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产生的时代背景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双创”行动产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两者在世界潮流和我国发展大势的历史性交汇中应运而生。不同的是，时间有先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在前，“双创”在后；一个是发展战略，一个是行动方案；一个强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一个强调用制度创新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双创”不是发展战略，而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行动。

一、历史经验：世界经济危机是孕育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催化剂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负面影响在全球扩散蔓延，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同时，能源资源、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失业率普遍上升，世界经济进入低迷、调整和变革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某种很强的关联性，世界很有可能正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夜。1825年在英国爆发的资本主义第一次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促进了19世纪30年代以蒸汽机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英国因此成为世界霸主。1857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促进了19世纪90年代以电力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德国抓住机遇成为世界强国。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催生了20世纪40年代末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美国从中赢得几十年的全球霸主地位。

关于经济危机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理论最著名的有三个：英国学者弗里曼（C．Freeman）认为，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正相关”，经济繁荣为科学技术发展做准备，经济萧条时技术创新会产生大规模新的投资和就业。德国经济学家门施（G．Mensch）则认为，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经济萧条是激励创新高潮的重要推动力。“创新理论”鼻祖、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主要起因，正是技术革命带动了经济的起飞。

二、世界潮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动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的物质构造、意识本质、宇宙演化等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信息、生物、能源、材料和海洋、空间等应用科学领域不断发展，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不断积累。^[1]以美、欧、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把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作为摆脱危机的首要任务，抢占新一轮重大科技创新的制高点。

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在2009年联合发布《美国创新战略》，并先后于2011年和2015年两次修订完善。为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美国联邦政府在2011年发布《先进制造合作伙伴（AMP）计划》，2012年成立先进制造国家计划办公室（AMNPO），负责协调联邦政府机构在制造领域的合作，这些机构包括商业部、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教育部、农业部、国家卫生基金会、联邦航空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4年美国议会通过复兴美国制造业创新法案（RAMI），正式建立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计划）。网络由若干制造创新机构构成，每一个机构由相关利益者和联邦政府共同投入组建，形成强大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美国联邦政府利用有限的资金，调动庞大复杂的社会资源，从2012年8月到2017年1月建立了14个制造创新机构（见表3-1）。

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提出《欧盟2020年战略——为实现灵巧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就加强技术创新以及实现市场一体化等达成共识，这是欧盟继2000年里斯本战略后，又一个10年经济发展新战略。2011年，欧盟委员会公布“欧盟地平线2020”（《科研与创新规划提案（2014—2020）》），计划7年时间内投入770亿欧元，重点加强工业科技创新，特别是加强在纳米技术、先进材料技术和工业用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创新力度，同时加强科技创新市场化，以奠定欧盟在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2013年，“欧盟地平线2020”正式启动，并每年出台跨年度工作方案来整合欧盟科研资源，提高科研效率，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日本在2009年先后发布《新成长战略》和《i-Japan战略2015》，前一个战略明确了建设环境大国、能源大国和健康大国的目标，后一个战略着眼于应用数字化技术打造普遍为国民所接受的数字化社会。此后，日本内阁府分别于2011年和2016年出台《第四期（2011—2015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和《第五期（2016—2020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头五年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生命科学技术创新为重点，建立促进创新的新体制，后五年的目标是实现超级智能社会（Society 5．0），对技术创新也做了统筹安排。

韩国在2008年对2007年末出台的《第二期科技基本计划（2008—2012年）》进行了修订，并正式对外发布《面向先进一流国家的李明博政府的科技基本计划（2008—2012年）》，明确了韩国政府未来五年重点研究与开发的七大技术领域。2013年，韩国将科技部门从教育科技部单独列出，设立未来创造科学部，在韩国政府部门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由副总理领导的企划财政部。同年，制定《创造型经济落实计划——营造创造型经济生态系统的方案》，旨在将国民创意与科技信息通信技术相结合，创造新产业和新市场，鼓励国民创业，提供优质就业机会，并公布了《第六次产业技术创新计划（2014—2018年）》，打造良性产业技术生态系统，引领韩国迈入产业强国行列。^[2]

三、我国发展大势：经济新常态下增速换挡、动力转换、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面临外部冲击和内部转型双重压力。世界经济环境的萎靡不振，导致我国外部需求急剧减少。资源、环境、生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增强，过去高速增长背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我国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同时，在经历超过30年的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后，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 277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正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逐年回落，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就有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从更多依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依靠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依靠科技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依靠科技创新改善民生，依靠科技创新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提供强大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了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而“双创”进一步丰富了创新驱动的内涵，明确了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仍然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3]

注释

[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2]樊继达：《韩国创新驱动战略的着力点》，载《学习时报》，2016-03-25（A2版）。

[3]李克强在2014年9月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的讲话，见www．chinanews．com／gn／2014／09-10／6578895．shtml，2014-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