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共产党是维护中华全民利益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既不是苏式“立国为党”的“工人党”，也不是西方此起彼伏的“议会党”（party）——代表社会某部分利益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国”的“国党”（state party），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利益服务。中共自称“共产党”有革命时代的历史原因，但也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的信仰和追求，继承了传统执政集团的“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

“大一统”的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来都由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来治理？

与欧洲分层的社会不同，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不是欧式分层的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农家庭的社会，是因缺乏“长子继承”及“富不过三代”而产生的“百姓平等”的社会，也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多元社会。这个独立小农组成的平等社会好似一盘散沙。而今占注册企业90%以上的家庭企业直接脱胎于家庭小农，也是一盘散沙。

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是社区，由血缘社区和扩大的、虚拟的血缘社区组成，从紧密的小家到松散的、层层扩大的“家”，直至“国家”。迄今，血缘称谓仍覆盖我国所有社会关系称谓。在我国政治中，阶级和利益集团缺乏政治正当性，阶级斗争也缺乏政治正当性。

这个社会由单一执政集团治理。执政集团超脱于一盘散沙的小农，以德治国，以公正治国。《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的铮铮铁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在中国传统概念里，“党”（黨）由“尚”“黑”二字组成，“结党”必为“营私”，故有“君子不党”之说。“党争”是“大一统”的致命敌人。因此，中国传统政府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声称仅“代表”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中共在革命时期领导了全国的“统一战线”。

中国传统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理论上，执政集团信奉“民本主义”——政府之存在就是为“大家庭”全部成员的福祉服务，否则造反有理。政治上，执政集团以“视民如子”“治国如治家”为正统，历朝均称“以孝治天下”，即“以德治国”。孝义就是道德，但不是一般道德而是家庭逻辑生发的“伦理道德”。组织上，执政集团的成员经公开考选而来，原则上逢选必考，无功不拔。功绩考核导致执政集团内部的激烈竞争。因为中国东西南北差异极大，功绩竞争还意味着不同政策的竞争。中式绩效竞争比西方的集团权益竞争往往更激烈。

顺便指出，“原则”与“事实”需要分开。原则不等于事实。但有此原则与无此原则差异大矣，有原则才有评价事实的依据。若总是举历史事实去否定原则的存在，无论中外，世上就都不存在原则了。

既然治国如治家，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官员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难于“治国”。能齐其小家，才有管理大家的公信力。家人借其公权谋私利，何能“子帅以正”？执政集团靠“责任感”及智慧和能力去平衡三对利益——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不变与变革。因此，与西方政府不同，中国传统执政集团不是靠“代表性”治国，而是靠“责任感”治国。

长生不老是迷信，长治久安是科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执政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俭入奢，不复信奉民本主义，丧失了伦理道德和责任感，自私自利、公器私用，就是改朝换代的契机。

与西方不同，我国的农民起义向来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贫富联手，以中产农民为主体，推翻腐朽执政集团的革命。“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个独特的中式规律，因为“民”不再分。西方的“改朝换代”则经常是“民”分裂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改朝换代之后，又崛起同样的一个“以民为本”的执政集团。如此循环往复，“中华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生生不息，超越了朝代变换，超越了生产方式的升级变换，成为世界制度文明中的一支“异军”和“奇葩”。这是中国社会具体条件塑造的，是历史塑造的，是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不是谁的“顶层设计”设计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奋斗的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行“统一战线”，并与世界各政党平等交往，目标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复兴，让世界列强“平等待我”。一颗大星领导着由“四星”组成的社会，类似2700年前就有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

因此，中共不是某阶级的代表，不是西式“党”，而是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延续。中国共产党应是“中华大家庭”公正无私的“家长”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以“天下大同”为理想。

在而今的先进国家中，阶级阵线日渐模糊，政党的“阶级代表性”都已被社会现实严重削弱了。由单一执政集团统领分散的、服务业主导的社会，并非“落后”的社会治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