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关于敌人的理论

关于敌人的知识或理论是为国家的生存服务的，并且出于生存的目的，国家需要不断调整关于敌人的理论。在西方，与“敌人”观念建构相适应的哲学是关于“自我”的哲学和支配的哲学，而不是关于“他者”的哲学和对话的哲学。换言之，关于敌人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人类关于自我的理论，只不过这种自我理论涉及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和怎样对待他者。敌人是隐蔽在我们之中并为我们所熟悉的影子，这种判断意味着敌人是一种相对于我们的存在。（注：See Rosemary Gordon Montagnon，“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2005，50（1），p.29.）如何确定敌人的政治边界和心理边界是敌人理论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敌人的边界可用来精确地确定谁是而谁又不是敌人，从而防止出现混乱的、模棱两可的解释。

1.3.1　生存论的敌人理论

当我们讨论“敌人”这种理论时，实际上是在讨论敌人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应该是什么。身份是一种自我认识或自我理解，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加以比较，才能得以确认。他者是自我形象的投射，这种投射体现了自我对他者的支配关系。建构“他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从“他者”的镜像中反观和确认“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总是以“自我”的既有境遇为前提，这种想象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的成分，从而与真实的“他者”相去甚远，而被扭曲了的“他者”的镜像所映射的“自我”同样会与实际的自我发生错位，进而出现对“自我”的误读。敌人作为一个他者，如果不是在现实的政治关系中与自我（这时的自我相对敌人而言，就是一个他者）进行比较，它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他者的比较中，敌人才能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才能凸显其政治意义。例如，“美国”的身份的确定，就是美国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比较美国与国外政权制度来进行的，对“美国”的想象与修正必须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修正。（注：参见［美］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第20页。）这个外部世界既包括美国的朋友，也包括美国的敌人，事实上，只有对美国的敌人的想象与修正才能有效地确认美国的身份。一般而言，撇开主权来谈敌人理论是无法想象的。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的区分都是围绕国家的主权想象来进行的。尤其在当代世界，敌人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存在而被建构的。

毛泽东是20世纪最早也是最为系统地提出敌人理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对“敌人/朋友”的区分和判断，具有重大的政治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政治实践意义，对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施米特深受毛泽东敌友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敌人和朋友的区分必须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来理解。他说：“不能把它们当作比喻或象征，也不能将其与经济、道德或其他概念相混淆，或被这些概念所削弱，尤其不能在私人—个体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某些私人情感或倾向的心理表现。它们既非规范性对立，也非‘纯粹的精神性’对立。”（注：［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第142页。）施米特对“敌人”问题的理解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不能在比喻或象征意义上来理解敌人。因为这样往往容易将敌人抽象化、符号化。所谓“人类的敌人”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而言的。人类不存在敌人，因为敌人本身属于人类。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当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时，这并不是一场为人类而战的战争，而是一场某个具体国家试图篡取这个普世概念以反对其军事对手的战争。以损害对手为代价，这种国家把自己等同于人类，这与人们对和平、正义、进步和文明的滥用如出一辙，其目的无非是把这些概念据为己有，而否认敌人同样拥有它们。”（注：同上书，第174页。）第二，敌友的区分具有独立性，它不依赖经济或道德的划分。正如德国当代学者迈尔（Heinrich Meier）教授所指出的：“施米特所关注的乃是维护政治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免于那些额外负担、非法干涉或者来自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其他领域的侵扰。敌友的区分所关注的乃是一种必要的、严格的界限划分，并提供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政治的概念所预设的敌人乃是一个公开的、集体性的实体，它既不是某一个体也不受制于那种个体的仇恨；它不能被一种‘规范性’确定，而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实在性’的给定性；它不受制于道德的、美学的或其他领域的评估，而是‘需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对待’；它是在生存斗争中‘必须被击败’的敌人。”（注：［德］迈尔：《古今之争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和施特劳斯的论题》，林国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第三，敌人只是公敌，而不是私敌。施米特强调敌人的公共性，目的在于把政治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在施米特看来，由于国家常常处于被阴谋操纵的状态，因此需要将政治从民间团体的私人事务中解放出来，上升到集体性公共政治的层面。（注：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第143—145页；［加］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米特、凯尔森与海勒》，刘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6页。）第四，敌友的区分既不是价值规范上的对立，也不是“纯粹”精神性的对立。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敌人概念，就会发现施米特实际上沿袭了古典的敌友区分传统。这种区分的意义是生存论和教化论意义上的，它可以避免将具体的敌人、实际的敌人当成绝对的敌人。在施米特看来，绝对的敌人是一种非人性的表达。因此，敌人的“本质”就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他者和陌生人。

“敌人是谁？”和“敌人是什么？”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前者牵涉政治领域，后者涉及哲学领域。但两者又都在思考以“人类本质”为中心的基础本体论问题。“敌人是什么？”类似于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人类关于“谁”的问题的思考，最终异化出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样，“敌人”就成了“谁”的唯一答案，敌人的特性就是一种主体的存在。在提出“敌人是谁？”这一问题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判断“敌人是谁”？对敌人的判断，通常可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个方面是常见的“制度—结构”方面，目的在于认识正式的制度、法律是如何认定不同的国家为“敌人”或者“朋友”的，同时可以了解政治集团是如何区分国内社会成员的身份和权利，从而以强制的途径达成某种秩序的。这一方面是相对稳定的。第二个方面则是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目的在于认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即他们如何进行身份建构和选择。这一方面是变动的。第二个方面是由第一个方面决定的。显然，“敌人”是与秩序密切相关的问题。这种秩序涉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前者是在古典政治哲学意义上而言的，后者则是在现代政治情境中将古典意义上的敌人泛化的结果。然而，只有在生死攸关的情境下，关于敌人的政治哲学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

1.3.2　意象论的敌人理论

我们说敌人理论是一种意象理论（image theory，或称之为想象理论）（注：image的意涵源自13世纪，指的是人像或肖像，后来演变为一个心理概念：设想不存在的东西或明显看不见的东西。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4页。与根据特征和属性来划分的传统的社会类型不同，意象还包括对外部集团的意图、动机和感情的理解。这种概念来源于对群体间关系结构的认知，其功能在于为内部集团对外部集团采取的特定行为提供支持。See Michale G.Alexander，Shana Levin，P.J.Henry，“Image Theory，Social Identity，and Social Dominance：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Motives Underlying International Images”，Political Psychology，2005，26（1），pp.26-45；Dora Capozza，Elena Trifiletti，Loris Vezzali，Luca Andrighetto，“Americans Are Barbarians or Allies？Images of Americans in the Italian Social Context”，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9，31（1），p.61.），首先是基于一种认识论而言的，这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生存论的延伸。敌人理论作为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将有关敌人的认知置于政治的核心位置，“因为那种将其自身引向战争的紧急状态的态度与某种认知有着无可争辩的联系，正像准确地区分朋友和敌人这一任务也同样需要某种明确的认知一样。前者预设了某种敌意及其实在性和绝对必要性，而后者则需要一种自我界定、自我定义，亦即需要一种自我认知，否则这一任务无法完成。政治似乎不仅以认知为基础并促进这种认知，而且在某种确切的意义上政治自身即是认知”（注：［德］迈尔：《古今之争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和施特劳斯的论题》，林国基等译，第31页。）。敌人论作为一种认知理论首先涉及解释预设或者解释者的立场问题。在最为基本的层面，“敌人”问题存在两个维度的解释预设：一是一般的、普遍的解释；一是历史的、社会的解释。无论在实际冲突中还是在理论冲突中，人们都是围绕这两种解释来展开争论。前者意味着对“敌人”的解释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超验的指引，也许我们不能论证它，但我们能够感受它的指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常常认为“敌人”是不可定义的，但能被我们通过直觉感知它的存在。而后者则否定任何普遍性的解释，认为一切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变化的。这就意味着对“敌人”的解释是变化的，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关于敌人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或社会不是根据某种超验的原则，而是根据它们的社会情境和现实利益认定敌人并正当化它们的行为。与敌人相互作用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这种关系被看作一场零和或非零和博弈。如果敌我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冲突，“敌人”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完全相背离的，那么这种关系就是一场零和博弈。例如，恐怖分子和国际罪犯的利益与社会大众的利益相违背，他们在进行明确的零和博弈，他们的行为自然会激发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敌意。（注：参见［美］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李淑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如果这种相互作用被认为是由敌人直接或间接发起的，那么这种关系就被看作非零和博弈。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以对整个族群的盲目仇恨、以地理疆界分割的族群之间的冲突这种零和博弈正在逐渐减少，而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为特征的非零和博弈正在不断增长。无疑，战争在某些历史条件下能够强化参战方的对立或对抗，从而促进“敌人”观念的形成；同时，战争也强化了参战方各自的族群意识。因此，战争对敌人观念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敌人意象的形成与人类的认知发展密切相关，及时而准确地感知到可能构成威胁的敌人，从而适时地作出反应，对人类的生存有着重要意义。具体反应如何，取决于对敌人感知的恐惧程度，而感知“正确”与否又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利于感知者的生存。瑞士心理学家库尔特·R·斯皮尔曼（Kurt R.Spillmann）等人试图通过分析儿童的情绪和认知发展过程来理解敌人意象的建构及其功能，认为敌人意象与对自我和他者的感知密切相关。虽然这种研究很难得到验证，但是有助于理解敌人意象的形成。他们综合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皮亚杰（Jean Piaget）的理论，把儿童的情绪和感知的发展大致分为共生、分化、区分和认同四个阶段，在这些初始发展阶段存在着“陌生/熟悉”的简单区分。他们认为，在随后经历的社会—认知发展过程中，人们借助认知功能防止倒退到“陌生/熟悉”这种二元对立模式，通过移情和推己及人的能力抑制敌人意象的形成。根据皮亚杰的理论，认知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远比客体本身提供的内容丰富得多。人们必须首先对所处环境及其自身形成意象，之后才能作为感知主体与他人互动。自我意象和敌人意象都是人类认知不断发展的结果。而对客体尤其是敌人潜在意义的把握程度，则取决于主体拥有的经验和认知程度。他们进一步认为，与其说敌人意象是情绪和认知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它们倒退的结果。在情绪领域，非此即彼的分类方式占据了绝对优势，凡是“非我”的一切都会构成威胁，都是邪恶的，随着这种认知的进一步强化，相互敌对和攻击不断增强，甚至本属于“我们”的某些阴暗的东西，反而投射给了“他们”，因此，这时敌人意象只是由自我虚构或投射的形象。当敌对双方都将对方塑造成敌人意象时，冲突将进一步加剧，当一方或双方采取或威胁采取某种行动时，敌对观点将全面意识形态化。就与敌人的关系而言，个人完全属于群体，就如同敌方的每个个体都是敌人一样。当陌生/熟悉、威胁/安全、邪恶/善良这些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占据了整个认知领域，敌人就被视为非人性的群体，他们就丧失了人的属性，我们不再对敌人抱有同情，从而可以采取任何方式对待敌人，也不再遵守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规范。（注：我根据库尔特·R·斯皮尔曼和卡蒂·斯皮尔曼的叙述，将儿童情绪和认知的发展概括为共生、分化、区分和认同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共生阶段，即婴儿刚出生的最初几周，分不清“自我”与“非我”，可以用“我们俩是一个”来描述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但这种没有区分的关系并非真实的状态，而是儿童的幻觉。第二阶段为分化阶段，6～8个月的婴儿能够感受到陌生人的威胁，认为一切陌生事物都是“非我”。但婴儿对陌生人的拒绝只是对陌生事物作出的反应，并非对真实的危险作出的反应，可以用“凡非我即构成威胁”来表述这种状态。第三阶段为区分阶段，1～3岁的儿童逐渐认识到自己与母亲的区别，建立起“我”和“你”的意识。在这个阶段，不论友谊与合作还是敌对与竞争，他人也像“我”一样，有某种共同性。随着儿童感知的逐步发展，完全可以防止前两个阶段的分裂过程。出于对对象的爱或恐惧，儿童对同一对象既可能抗拒，也可能接受。第四阶段为认同阶段，儿童在3～6岁逐步分清“我”、“你”和“他”的区别。儿童由第三阶段感知到的限于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向三人以上的人际关系转换。儿童在基于自我认同的基础上，能够跨越时空和冲突来维持人际关系，也可以接受人们彼此形成亲密的关系。儿童通过与父母或类似于父母的人的相互作用，逐步建立了个体与社会的互动系统，并形成对象—关系的意识。其中内化和认同在第三、第四阶段起着关键作用。在内化阶段，不仅涉及对象—关系的转化，而且价值观、理想、规范性义务、期望等都被内化。而在认同过程中，儿童获得新的心理结构并重新构建自我，同化并吸收他者的某些特征，从而按他者的形象改变自己。儿童通过“自我—他者”的特性、行为、情感等的无意识渗透获取信息以及有关他者的某种“知识”。随着情绪和感知的进一步发展，儿童能够清醒地区分陌生和熟悉的关系，并据此得出是否安全的判断。参见［瑞士］库尔特·R·斯皮尔曼、卡蒂·斯皮尔曼：《论敌人形象与冲突升级》，仕琦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年第1期，第58—69页。）

敌人理论作为一种意象理论，把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将“战略意象”界定为政治情境中的另一个国家行为体的表象，主要关注我们对敌对国家的意象与作为其结果的行为之间的联系。而在国际关系领域，意象理论曾被用来理解和预测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关系。后来，这种理论又被用来理解和预测这两个超级大国与中东国家例如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实际上，意象理论中的“意象”包括感知到的外国行为体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这种意象影响着意象建构者的选择过程、解释和信息的记忆等。（注：See Dora Capozza，Elena Trifiletti，Loris Vezzali，Luca Andrighetto，“Americans Are Barbarians or Allies？Images of Americans in the Italian Social Context”，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9，31（1），pp.60-61.）一个国家或人们的敌人意象并非一成不变，“美国公众并没有对苏联持有极端的、定型化的、恶魔般的敌人意象，美国民众、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也随着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而迅速缓和下来”（注：Brett Silverstein＆Robert H.Holt，“Research on Enemy Images：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89，45（2），pp.159-175.）。对普通民众而言，对敌人的意象大多是想象的或者由政治精英所建构的。对敌人的意象或想象包含对敌人的意图、决策、威胁、能力、文化等方面的认知，这种意象往往带有典型的负面性。有学者将这种负面性称为“敌人意象综合征”，它具有以下七个特征：（1）不信任。敌人的任何行动都带有恶意和欺骗性。（2）归罪于敌。敌人必须对当前的紧张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3）负面的预感。敌人的行动总是为了伤害我方。（4）与邪恶等同。因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5）零和思维。凡是对敌人有利的，一定不利于我们；反之亦然。（6）无区别对待。凡属于某个特定敌对集团的成员，就是我们的敌人。（7）拒绝同情。敌人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因此绝不能同情敌人，否则就会面临危险。（注：参见［瑞士］库尔特·R·斯皮尔曼、卡蒂·斯皮尔曼：《论敌人形象与冲突升级》，仕琦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年第1期，第57—58页。）以上关于敌人意象的描述带有非理性的特征，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对敌人意象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但没有触及敌人问题的本质。

当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意象时，它们就会相应地采取不同的策略，换言之，每一种意象都有和其相关的策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为赢得世界人心和思想斗争的意识形态内容中，有些政治学家对国家共同体如何彼此想象对方（并对其他国家如何看待本国的形象）的问题非常感兴趣。”（注：［美］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第25页。）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sacs）认为，形象对事件的作用难以确定，但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如战争对形象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他指出：“至今，一大群朋友和敌人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改变……仅仅数年内，人们被号召转变‘东方残忍分子’的形象，先是从中国转到日本，后又从日本转到中国。单是一代人里，德国的主要形象就从和善的资本阶级变成磨刀霍霍的军国主义，再变成纳粹杀人犯，最后又回到旧式的形象：分为西部（友好的）和东部（不友好或被禁锢的）有效率的勤劳人民。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美国人们被要求摒弃日本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之征（Bataan Death March）的形象，接受它为一个改造的罪人和诚实的民主主义者……就在同一时期，美国人对斯大林的形象从清洗年代的独裁者迅速飞跃为战争年代的‘约瑟夫大叔’（Uncle Joe），然后又回到自大狂（megalomaniac）。”（注：Harold R.Iss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New York，John Day，1958，pp.405-406.转引自［美］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第25—26页。）通过伊萨克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日本、德国的形象是根据重大事件来确定的，并且随着重大事件而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有关敌人的意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

意象的形成是对国家间战略关系感知的结果，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a）竞争性的相互依存还是合作性的相互依存；（b）一个国家与他国之间的相对力量，即感知到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上的不平等；（c）相对的文化身份。而关于相对力量的认知和相对的文化复杂性的认知都会影响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注：Dora Capozza，Elena Trifiletti，Loris Vezzali，Luca Andrighetto，“Americans Are Barbarians or Allies？Images of Americans in the Italian Social Context”，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9，31（1），p.61.）根据对上述因素感知的结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意象可以分为敌人、野蛮人、帝国主义、殖民地、堕落者、无赖和联盟等类型。（注：Richard W.Cottam提出了盟友、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意象。See Richard W.Cottam，R.Foreign Policy Motivation：A General Theory and a Case Study，Pittsburgh，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7.Herrmann则提出了野蛮人、堕落者、依附者的意象。See Richard K.Herrmann，Perceptions and Behavior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Pittsburgh，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5；Richard K.Herrmann&Michael P.Fischerkeller，“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5，49（3），pp.415-450.）（具体见下页表1）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具有“敌人意象”时，那个国家的意图就会被认为具有威胁性并且是有害的，而其能力和文化与感知者的国家是同等的。“敌人意象来自对文化身份和力量上类似内部集团、但目标却截然相反的他国行为体的感知，并产生威胁感，从而导致攻击行为意向。敌人意象把对手描述为怀有敌意的、不可信任的、只受自我利益驱动的形象，因而可以为这种攻击性反应提供辩护。”（注：Dora Capozza，Elena Trifiletti，Loris Vezzali，Luca Andrighetto，“Americans Are Barbarians or Allies？Images of Americans in the Italian Social Context”，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9，31（1），p.61.）敌对国家的能力包括经济特性、军事力量、国内政治稳定性和有效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敌人为小撮精英所统治，他们所制定的政策试图伤害感知者的国家。（注：参见［美］马莎·L·科塔姆、贝思·迪茨-尤勒、埃琳娜·马斯特斯、托马斯·普雷斯顿：《政治心理学》，胡勇、陈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8—69页。）尤其在冷战期间，敌人意象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盛行的一种观念，通常指的是那些技术水平和文化身份大致相当的对手。（注：See Dora Capozza，Elena Trifiletti，Loris Vezzali，Luca Andrighetto，“Americans Are Barbarians or Allies？Images of Americans in the Italian Social Context”，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9，31（1），p.61.）这种敌人意象既可能是单向度的，即一个国家将某国视为敌人，而某国并不同等视之；但也可能是相互的敌人意象，即你把我当作敌人，我也把你当作敌人。

关于敌人的意象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根据真实的敌人意象所采取的策略常常是对抗和遏制，而且这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通常，人们对敌人的情绪都是消极的或否定性的，因此，人们对敌人的反应往往是对立的和充满敌意的。人们同敌人竞争，并试图阻止敌人获得成功。根据意象的认知特性，与敌人的冲突就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和理解。如果敌人像自己的国家一样强大有力，根据人们对冲突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理解，那么我们在冲突中也具有失败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敌人意象就使得备战和防卫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如果备战和防卫能够完全消灭威胁者，那当然是好事。然而，在大部分现实政治中，遏制策略是唯一被认可的备选方案，这是因为打败敌人在最好情况下也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遏制敌人——阻止他们更加强大或者实现其所渴望的目标，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注：参见［美］马莎·L·科塔姆、贝思·迪茨-尤勒、埃琳娜·马斯特斯、托马斯·普雷斯顿：《政治心理学》，胡勇、陈刚译，第81—82页。）

根据虚假的敌人意象而采取对抗性的策略常常是悲剧性的。具体而言，如果被视为敌人的某一国家的动机或意图被另一国家的领导者和民众错误地理解，也就是说他们对“敌人”是以过去的刻板印象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刻板印象就很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意象，据此针对敌对国家采取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就会被认为是悲剧性的。与此同时，敌对国家的人民与领导者也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对方的侵略，并且会形成一种敌人意象或镜像。由于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敌人，都将采用同样的对抗策略，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导致一种难以克服的、灾难性的安全困境。在这种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作出的保护自身的努力，即使它对敌人不具有威胁的意图，也会被它的敌人认为具有威胁性。这样，它们就容易导致一种螺旋式冲突，双方相互竞争，并且使得冲突不断升级，形成军备竞赛甚至侵略。很显然，这种困境是敌对双方对彼此动机的误解所造成的，有关敌人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是不可验证的，但它可以用来解释敌人方面的任何反应，甚至和平的行为。（注：参见［美］马莎·L·科塔姆、贝思·迪茨-尤勒、埃琳娜·马斯特斯、托马斯·普雷斯顿：《政治心理学》，胡勇、陈刚译，第81—82页。）

敌人理论作为一种意象理论，是建立在有关敌人观念基础之上的观念系统，通常是由少数精英或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而建构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源自希腊文idea，最初含有“观看”、“理解”的意思，在哲学的原初意义上，观念是用来强化或形塑所有的实体或实在的。而在现代意义上，观念指涉的是某种思考方式，作为行为判断或行动执行的依据。（注：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第214页。）相对思想而言，观念更确定，其价值方向更明确，观念可以通过固定的关键词来表达，而思想则显得更为抽象和含混。正是因为观念所体现的价值方向的确定性，所以它和社会行动的关系比思想更为直接。在社会行动中，观念既可以事先被行动者想象，也可以事后被行动者理解，有不少观念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社会行动的组成部分。（注：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敌人作为一种观念，既表达了人们强化或形塑的某种对抗性实体，同时人们通过思考、话语使其社会化和类型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与这种观念相关的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关于“敌人”的观念一旦实现社会化，就会转化为统一的社会行动，或者转化为对敌人的谴责，或者转化为对敌人的战争，或者转化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和冷战。我们知道，任何时候统一的社会行动都涉及普遍目的的形成，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形成关于“敌人”的普遍观念，那么由个人的行动组成社会行动就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敌人不是个体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集体的敌人。关于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弗耶利（Fouillé）指出，观念是“我们的感觉和冲动所呈现出的知觉形式；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注：转引自［英］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实体之所以不断地强化“敌人”观念，就是要通过对敌人的政治行动来实现关于“敌人”的观念。一旦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有人不愿意共享这种敌人观念和意象，他们就会被认为是背叛者或内部敌人。

观念在社会化后具有普遍意义的确定性。因此，人们可以凭借若干观念建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观念是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系统。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个人关于敌人的观念或意象是不统一的，而政治共同体要针对敌人采取一致的行动，就必须将共同体中各种不同的观念整合起来，形成某种与敌人有关的整体结构的观念系统，这种观念系统就是有关敌人问题的意识形态。当政治共同体形成了具有反对和对抗敌人的整体结构的意识形态，它们就可以指向更高层次的政治目标，从而转化为大规模的改造社会的行动或政治动员。有学者研究了美国的外交观念结构中“敌人意象”（Enemy Images）和意识形态在冷战期间所起的作用。他们发现，市民关于苏联的意象在建构其他外交政策观念中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而意识形态则不起这种作用。而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迫使美国领导人修正他们关于苏联的陈旧的“敌人意象”，并且需要积极回应这种变化。与大众观念体系相反，在精英的外交政策观念中，“敌人意象”起着有限的作用，而意识形态则起着核心作用。（注：See Shoon Kathleen Murray&Jonathan A.Cowden，“The Role of‘Enemy Images’and Ideology in Elite Belief Syste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9，43（3），p.456.）研究和敌人问题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剖析这种意识形态是由哪些基本观念组成的，也需要认识该意识形态中各种观念之间独特的关联方式，从而让民众理解和接受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并支持政治共同体对敌人的打击。因此，敌人理论就是凭借若干与敌人相关的观念，例如野蛮人、公敌、敌意、仇恨、非人化等关键词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论证对抗和打击敌人的正当性，从而获得政治共同体内成员的广泛支持并采取共同行动。

1.3.3　价值论的敌人理论

实际上，敌人理论也是一种价值论，或者至少是包含了某种价值判断和政治判断的理论。因为完全与价值无涉的政治或社会理论是不存在的。敌人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抑或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这是有关敌人的认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只不过这种认识已经上升到了价值论的层面。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说：“不论敌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的‘恺撒主义’，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或是冷战中的俄国集体共产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敌人这一定义的核心内容都是敌人反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注：John W.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Pantheon，1986，p.10.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217页。）显然，敌人这一观念涉及道德、价值和情感，以及它们如何介入现代主权的想象等方面的问题。

施米特强调敌人的政治性，反对将敌人与道德挂钩，并且认为这种区分是独立于其他区分的。他认为，政治敌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的，而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敌人和朋友要么被妖魔化，要么被规范化，要么在哲学上陷入价值与非价值的两极对立”（注：［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第139页。）。这种后果导致了敌人的大规模死亡，因为敌人是邪恶的，所以敌人必须灭亡。针对战争对抗中敌我双方的巨大伤亡，施米特的思想也许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一旦面临紧急状态，对敌人的道德判断就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显然，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敌人的人性是恶的，只不过一部分人认为敌人是可以教化的，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敌人是野蛮的、不可教化的。因此，关于敌人的价值判断或道德讨论必须防止两个极端：一是防止将敌人问题等同于道德问题进行研究；一是防止忽视伦理道德对研究敌人问题的影响。人们往往将实际遵守的道德规则和他们假装遵守的道德规则以及理论家所声称他们应当遵守的道德规则混为一谈。

关于敌人的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哲学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价值。对深入理解“敌人”问题而言，哲学只是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没有对敌人问题进行充分的反思必然会导致在政治实践中错误地对待敌人。“所有的政治参与者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的行动以某种哲学为前提，即便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详细阐述这种哲学。相反，即使他们否定了其哲学预设，专业哲学家的理论仍然构成了其思想的组成部分，并以非常复杂微妙的方式影响到他们的现实实践。理论是对实践的反思，从而决定应当维持还是改革实践。”（注：［加］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米特、凯尔森与海勒》，刘毅译，第6页。）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这种联系对评价特定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