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芹
栖居家园的守望者
我对水芹处于模糊与混沌的状态。说出这样的状态,不是处于持续不断的酒意中,也绝非是对乡土的遗忘与背叛。我们深陷于世俗世界里,对大地上的许多事物,在隐形的遮蔽里,已经无法说出其中的真相。真相与幻象,已经无法辨别其隐身衣了。不单因为这些事物具有无法参悟的复杂性,也因为无法判断出其中隐藏的无限可能性。水芹,如果作为乡间现实的一种水生植物,长在沟埂塘畔,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四季中观察她的黄绿枯荣。但是更多时候,人们总是爱用这样泼皮寻常的水草,给自己的骨血命名。我无法参悟野草对于大地上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有时贱如尘土,有时又高似庙宇。很多时候我们恍惚于庄周的蝴蝶群里,不能准确地指出水芹和人群,或许两者皆有。
村子里叫水芹的女孩特别多,多到一家往往都有好几个带“芹”字的,什么水芹、小芹、海芹或者芹芹。这些命名在今天看来十足奇怪。方块字那么多,乡间的名字为什么就那么几个?模糊与混沌,很多时候在喊水芹的时候,喊成了另外的人了。张家的水芹和李家的水芹,同样分不清,但她们无所谓,各自的家人总是能够分得清楚,不管是看背影还是黑暗中倾听她的脚步声,没有一个认错自己女儿的。如果我再啰唆几句的话,起名字在乡间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不似城市里的人,抱着“四书五经”,或者找个专业的起名字店铺,花上些许时间,挑几个文雅别致或者辨识度很高的名字来选择。乡间人的名字,就像乡间的野草般平常,跟随着田野这本人生教科书,从花花草草或者农具里,随手丢出一个音符,如是水塘,那出生的孩子就叫水塘,如果看到的是小狗,那么乳名也就会跟着叫小狗,一切随意,任其自然。这个自然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诠释。没有比这起名更自然随意的了。我以为,他们已经把顺其自然的要义融化在血液中了,自然般的生命与生命的自然,其境界何等辽阔?
我曾和祖母探讨过这个问题。那时祖母没有过世,她喜欢在夏季纳凉的晚上,端坐于木椅上,手摇着蒲扇,对着我独自吟诵古诗词。那些诗句当时我完全不懂,只觉得祖母那朗诵诗句的语调,似乎一个人抒写岁月深处的忧伤和叹息。祖母是小家碧玉,曾是地主家的女儿,有着姣好的容颜和良好的文化背景,可惜,生逢乱世。那时祖父供职于县粮站,在捍卫粮食与土匪生死激战中,不幸被乱枪打中。那年,小脚的祖母才刚过而立之年,身边已经有了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八岁。祖母谈到往事时,不胜唏嘘。四个孩子,就像蒲公英,在风尘中四处漂泊,随风生长,落地生根。东一口西一口,上一顿下一顿,饥寒交迫也是可以说的。毕竟祖母那三寸金莲,怎么对付得了繁重和艰辛的农事?出生于大户人家的祖母怎么会谙熟稼穑的技能?乡下人,活命就行。祖母说,四个孩子,就是乡间的种子,让他们自然落生在阡陌上,靠天气活着,靠年成吃饭,其命和田间地头的野草没有两样,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谁还有心思管那些名字的事?碗里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活着就是最大的事。祖母说,那时人都认为,名字只是符号而已,哪有这么大的讲究?就像身旁庄稼地或者阡陌上的野草,卑贱得不能再卑贱,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人问津,也无人施肥浇水,而她们却依旧年年绿,命泼皮着呢。乡村的孩子娇惯不得的。像这些植物学习,像野草一样活着,成为人们取名字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看来,像野草一样活着,这已经足够了。所以,乡间名字文化里,小英子、小蔓、芹儿、云英、萍儿等一大批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丛林般,从旷野和草垛间冉冉升起,走到哪里,长到哪里,都是一块块移动的乡土,迁徙的野草。质朴的土气,已成为命里的气息和纹理。
面对乡土,按照王小波的话说,活着的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唯一的躬耕姿势——贴着地面匍匐生存,已经成为存在的方式。他们的笔就是农具,时间是稿纸,生命是墨水,涂抹出的四季则是他们的长短句了。碰上个旱涝或者山洪地震,则是无尽的残缺与无边的惊恐。活下去,是最大的渴望了。对待人类的繁衍行为,亦是如此。他们看着身边的野草,不必像为庄稼们那样胆战心惊。无论天气好坏还是年景青黄不接,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这些花花草草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刀耕火烧,春天一到,又是一片青翠。他们从野草的生存哲学里,得到了希望或者支撑的力量,孩子要像野草一样活着。
我就是这样认识水芹姑娘的。准确地说是认识了一群水芹这样的姑娘。我们都像在村庄之外一群野生野长的水芹菜,在风、阳光、雨露和尘世的尘埃里寂寞无人地生长。土,土色、土味和土命,成为我们生命最初的原色。我们长在土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吃着田野里生长的野菜,喝着小溪里的生水,然后在村后的土地庙里,上着古老的启蒙课。学堂内,观音、雷神以及各种民间的神佛,是隐遁在黑暗中的文字,在渐渐开明的日子里隐退。神台已成为讲台,神佛则为村里的学究所替代;神龛,成为我们写字阅读的课桌。当然,村里那些念旧的老人,则会在无人的夜晚,把那些神像移请回家,日夜供奉,执着于内心的宗教。回望村庄后我曾问过父辈,那时村里众多终日烧香祈祷的人在神龛前默诵,所为何故?父辈曰:“活着、健康和平安。”仅此而已。
我和水芹一样,成为我们村里最早背起书包、走进学堂、谛听大地心跳的人。我的父辈和水芹的父辈都是目不识丁、只识大地上无数野草的农耕者,在他们的课程里,执教与体悟的是大地、天气和日头,然后按照人类繁衍的方式,男人与女人结合,养育子孙后代,继续着大地上的劳作。活着,活下去或者活得滋润点,已经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了。
水芹比我姐姐们幸福,至少水芹有机会上学。水芹爹妈虽然生育了水芹姊妹七八个,但都坚持让她们进学堂读书识字,直到一个个掉队或者缘于生活无奈被迫辍学。这一簇水芹般的姐妹是幸运的,在她们的视野里,至少她们曾经开启了一道知识的天窗,看到了一丝文明的光亮,这为她们日后的远方埋下了伏笔。我的大姐、二姐没有那么幸运,大姐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二姐境遇更加糟糕,只到过扫盲班进修几天。扫盲班,这个时代的产物,曾经在简陋的牛棚里聚集着多少黑暗中的人。我见过二姐识字的瞬间,那时我已经念初一了。我看着二姐就着斗大的汉字,用铅笔在纸上歪歪斜斜地描红时,字字如血从我心头滴落。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我看到二姐眼睛里强忍的泪花和内心的酸楚,笨拙的样子让我揪心般疼痛与悲哀。如果,多年后我看到一个只知道繁衍、吃饭、做活的女人,行走在都市生活与文化的边缘,又何其哀痛?那是来自内心的荒凉与绝望。我们除了伤痛、悲哀还能埋怨谁呢?父亲母亲重男轻女,全家只供我一个人上学。当然,家境困窘不堪,靠的纯乎是以命活命。看着父亲像一个受伤的英雄般与大地、天气、自然生死搏斗,甚至呕心沥血,我们还能抱怨什么呢?认命,这是唯一的安慰自己的理由。当初,小家碧玉的祖母把上学的机会给了父亲,可惜父亲错过了,没有看到知识的力量。他把吃饭的事看得比识字重要。居然当天就从学堂跑回家了,这一逃避,代价是一生的疼痛。
姐姐们,特别是二姐,我知道和水芹有何区别。水芹,其实到最后也没有把书念完,包括水芹的姐妹们,在强大的生活课面前,一起“孔雀东南飞”。不得不飞走的还有二姐。我承认,在水芹事件上,我和村里的堂弟,是逼走姐姐们的凶手。所以,沿着乡间的阡陌,寻找水芹,成为我们想念姐姐的唯一方式。
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充满着动物界最复杂最神秘莫测的谜。伴随着时间的拷打、社会的反复洗礼,人的本性已经消失殆尽,最初的面目已模糊不堪。我曾怀疑世界上鬼最难画,因为世人谁也没见过,这本身就是虚构的影像。实际上没有人见过的图像也是最好涂抹的。就是日日要见的芸芸众生,我恍然觉得是世间最难描绘的,人心难测,物欲横流。当下的人,似乎深陷于缺失和沦丧的境地,包括道德、原则、信仰、诚信和亲情等。
我无法回到最初的人类始祖时代,但我们从钻木取火、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等词语中看到,当初的人类是与动物、植物在一起相互依靠的,是动物、植物们用自己的繁盛养活着人类。我敢说,很多植物、动物是人类的口中之餐,包括猪牛羊、枸杞、野蒜等,水芹也是其中之一。翻阅字典,你会清晰地看到,所有的关乎动物、植物的词条,总要写上可食用或者味道鲜美之词,这是明晃晃的对动物与植物的杀戮,充满着暴力和血腥。这也许是对文明的极大讽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破坏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矛盾共同体。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经济、日益颠覆的价值观逐渐影响或者改变着人对事物的看法,比如水芹。水芹这种野草,跟我们经常吃的芹菜区别不大,其叶子、茎和高度均无异样,只不过一个是人工种植、陆生的,一个是野生、水生的。若再查阅《本草志》或者《本草纲目》之类的书,你会发现水芹有许多治疗人类疾病的功效。我曾在文字中写道,人类的诞生,保护神就是我们身边的植物们。形形色色来自人类自身的疾病,均能从这些极其卑贱不易被关注甚至铲除的野草身上,找到疗伤的良药。从皮肉到骨骼伤,从五脏六腑到精神、思想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无不一一呵护着。中草药,来自大地深处的处方,属于那些贴着地面行走的人。比如七星草,取汁液涂抹,水肿处可以消除;比如槐树种子,熬汤可以治疗痢疾;比如艾草,烧水洗澡可以驱赶蚊虫,防止感染各种传染病。很多农家的母亲,在生活考验的人生课堂上,她们自己就是出色的中医,用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土方子,守护着家人的健康。
我清晰记得,对水芹的关注是从童年开始的。由于物质的充盈,人类的嘴巴早已远离了这些野草,他们把那尖尖的嘴巴对准了动物血肉、内脏和机器产出的膨化、烧烤食品。失去人类嘴巴关注的水芹,依旧没有逃脱其他动物的关注。旧时,我经常和村中的水芹姑娘们背一竹篮,在野地中打猪草,浆草、车前草、荠菜、水萍、水芹,都是我的囊中之物,都是猪、牛、羊等动物的三餐。好多年里,我就像一个刽子手般,在池塘边沟埂畔,对准一株株水芹、一丛丛水芹痛下杀手,我不知道水芹疼不疼。她的痛感我无法感触到,但来自我身体皮肤被划过的血淋淋的疼痛袭击着我幼小的心脏。我经常打量着篮中的野草、圈里的猪,我知道不久后的一天,它们都要在我眼前消失,化作几张纸币或者本子、笔,让我在字词和文章里认识和写下对它们的同情、爱怜和救赎。可气的是,猪们也知道反抗了,再给水芹之类的野草,它们拒绝下咽,开始瞄准饲料、添加剂和饭店抛下的泔水。这些胆大的猪,居然不怕什么瘦肉精、苏丹红、硫黄、滑石粉、避孕药,还有什么防腐剂,勇敢地过着和城市人一般的猪生活。水芹,居然走出了猪的视野。
读过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可知,猪如果与众不同,定然招人眼球,令人兴趣盎然。我想,我和堂弟两人,与那令人生厌的猪有何区别?堂弟叹息道,也许,我们还是吃人的猪呢!我愕然,转而释然。是的,我和堂弟都是吃人的猪。
堂弟姊妹七个,他是老小,水芹是他四姐。他还有五个姐姐,分别是海芹、美芹、丽芹、香芹和晓芹。堂弟说,自己就像那只圈养的猪,靠着几个同血缘的姐姐,用青春和生命的血液供养自己。堂弟从中学开始,猪式的生活就开始了。乡村门楣下,谁家能供养起七个人上学?所以让堂弟上学,成为海叔、婶娘唯一的选择。那把打猪草的刀,一下子就斩断了六个姐姐的学堂目光。农田、农活、农事,成为她们日子的主旋律,锅台、乡场和田野成为水芹们一生的水域。这种情况在乡村常见,乡间的日子,就是牺牲和被牺牲,换取家庭的延续和生存。一家人的希望往往悲哀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拯救?
堂弟考学不顺,中考落榜。全家蒙上一层厚厚的冰冻。海叔和婶娘作出了有史以来小村最为大胆的决定,派海芹外出打工。按照村里的习俗,穷死不打工,出门的日子艰涩。其时海芹刚好出嫁不到一年,被海叔毅然决然地召回,同时召回的还有海芹的丈夫。第二天一早,随着第一声鸡鸣,海芹和她的丈夫离开了家门。9月份开学,堂弟捧着海芹打工挣来的钱,如愿以偿地到了外地一所中学开始复读。
堂弟回忆往事,泪水总是不住地涌出来。一个人背负着一家人的希望,沉重;一个人背负着几个家庭的债,痛苦。对于农村人,考大学是一条不归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不成功,也就无法成仁了。
高二那年,堂弟再次复读了。衰弱的身体加上营养不良,还有不分昼夜的学习,迫不得已,堂弟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学期。在医院,堂弟说他啥都不想,就是每天看着上方雪白的天花板,以空白阅读空白。墙是白的,病是白的,生命是白的,生活也是白的。唯一的红色,就是护士来给他吊水时从血脉里涌出的一滴或者几滴猩红的血,但转眼就给这弥漫的白色漂白了,淹没了。当堂弟从医院回到家时,二姐美芹、三姐丽芹去了南方那个叫东莞的地方,彼时在电子生产线上开始了异乡打工的生涯。二姐二十一岁,三姐二十岁。生存、生活与年龄无关,与命有关。
我和堂弟继续在一家小酒馆里喝着,我们似乎都醉了。短暂的相聚,相同的背景,促使我们不愿分开。堂弟说,前不久他读到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三天里没有笑容,笑不起来。“涂自强”的悲伤,分明是我们这一代从农村出来的人的素描,是真实的写照。多少“涂自强”式的人,在人生奋斗的独木桥上,怀揣着希望,挣扎着,痛楚着,忍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才绝望离去。涂自强走了,他的离去,是一群涂自强人生奋斗的毁灭,让我们读到了悲观和无望。堂弟说,也许我是幸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那么绝望和灰色。
堂弟考上大学时,喜讯接踵而来。二姐、三姐相继传来结婚的消息。多重喜悦让堂弟倍感兴奋。姐姐们能找个好归宿,做弟弟的再高兴不过了。大姐一家的倾情付出,已经把他们折磨得够艰难的了,他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没有生一个,所有的精力都在打工挣钱,供养堂弟读书。然而堂弟没想到的是,二姐、三姐的婚事居然如此草率,对象是同一电子厂的工人,当天领过结婚证,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据说对象一个家是贵州的,一个是云南的。堂弟打电话给二姐、三姐时,号啕大哭。海叔在屋子里抽着烟,婶子在墙角抹眼泪。堂弟听到母亲说了一句:“这下好了,海芹负担轻些了,美芹、丽芹和对象也该分担些了。”泪如雨下。堂弟后来知道,姐姐们远嫁云南、贵州,是无奈的事,有谁愿意把自己从江南之地远嫁高原山区?为了供养堂弟,姐姐们赌了青春还有婚事甚至一生的幸福。
我在“草江湖”系列散文里多次写过,乡村人的日子,不叫生活,准确地说应该叫活命。培养出一个顶梁柱来,一家人才有希望活到老去。而乡村的女人们,就似那水边野生野长的水芹,一簇簇,一片片,在日子的罅隙里,随时准备付出、牺牲。她们的人生在家庭中,而不是把握在自己手中。每次回老家,我总要习惯性地去田野里看看,看满湖的野草疯长,看满湖的野草枯黄。这些自生自灭的野草,有些继续成为餐桌上的粮食,走进我们的胃部;有些继续成为猪们羊们的口福;还有一些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孤芳自赏。无论她们以何种方式存在,只要春风一到,在大地的呼唤中,漫山遍野又是一片青翠。溪水边或者池塘前,水芹会滋滋滋地从水底冒出来,稚嫩青葱,惹人怜爱。
我在北方一所中专学校读书时,接到父亲的电话,二姐去远方打工。和众多水芹般的姐姐们,一起飞向了南方,同去的还有堂弟剩下的三个姐姐。我只有无语,土里刨食的农人怎么应对得了城市的生活?怎么应付得了脱离泥土的生活?即使一亩地撒上两亩的汗水,长出的还是一亩地的麦子或者稻谷。生活,不是靠拼命能解决问题的。我理解二姐的心事。农村的稼穑之事,岂是一个乡村少女所能支撑得起的?只是,识字不多的二姐,怎么应付那南方多雨的天气和无数小蝌蚪般的中国汉字啊!好在第二年我毕业回到了小镇工作。二姐也从南方平安地回来了。回来后的二姐,继续着水芹般的生活,然后结婚嫁人过日子。
堂弟说,还好,我们都没有成为作家小说中的“涂自强”。堂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一线城市的建筑设计院,高额的工资,把一个家逐渐支撑起来,在城市中央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成家立业了。这是我们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最高的丰碑。现在,堂弟这次回老家,就是要把海叔带走,婶娘早已故去了。留在故乡或者记忆中的只有这衰败的破旧的茅草屋了,还有村外那一池野生的水芹。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当年均远嫁他乡,成为现实中的七仙女。堂弟一脸哀伤,姐姐们过得好吗?唯有梦里相见,或许一生也难以相见。
我们继续喝着酒,咀嚼着这些乡土上生长的朴素的音符,昼夜敲打在我们日益生茧的心鼓上,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背后,还有一丝苦涩和温情,让我们沿着弯弯的阡陌,回到老家,回到水芹的身边,看她们守候在家乡的水边,朴素生长,看云看风看天气,长叶抽枝开花,然后在秋风秋雨中枯黄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