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强势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
始于冷战结束、以加速度运行的强势全球化浪潮将新兴经济体广泛而深入地纳入全球经济，经济各领域的竞争延伸至全球范围。空前规模的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人流跨越国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经济福利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提升。然而，一个经济主体受益到何种程度既取决于其参与不断加深的国际合作的程度和方式，也受制于不断强化的国际竞争。借助加入WTO后强大的外部动力，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的国际化，成为“发展竞赛”中的佼佼者。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腾飞也带动了新兴经济的整体崛起。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
中国的全力参与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也使中国成为强势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强势全球化的30年与改革开放的30年恰巧重合；借助内外双重机遇，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特别是入世以后，庞大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当期美元计算的GDP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规模在1980年约为3 0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8，为美国的1/10；人均310美元，仅为美国的1/40。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达到1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约为其60%；人均8 000美元，仍仅为美国的1/7。展望未来，中国GDP总量可望于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何时发生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在规模上超过美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分水岭。
空前的“财富爆炸”。2003年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两位数超高速、超常规增长的阶段，并于2007年达到了14.2%的GDP年增长率的峰值。如果说19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峰值是由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的“改革”大潮所推动，那么2000年代的这个峰值则是由中国入世后的“开放”浪潮带来的。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阴影中走出，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空前的景气周期：经济增长（反映流量概念的经济增加值）是惊人的，财富创造（反映存量概念的资产总量）更是令人瞩目（见图2.2）。姑且不论增量财富中的“水分”，也不论财富分配的不均、不公等问题，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无论货币财富还是以货币计价的实物财富，无论以人民币还是美元计价都是这样。
这一场空前的“财富爆炸”来自以下几方面：其一，财富的创造效应，表现在国家范围内经济增加值、物质财富、资产存量等多方面的高速增长。其二，财富的集聚效应，表现在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对于资本、产能等的强大吸引力所带来的财富积聚。其三，财富的重估效应，表现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对于中国作为市场、营商地、居住地等的价值再认识；同时，宏观上持续的增量流动性在微观层面转化为经济主体（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配置需求，改写了资产价格的格局。从国际层面看，持续、巨额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使中国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这反映了强势全球化时代世界金融财富的重组和向中国集聚的趋势。借鉴“石油美元”的概念[4]，我在2005年提出“中国美元”一词，用以指代中国的巨额外汇资产，特别是其中以美元计价的部分。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贸易盈余的形式流出美国，又通过证券投资的途径实现了“回流”或者说“再循环”。从国内看，集聚效应同样存在，这反映在北、上、广、深等城市向国际性都市和具有特定功能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型，以及其对周边城市群和区域协同发展带来的辐射效应。
十年的“财富盛宴”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跃升；微观层面，那些具有稀缺性的资产的持有者，对这些资产进行投资的人，特别是借助杠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人，最终成为大赢家。巨大的财富效应在国内极大地促进了消费和投资，其国际影响也是巨大的。“国际财富效应”推动了中国居民海外旅游、购物和置业的持续大幅增长，也推动了企业及个人“资产置换”型的对外投资。然而，财富的爆炸性增长难免伴随泡沫。实际上，价值的发现和创造是以有效的市场供求为基础的，超出市场供求关系（特别是实质性需求支撑）的价格上涨必然导致价格与价值的过度背离，从而造成泡沫的产生。不可否认，增量金融财富中有一部分是泡沫：它们从国内看缺乏宏观基本面和实体经济的支撑，从国际看则缺乏合理的比价效应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撑。
图2.2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1980—201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
史无前例的生产能力转移。强势全球化时代工业生产能力向中国的转移从规模和影响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一方面接受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也通过委托加工、合同制造的形式成为最大的制造外包承接地。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很多在华外商投资项目从事合同制造。产能建设和国际产能转移带来了空前的集聚效应：借助劳动力数量和成本、基础设施规模和质量、产业配套完备和集中等各方面的优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同时，工业产能集聚又与出口增长密切相关，“离岸生产”将中国作为组装和出口的平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和欧洲在工业生产能力上的对比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发生了大逆转；直到最近30多年，中国才开始快速追赶。随着服务业的发展，西方自1960年代起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1990年代后加速运行的强势全球化浪潮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外移又进一步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以美国为例，自1990年代以来，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开始减少，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12年。相反，中国则抓住了这样一个转折时代的历史机遇，借助强势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需求实现了重化工业的超高速发展——这是继计划经济时期的早期工业化之后基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新一轮工业化。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在总计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在超过一半的产品中产量居世界首位；在很多产业领域，中国已居主导地位。
就工农关系而言，早期工业化受益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一定程度上以农村和农民的贡献为代价；新一轮工业化则充分利用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民工体制基础上引导了农村和农民对工业发展的贡献。有关统计显示，全国范围内农民工总数达到了2.7亿[5]，相当于一个印度尼西亚、两个日本、三个越南。农民工体制的大规模、低工资、低福利使“中国制造”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伴随史无前例的产能建设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生产设施；雇工人数和生产规模极其庞大的工厂大量招募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从事工业组装生产线上的劳动。富士康设在深圳的生产基地一度容纳了30万人。如此规模的大工业生产可能是自1910年代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模式出现以来工业生产组织模式所经历的最显著的变化。从影响看，规模极其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调动了起来，持续进入工业部门，成为拉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参与全球化的主力军。近年来，农民工数量增长逐渐趋缓并开始出现逆转，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农民工体制作为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增量动力的结束。
全球化的多维度影响。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人员、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也非常重要。随着20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努力，中国一直在努力缩小与西方在“知识存量”方面的差距。然而，正是强势全球化时代的人流和信息流极大地推动了学习效应和知识转移，使中国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促进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提升，带来了强大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同时也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为“后发优势”的实现提供了重要途径。劳动力流动是全球化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然而伴随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和离岸生产，实际上出现了劳动力的“相对国际流动”。值得注意的是，优秀人才是全球化时代劳动力国际流动的重要一环。对一国而言，人才的内生培养是根本，但积极吸引境外优秀人才是重要的补充。特别是美国，文化特性、教育体制、人才市场等因素决定了其在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方面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显然，中国正在这方面努力追赶。在经济领域之外，强势全球化时代中国在社会转型和环境污染方面也出现了“加速度”。显然，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影响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索。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世界格局的重构
从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认知来看，强势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对世界经济从“两分法”到“三分法”的变化，而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谓“两分法”反映了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和以前苏联为首的国家集团之间的西方、东方的关系，也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北方、南方的关系。相应地，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也是基于所谓核心—边缘关系的认知，以及对南北方经济关系的分析。强势全球化时代，作为发展中世界一部分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其市场规模庞大、经济实力雄厚，占世界经济、贸易、金融和投资的份额不断增长，因而日益被视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极——因此“三分法”出现了。就具体经济影响而言，强势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影响”是极其显著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
冷战结束后，以市场和开放为特征的西方经济体系的优势得以显现，东亚经验也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东亚奇迹”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努力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积极政策两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的成功。1980年代以来，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纷纷推动市场化改革，开始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当然，各国的反应亦有快慢之分：中国痛定思痛自1970年代末率先进行改革；其他大型经济体也开始效法，如印度于199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改革。在强势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高速崛起，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从金融财富角度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外汇储备总量持续上升，并于2014年中期达到了8万亿美元的峰值，占全球总量的2/3。另外，在全球总额约7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85%左右。从世界经济力量分配看，“局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美、欧、日“大三角”（Triad）关系开始被中、美、欧新的“大三角”（New Triad）关系所取代。
强势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崛起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会和重大的机遇，这包括中国的庞大市场、规模不断增长的发展融资和海外投资等。但由于强势全球化阶段基本的国际分工格局和中国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需求倾向于自然资源和初级商品。这个“全球分工模式”在中国入世后得以形成和强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资源型发达经济体）大量地吸纳自然资源，同时向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大量地出口工业制成品。当然，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组装车间”，必须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技术和高端零部件。
这种“全球分工模式”的强化使中国成为初级商品的最大买家。自2000年代初期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全球初级商品市场经历了一个长增长周期。在这段时间内，资源出口国无不大获其利。初级商品大牛市的形成和持续与来自中国的庞大需求增量密切相关；可以说资源出口国都从中国的经济高速崛起中受益匪浅。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初级商品的“大牛市”本该结束，但在中国放大版“四万亿”的强刺激作用下又延续了几年。因此，在金融危机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很多以资源出口为主的低收入国家乃至澳大利亚等偏重资源出口的发达国家经济仍然表现良好——这种情况直到2014年中期以后才出现明显的逆转。当然也必须看到，上述“全球分工模式”强化了资源出口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也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中国的经济崛起也给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压力，这主要是那些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与中国类似的国家，如部分东南亚和南美国家。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者，也开始充当关键的融资来源和金融后盾。随着中国这方面角色的不断强化，其海外商业利益的规模将不断膨胀，互利发展的机遇也会不断扩大。展望未来，亚洲（包括东南亚和南亚）、非洲和拉美的低收入国家有望更多地受益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市场需求，并通过纳入一个全球范围的发展“新雁阵”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红利”。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视角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平红利”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这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关，更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