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的历史、地理和人口状况

温哥华DTES是历史上第一个民族——沿海萨利什（Coast Salish）的原始聚居地遗址，萨利什在布拉德（Burrard）湾以捕鱼为生。1792年，第一批欧洲人来到这里。19世纪中叶，这个地区开始发展起来，先是兴办了一些木材厂，逐渐发展起了包括航运和机械设备生产等跟水上运输有关的产业。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在这里建立了西海岸终点站，1886年温哥华市正式注册成立。到了19世纪后期，今天的DTES成为温哥华所有工业活动的中心。这个新建城市的街车总站、不列颠哥伦比亚电站、北岸渡轮、海岸货主码头等都设在这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的萧条拉开了这个地区沦为加拿大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序幕。现在，这个地区以吸毒以及因吸毒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酗酒、小偷小摸和其他犯罪而著称。与DTES相邻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充满活力的中央商务区，那里人口密集、居住舒适、服务便捷，商业规划合理，建筑鳞次栉比，一片繁荣景象。

DTES大约占温哥华市总土地面积的1.8％（注：C.Fung，Downtown Eastside Community Monitoring Report，City of Vancouver，2002.），人口约为18000，占温哥华总人口545400的3.3％。其中，2/3的居民是男性，只有27％的人接受过9年教育，9％的人拥有大学学位。拥有房屋产权的人的比例也低得惊人，88％的居民都租房居住，超过2/3的人在过去5年中至少搬过一次家。该地区的中位数收入为12928美元，而温哥华全市的中位数收入为47299美元。事实上，DTES邮区（postal code areas）是加拿大人均收入最低的地区。总的来说，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该地区73％的家庭属于“低收入”家庭，63％的有孩子家庭生活在低收入线以下。早在2002年，40％的DTES居民领取收入援助，3.7％享受就业保险。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2％，他们的生活来源稳定但水平低下。显然，DTES简直是一个“穷人的专属地”。（注：J.Sommers，The Place of the Poor：Poverty，Space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Downtown Vancouver，1950—1997，Ph.D.，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Simon Fraser University，British Columbia，2001.）

因为寻找廉价住房以及只求找个容身之处的人大量涌入，住房问题成为DTES仅次于贫困的一个主要问题。这里有10个应急安置场所，同时也为陷入各种各样困境的人提供必要的居住设施。温哥华市23％的非市场性住宅和80%的“独立单元住房”（single resident occupancy units，SRO）（每人拥有一个房间的寄宿房屋）都在DTES。不少报告特别指出，房屋质量是一个问题（注：E.Brennan，S.Giles，Nursing Close to the Street：Home Care Nursing in Vancouver’s Urban Core，Vancouver，Richmond；Health Board Report，1996.）。虽然一直以来，城市规划者都坚持在该地区优先提供经济适用住房（affordable housing），但因为这里土地便宜，又是市中心地段，因而高档住宅区也开始进入（Punter，2003）。（注：N.K.Blomley，Unsettling the City：Urban 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Property，New York：Routledge，2004，pp.32-36.）事实上，温哥华在整个市中心地区鼓励“新经济”产业，消费集群从未有过地越来越向DTES靠近，这个发展结果显然与地方政策关于社区凝聚力的诉求背道而驰。高档公寓的开发和住宅装修使得大量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涌入城市内部，进一步加剧了DTES的社会边缘化，也加大了廉价住房市场供给的压力（Ley，1996；Hutton，2004）。

另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B.C.Ministry of Health）在唐人街及其周边约2平方英里的温哥华市中心，即以Hastings和Columbia大街为界的地带，登记酒精成瘾和吸食鸦片的问题。（注：Alcohol，Drug Commission，A Plan for the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Heroin Users in British Columbia，Ministry of Health of British Columbia，1977.）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温哥华市发布了一份报告（1998），有针对性地指出一直“盘踞”在这个社区的诸多类似问题：贫穷和住房、健康、犯罪和药物成瘾等问题，以及每况愈下的经济。

2009年、2010年和2012年，受温哥华市委托完成的报告概述了DTES的主要人口特征。（注：City of Vancouver，10 Years of Downtown Eastside Revitalization：A Backgrounder，Planning Department，Community Service Group，March 1，2009，2010，2012.）该地区人口已增至23000人，绝大多数居住在Oppenheimer和Strathcona社区。该地区人口增长率约为12％，与全市人口增长率持平。居民中大约60％为男性，46％的居民独居。失业率为12％，是全市水平的2倍。最后，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该地区64％的人口为低收入，而全市平均水平为27％。

59%的DTES居民是加拿大出生的（温哥华居民中该比例为51％），64％的居民英语是其第一语言。10％的人口自认为是原住民，整个温哥华原住民的15％定居在DTES。温哥华人曾写道：“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DTES低收入人口的数量并没有显著改变”（注：City of Vancouver，10 Years of Downtown Eastside Revitalization：A Backgrounder，Planning Department，Community Service Group，March 1，2009.），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发生变化的是可供居住的场所。20世纪70年代有9600个SRO，还有大约500间非商业化的单间住房（non-market units）。到2006年，SRO的数量已经减半至4600间，但非商业化的单间住房增至5200间，并计划到2021年前进一步增加2900间。在过去的10年人口增长了3000多人，而住房数量却基本保持稳定，这显然是个问题。“温哥华战略（2012—2021）”（Vancouver Strategy 2012—2021）也明确将住房问题视为温哥华要广泛关注的问题，并解释说“提供一系列的住房选择对于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健康至关重要”（2012），因此，城市发展战略就要“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老年人、残疾人家庭和残障人士提供适合他们的住房”（2012）。在这个城市发展战略刚刚起步的阶段，住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无疑是迎头一棒。事实上，在坎贝尔和沙利文任职期间就屡屡因DTES的住房危机陷入执政困境，在罗伯逊的施政纲领中住房问题依然是重中之重。

DTES的健康问题也是健康服务的“老大难”。例如，2011年温哥华市的所有紧急响应有17％发生在DTES。考虑到这个地区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包括艾滋病病毒/艾滋病（HIV/AIDS），注射吸毒（City of Vancouver，1998），甲基苯丙胺的使用（注：“Vancouver Native Health Report，”Annual Report，2001.），就业水平低，经济活动水平低等，这里高水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不出人意料。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高犯罪率和不容小视的出警率：2011年的数据显示，温哥华市区的火灾有12％发生在DTES，温哥华所有犯罪行为中有21％发生在DTES，最严重的是，有65％的吸毒案件发生在DTES。（注：A.Davies，Steal and Pawn-dusk to Dawn：Pawnshops，Illegal Trade and Drugs in the Downtown Eastside，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Downtown Eastside Neighbourhood Safety Office，1995.）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温哥华市政府承认DTES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不是这个地区独有的。这些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的问题包括：（1）20世纪80年代后期精神类疾病的医院外治疗；（2）随着霹雳可卡因（crack cocaine）的出现，吸毒问题进一步恶化；（3）其他街区便宜的住房越来越少。同样重要的是，罗伯逊政府明确提出，无家可归问题是温哥华所面临的住房问题的一部分，“在卫生保健和社会安全的社会差距……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多数无家可归者都有心理健康问题和吸毒问题”（注：City of Vancouver，Vancouver’s Housing and Homelessness Strategy 2012—2021：A Home for Everyone，accessed at http://vancouver.ca/files/cov/Housing-and-Homeless-Strategy2012-2021 pdf.pdf，2012，7.）。这是近10年来首次在住房问题中考虑到无家可归者，意识到需要有一个住房政策来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场所，如SRO、支持性住房、非市场性租房，以及更传统的租房、第二套间（Secondary Suites）（注：第二套间（secondary suites）是指“只在独户住宅区的、独户住宅建筑（a single-family residential building）内的一个指定区域，其中有一个或多个房间，并包含或只有一个烹饪设施。”——译者注）、单元楼里的公寓房和其他拥有房屋产权的选择。

事实上，这个拥有23000名居民的社区，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有1/3的居民“处于社会和经济边缘……精神病患者、酒精或药物成瘾者以及无家可归者”（注：City of Vancouver，10 Years of Downtown Eastside Revitalization：A Backgrounder，Planning Department，Community Service Group，March 1，2009，p.7.）。这个人口学特征的形成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1985年，温哥华最大的社区精神病院Riverview将部分病人转移到社区，多数病人最终定居在DTES，因为DTES的房价便宜，社会服务也较为便捷。1986年世博会对一些住宅进行升级改造，导致数以百计的人搬迁，而与此同时，SRO的供给急剧减少。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行业持续扩张，推动所有的市中心社区的房价一路攀升，渐渐地只有在DTES才能找到便宜的楼盘。因此，DTES住房危机的根源，在于人口增长的同时，住房供给却小幅下降或是保持稳定，大约维持在11000套。

综上所述，DTES是一个充斥着流离失所、权利丧失、收入低下人口的社区，1/3的居民有药物成瘾或精神问题。政府机构非常积极地致力于改善这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这些行动有声有色，但却冒着被社区视为一种侵犯（assault）的风险。（注：Rod Mickleburgh，“Planning Committee Members Protest DTES Gentrification-co-chair Voices Frustration over Approval of 1000 Condos with Only 24 Units of Social Housing，”The Globe and Mail，2013-06-12，accessed at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british-columbia/planning-leader-joins-march-against-downtown-eastside-gentrification/article 12488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