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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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导读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卡柯尔迪市(Kirkcaldy),父亲是一个海关职员,但在斯密出生前已去世。斯密由母亲养大成人。他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裕家庭,斯密一生孝敬其母,终身未婚。1737年斯密在14岁的时候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先后学习了道德哲学、伦理学、数学、自然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1740年斯密获斯内尔奖学金去了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在牛津大学藏书极其丰富的图书馆里,他刻苦攻读,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基础。1746年他离开牛津,回到家乡,并于1748年在爱丁堡大学开设系列讲座,一时盛名远扬,显露头角。1751年,斯密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母校,应聘为逻辑修辞学教授,几年后担任道德哲学讲座教授,又转为伦理学教授。在格拉斯哥的10多年,被斯密认为是他最为有益也是最为幸福和名誉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出版了《道德情感论》(1759年),从此跻身英国第一流学者之列。1767年斯密回到故乡,着手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写作。《国富论》于1776年完成,这一巨著使他成为公认的经济学的鼻祖。

在斯密的故乡卡柯尔迪市的市政厅的墙壁上,斯密是作为“伟大的社会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而被列为该市杰出人物的。该市博物馆有一幅加尔布雷斯的题词,他把《国富论》、《圣经》和《资本论》并列为人类三大智慧宝库。单纯把斯密看成经济自由主义的首创者,是没有全面理解亚当·斯密的19世纪的旧识。当代的世界经济学说史学界对他的研究已经不限于把他看做经济自由主义首创者,而是把他看做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国富论》与《道德情感论》是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统一的组成部分,而后者更是斯密费尽毕生心血所完成的巨著。除了这两部书外,斯密生前只发表了少量的有关文学的论述。他关于哲学的论文集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1795年)。1895年他的法学讲座的笔记被发现,经E.坎南(E.Cannan)整理以《正义、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出版。

1976年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时,格拉斯哥大学主持出版了《亚当·斯密著作与通信集》,其中有不同于坎南版的《法学讲义》,还有未发表的研究斯密的论文30篇。其中,第一卷为《道德情感论》,第二卷为《国富论》,第三卷为《哲学论集》,第四卷为《修辞学与文学讲义》,第五卷为《法学讲义》,第六卷为《通信集》;还附有两本著作,一本是《亚当·斯密研究文集》,另一本是《亚当·斯密生平》,全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全六卷的出版,对斯密的“道德哲学思想”体系亦即社会科学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最完整的依据。自从该书问世以来,广义的对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亚当·斯密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发展。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巨著,200多年来,亚当·斯密一直被尊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当时的英国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产业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但是英国产业的发展还受到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落伍的政策限制。斯密作为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其著作《国富论》中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全力清除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集中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本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在批判的吸收当时有关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做了系统描述。可以说,此书的问世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他经济学著作无出其右者。

斯密的这部巨著被看作是关于资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部经典著作。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是《国富论》的主题,也是展开全书的切入点和基本立足点。《国富论》共有五篇,每一篇都有确定的主题,每一主题都与市场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第一篇和第二篇是理论分析,在这里奠定了基本理论和原理的基础,是全书的重心。第一篇有11章,题目是“论劳动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在此,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分工的利益、原因及其限制;其次是具有二元性的价值理论,即除了劳动创造价值外,工资、利润与地租也决定价值(被称为收入价值论);最后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斯密的分配论。在第一篇,斯密分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和原因,建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为现在的微观经济学构筑了理论框架。第二篇有5章,论述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在这一篇中,斯密提出了他的资本学说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第三篇有4章,论述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考察了促进和阻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因素。第四篇共有9章,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里他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他批判了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由货币或者金银构成的思想,还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的理论观点,树立了自由贸易的理论旗帜。斯密还吸收重农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扬弃了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惟一来源,而把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列为生产阶级。正如斯密所说,前4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国民收入如何构成以及各时代各国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分为3章,斯密在此论述了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他提出赋税四原则和国家的作用,至今还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下面从六个方面论述斯密的主要观点和理论体系,并简要评论。

1.国民财富、分工与斯密定理

什么是国民财富呢?斯密开宗明义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1]斯密的这段话可以说是现代国家得以生存发展的至理名言。分工是斯密分析的出发点。在第一章“论分工”里,斯密明确指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斯密认为分工是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缓慢造成的结果。斯密推理道,分工起因于交换,那么分工的程度就要受交换能力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一思想被后人尊称为“斯密定理”。

2.价值理论:二元性的观点

斯密在研究货币交换货物所遵循的法则时,介入了整个古典经济学纠缠不清而最终由马克思完成的价值理论。价值和价格理论在《国富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这里论证了商品交换的基本原理,还论证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斯密认为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有两种:劳动与货币。劳动是“真实尺度”或“真实价格”,货币是“名义尺度”或“名义价格”[2]。斯密认为做此区分有助于消除长久以来人们在铸币及地租价值等问题上的模糊观念,尤其有助于消除沿袭两百多年的重商主义对货币性质和作用的严重误解。

关于商品价值的源泉,斯密提出了富有历史感但实质却迥然不同的两种答案,即劳动价值论和收入价值论。斯密的“二元观点”虽然没能正确解决问题,但他指出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是他富有历史感的表现和历史功绩。

3.市场机制

论证“自然自由制度”即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是斯密最重大的理论贡献,也是闪烁斯密思想光辉的地方。斯密认为每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内各种用途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都有一种普通率或平均率或曰自然率。所谓自然工资(利润、地租)率,指当时当地所通行的普通(平均)工资(利润、地租)率,它们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斯密指出,商品的市场价格即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市场价格,有时和它相同。造成这种偏离的原因是供给与需求的变动;供不应求则价格上升,供过于求则价格下降。价格变动的幅度依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定。如果供求相等,则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相等。斯密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经典论述相当完整和深入,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4.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和对法国重农主义的扬弃

对重商主义和法国重农主义的批判集中于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通过对当时流行的两大政策体系的批判,斯密进一步阐发了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思想。重商主义是一种在欧洲各国影响极深的学说和政策体系,斯密给予系统的深入的剖析,成功地完成了历史赋予斯密的任务。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占全书篇幅约四分之一。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倾注了斯密对封建专制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感和敌视;在对重农主义的批评中,则指出其中不足,同时也肯定了他们的成就和功绩。斯密的著作被认为是对重商主义全面彻底的清算,它标志着产业资本的观念最终克服了商业资本的局限。

5.自由贸易理论:绝对优势论

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斯密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理论,后人概括为绝对优势论(Absolute Advantage Theory)。自由贸易的思想在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已经提出,但只有在斯密的著作中才有明确完整的论述。国际贸易是斯密关于国内市场与分工的延续和发展,是他整个学说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人对斯密的自由贸易论非常赞赏。1876年,R.劳(Robert Law)在《国富论》出版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公开赞扬自由贸易论是“这位单纯的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所写著作中最重要的成果。简单地说,斯密认为每个国家只生产与其他国家相比成本最低的产品,用以交换其他国家同样也是成本最低的产品。这样交换的结果,既可以买来最便宜的产品,又可得到本国没有的产品。

6.经济自由主义与看不见的手

在论述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的主张时,斯密提出了人们熟知的“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这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深层次的说明。斯密指出:“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序,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定,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通常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限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

这段著名的论断成为对经济自由主义实现公私利益协调的经典论述。其实类似的提法在《道德情感论》中已经出现,说的是“看不见的手”会引导社会产品的分配达到公平。斯密所谓的“手”指的是私有制条件下自由竞争的自发作用及其后果,后来的追随者们将这一原理引向了极致,他们宣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能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得出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竞争的均衡。

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论证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模式是资源最佳配置的惟一方式,说明该模式在推进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指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受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自发调节和支配,无需国家(政府)的计划和调控。斯密意义上的国家的作用仅在于:(1)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侵犯;(2)严正的司法机关保护公民合法权利;(3)建设并维持公共事业和某些公共设施。[4]换句话,充当私人资本的警察和守夜人。

本书节选了英文原著第一篇的第1~7章。其中,第1~4章是论述分工的主要部分,第5~7章阐述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他对于市场机制的观点。

注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中译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2]同上书,26页。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中译本,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4]同上书,252~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