求主导型，而“系统性”宽松的货币条件是促成需求旺盛的重要原因。所以，治理通胀应从流动性入手，并引导货币供给流入生产领域。

第五章“从流通体制透视农产品涨价现象”发现，2010年农产品，尤其是大蒜、西红柿和白菜等蔬菜，出现了显著的价格上涨。从流通体制上看，以蔬菜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的流通体制不畅，流通环节之间缺乏有效整合，导致中间环节的层层垄断加价，大幅度抬高了零售价格，而农产品的供求失衡和生产成本上升进一步通过层层垄断加价抬升了最终零售价格。根据我们的模型估计，每增加一个流通环节，农产品的价格就提高了一倍。我们建议，鼓励农产品的流通环节实行纵向整合，在批发商或零售商之间引入竞争，提高中间环节的经济附加值，在终端环节扩大涉农经营活动的空间。我们认为，与其一味地打压炒作农产品的游资，不如引导游资参与流通环节的纵向整合或竞争，深化分工水平，这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第三篇“外部视角下的通货膨胀成因”，包括第六至第八章，主要介绍开放条件下国外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六章“国际农产品价格如何影响了中国农产品价格？”使用月度数据考察国际农产品价格是否会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影响的程度和可能的影响机制。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本章证实了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价格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影响。各种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对相同产品国际价格的反应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玉米、大米和大豆价格的国际价格弹性介于0.19—0.33之间，小麦的国际价格弹性为0.05左右。中国为保持粮价稳定在未来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并加强自身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谈判实力，积极地争取改善农产品贸易条件，加强国内农产品储备，合理地对农产品贸易进行管制，建立农产品价格预警机制，并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平抑因国际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

第七章“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传导机制的角度出发，对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整体价格水平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由于我国在能源和金属原料等重要大宗商品上对外依存度较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于是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就会对我国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首先导致了采掘类产品价格指数的大幅上涨，从而最终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本章对造成大宗商品牛市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探讨。对于二战以后的三次大宗商品牛市的分析发现，尽管存在着其他影响因素（如政治干预、大宗商品的金融化等等），但是，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的增加从而带来的需求增长，是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内上升的根本原因。根据对长期供需情况的分析，在未来十年，仍将有大批人口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将会保持增长；同时，虽然长远来看资源总供应量是充足的，但考虑到主要矿物产品供应增长的滞后性，如果我们的投资不保持一定的超前性，大宗商品价格恐怕将会长期在高位运行。我们通过国际比较，对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领域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存在以下三个特征：（1）大宗商品的整体对外依赖性自2001年以来迅速提高。用原材料净进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我国已经是主要经济体中对原材料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之一；（2）分类来看，跟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进口的大宗商品在结构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为金属矿物和金属制品的进口比重要远远高于其他经济体，而在矿物能源和农产品方面的相对位置并不突出；（3）从我国在各种商品市场的份额来看，我国在金属矿物和金属制品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地位非常突出，进口了超过全球贸易额一半的矿砂；而在矿物能源和农产品市场上，中国只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参与者。根据中国在不同市场上的地位，我们应该制定不同的政策。对于我国不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在短期内可以利用现有的国际市场定价体系和风险分散机制，建立适当的国家储备来对冲风险。对于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金属矿物市场，最好的做法是建立上下游一体化企业。关于建立金属矿物期货交易所的建议应该慎行，取而代之的做法应该是逐步改革现有贸易机制。

第八章“不仅仅是汇率”指出，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大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改变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不利趋势的新课题。本章对2005—2008年我国两位数细分行业贸易条件变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具体地，我们分析了汇率和行业集中度、所有制比重、贸易数量等行业层面因素对于贸易条件的影响。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确实能改善各行业的贸易条件，此外，其他行业层面因素对于贸易条件也有重要影响。对于不同类型的行业来说，不同因素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力求更大地增加我国的贸易收益。

第四篇“通货膨胀的传递与冲击”，包括第九至第十一章，主要介绍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第九章“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发现，基础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成为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价格上涨的压力更为明显。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很多种类的基础产品国内供给不足，与此相应，伴随着基础产品进口不断扩大的往往是进口价格的不断攀升。基础产品进口价格的上涨构成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制约。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围绕基础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价格传递模式的变化以及影响路径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基础产品需求扩大和价格上涨对我国整体经济和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基础产品价格影响模式内在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国际比较中寻求中国结构调整方向与路径是怎样的？

第十章“基于投入产出数据对工资上涨影响的实证研究”从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入手，对“刘易斯拐点”和随之引发的工资上涨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工资的上涨在不同部门间逐步扩大的情形下，整体工资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本章分析所使用的方法和基于的数据则是投入产出方法和各年度投入产出表数据。具体地，我们分析工资上涨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及其对价格的影响、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和对技术与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

第十一章“中国的经济周期、通胀周期与股市周期”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周期、通胀周期和股市周期三大周期之间的关系。在我国，通胀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稳定的滞后关系，据此可将本轮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2012年将处在增长与通胀双双上行的全面复苏阶段。2003年尤其近两年以来，宏观经济趋势与股市周期趋势的相关性显著增强，股市的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开始显现。通胀主要通过利率机制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在通胀成因方面，货币主义和真实经济周期学派都缺乏解释力，高增的货币供应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产能过剩也不必然抑制通货膨胀。货币供应会否引发通胀及其程度，既要看总量产出缺口，也要看结构产出缺口。

第五篇“财产与收入分配视角下的通货膨胀”，包括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主要介绍通货膨胀对我国不同阶层居民财富分配和福利的影响。

第十二章“通货膨胀冲击的财产再分配效应”使用中国的奥尔多调查数据和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两国通胀冲击的财产再分配效应。本章首先详细记录了中美两国城镇家庭的净名义头寸持有状况，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冲击，从而估算通胀冲击对家庭净名义头寸及其财产的影响。本章研究发现，通胀冲击将侵蚀中国家庭部门的财产，并进一步恶化家庭间的财产分布；而美国的情况则有利于改善贫富差距。

第十三章“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异质性的研究”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基本状况以及中国通货膨胀主要特征的认识基础之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市场不完全和个体异质性的Bewley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以及通货膨胀对不同群体的不同福利成本进行了考察，利用数值校准的方法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福利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不同群体所受到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来说，通货膨胀水平非常低的时候，穷人受到的损失较之富人要低；但是，从财产分布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恶化了中国的财产分布状况，穷人的财产持有比例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而有所下降，而富人的财产持有比例则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而有所提高，从而造成中国财富分布的基尼系数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而有所上升。

第六篇“通货膨胀的测算与工具选择”，包括第十四至第十七章，主要介绍通货膨胀的测算与相关政策目标的定位。

第十四章“基于几种自有住房处理方法的我国城镇CPI重新估计”根据理论上对自有住房如何计入CPI的做法，修正计算了中国1997—2008年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我们采用了使用成本法的三种不同模式。基于不同的变量的选取，最终得到了十种修正居住类权重和修正CPI。计算结果显示：（1）只有采用竣工住房价值作为自有住宅单价测度时得到的居住类权重和统计局结果比较接近，其他采用商品房价格作为自有住宅价格的居住类权重都明显高于当前统计局采用的居住类权重；（2）如果采用统计局的各分项价格指数，即使改变了权重，各种方法得到的修正CPI和统计局的公布结果也非常接近；（3）如果自有住房价格指数采用统计局公布的住宅类价格指数，那么修正CPI要普遍高于统计局公布的CPI;（4）根据2010年11月的各分项价格指数，采用修正权重计算的CPI绝大多数都超过了5%。最后，我们也讨论了当前我国自有住房价格指数测度中本身存在的问题。

第十五章“基于预测视角的中国核心通货膨胀测算：以惯性为权重”从货币政策和对标题通货膨胀预测的角度构建了中国基于价格上涨惯性权重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与国内现有计算通货膨胀惯性的研究不同，本章通过环比增长率计算其惯性，从而避免了同比增长率指标可能对惯性的高估。通过与传统的剔除法核心通货膨胀以及与标题通货膨胀进行对比，本章发现基于惯性权重的核心通货膨胀是标题通货膨胀的领先指标，对短期标题通货膨胀的变化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因而具有较高的政策参考意义。根据我们模型的预测结果，2010年10月将是价格指数环比增长率的低点，11月份之后将会上升；如果考虑到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造成的热钱流入，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更加严峻。

第十六章“哪种通货膨胀最适于作为中国货币当局中间目标？”指出，核心通货膨胀被学术界和中央银行所广泛关注，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中并不存在核心通货膨胀的统一定义，而核心通货膨胀的测算方法由于定义和研究目的不同也千差万别。本章试图从对未来标题通货膨胀预测能力的角度着眼，对近年来国内计算核心通货膨胀的几种主要方法进行比较，从而选出最适宜用作通货膨胀预测的核心通货膨胀测算方法。结果发现：第一根据不同的评价指标，各种方法计算得出的核心通货膨胀优劣顺序也不尽相同。第二，在反映通货膨胀变化趋势方面表现良好的SVAR法核心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方面却没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只是处于中等水平；而在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方面表现良好的剔除法、方差法和惯性权重法核心通货膨胀在反映通货膨胀变化趋势方面却表现平平，也只是处于中等水平。第三，虽然各种评价指标下8类核心通货膨胀的优劣顺序不完全相同，但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一致性。在核心通货膨胀标准差、对标题通货膨胀趋势的拟合和对标题通货膨胀的预测方面，共同趋势法、修剪均值法、加权中位数法核心通货膨胀的表现都相对较差。

第十七章“全球货币政策调整与中国货币政策协调”主要研究在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如何退出以及在退出过程中如何协调的问题，并着重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可能面临的挑战和货币政策可能的调整路径。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集体研究的成果，并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研究”（09&ZD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决策咨询项目“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09GJZ001）以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中国宏观经济经分析与预测”（10JBG03）的资助。另外，本书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及北京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的资助。各章执笔人包括刘元春、赵勇、于泽、刘凤良、鲁旭、聂辉华、毛学峰、王孝松、冯俊新、范志勇、张红霞、夏明、罗来军、孙久文、彭薇、任泽平、李志兵、肖争艳、程冬、戴轶群、陈彦斌、陈军、孙文凯、张鹏龙、朱蕊。同时，杨瑞龙、毛振华、朱科敏、闫衍、朱戎、郭杰、雷达、王晋斌等“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对本课题也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