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洪秀全：从屡试不第到皈依上帝

洪秀全于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诞生在广东省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官村，小名火秀,族名仁坤，后来为了避上帝“爷火华”注10名讳而改为现名。花县系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析南海、番禺两县地而设置，因境内花山山脉而得名，隶属广州府，洪秀全出生时建县还不到130年，是一个地处荒陬僻壤的小县。

官禄村位于花县县城西南约60里处，南距广州约90里，四周多为平原，10里外西北方向为丫髻岭、独秀峰。花县建县时，该村落还荒无人烟，后来才由客家人开发成村。全村共有三排用灰沙砌成的平房，中间隔着狭窄的便道，均面南而立。前排房屋前有一个大水塘，水塘南侧是村中的书塾——“书房阁”。这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的客家村落，村内共有居民约四百人，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其中又以洪姓族人居多。据《洪氏宗谱》记载，由于躲避战乱、做官等原因，洪氏先人从唐朝末年起几经迁徙，先后从安徽婺源迁到江西乐平、福建晋江、广东海阳，明永乐年间移居程乡县（清代改为嘉应州）石坑堡，清康熙年间迁移到新近设县荆榛弥望的花县，五传而至洪秀全一辈。

洪秀全父洪镜扬，母李氏，两个哥哥分别叫洪仁发、洪仁达，另有一姐叫洪辛英。注11洪秀全家中的房屋注12位于村落前排，其西侧便是洪氏宗祠。宗祠内有一副对联，文曰：“由嘉应徙杨梅，祖德宗功，经之营之，力图官禄之基础；籍花峰贯花邑，光前裕后，耕也学也，恢宏敦煌之遗风。”客家人“崇先报本，启裕后昆”的意识十分浓厚。当他们迫于外力迁徙异乡时，往往将先人的遗骸一同迁移；兄弟劳燕分飞时也通常分抄家谱，以待他日敬宗睦族，而且无论迁到何地，均不改乡音。因此，客家社会十分重视“光前裕后”的使命，每以读书耕桑之家自勉，寄望后人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官这一村名的由来已无从考证，但“官禄”两字的含义一目了然。从村名到洪氏宗祠对联，均反映了客家人的这种开拓进取意识。《洪氏宗谱》上说，宋朝洪皓是官洪氏的远祖。洪皓是进士出身，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以礼部尚书衔出使金国，被扣十余年不改气节，被释返宋后，官授徽猷阁直学士。但从族谱上看，除了这位宋朝名臣外，洪氏先人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显赫人物；尤其是在迁居官之后，几乎与仕途绝缘。洪秀全的生父洪镜扬“公正才能，众村公举堡尊，兼理尝事。处办乡党，甚公无私”注13。虽说是洪氏同辈人当中的佼佼者，在地方上也算得上是个人物，而且口碑、人缘都不错，但干的是跑腿的苦差，文化水准最多也就是粗通文墨。洪镜扬的家境也比较拮据，仅拥有房屋数间，田数亩，耕牛一二头。因此，洪氏族人要想光前裕后，希望只能寄托在仁字辈洪秀全等人的身上。

洪秀全自幼好学，7岁进入村中书塾读书，数年后便能熟诵四书五经等，后来又自行寻阅有关中国历史等方面的书籍，表现出较强的领悟能力。塾师和族人都十分看好洪秀全，认为他才学过人，日后前程无限。有几位塾师甚至自愿不计报酬地教他念书。洪秀全一度负笈他方。这给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压力，但为了不使他辍学，其父母总是节衣缩食地供他读书。洪镜扬一心望子成龙，就连平时聊天也喜欢以他的幼子为话题。每当听到别人赞许洪秀全聪颖可爱，他便眉飞色舞，兴头上还会邀请对方到家中做客，继续唠叨他所感兴趣的话题。

在这种氛围下，“学而优则仕”便成为洪秀全既定的人生目标。按照清代科举制的规定，文科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其中童试是最初级的考试，三年两考；童生必须经过县、府、院三级考试，考取者才能成为府、州、县学的学生即“生员”，俗称“秀才”。对所有读书人来说，考中秀才是博取功名必须迈过的第一道门坎。由于州县有大小，按照文风高下和钱粮丁口多寡，清代各州、县学的规模和录取名额不一。广州府下辖14个县，每次共录取秀才二百挂零，每个县8~24人不等。花县是个建县晚、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小县，学额自然十分有限。此外，洪秀全出身寒门，家中只能勉强维持他读书，无力为他提供更好的条件。注14这些对洪秀全来说都是不利的因素。

16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他顺利通过了县试，但在广州应试时被淘汰。迫于生活压力，洪秀全只好辍学，在家帮着干些农活，或到山野放牛。次年给一富家子弟当伴读。18岁时被聘为本村的塾师。1836年，洪秀全再次应试，依旧名落孙山。逗留广州期间,他曾经路遇外国传教士布道，次日又在龙藏街获赠一部名叫《劝世良言》的布道书籍。注15返乡后，洪秀全稍作浏览便束之高阁，并没有留心阅读。

1837年（道光十七年丁酉），洪秀全第三次到广州应试，结果仍然名落孙山。他不堪接连落第的刺激和打击，当即病倒，不得不由轿夫抬送回花县。回家后，洪秀全病情加重，梦魇不断。他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在病榻上对父母悲声说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快死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显扬父母了。”他又叮嘱妻子赖氏说：“尔身怀妊，未知男女。男欤，当依兄勿嫁；女欤亦然。”注16全家顿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卧病期间，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洪秀全产生了一些奇异的幻觉。他梦见自己被接上高天，先被用刀剖开腹部，更换了心肝五脏，然后去拜见一位端坐在宝座上的老人。这位老人头披金发，身穿黑袍，自称生育了世间人类。他亲手交给洪秀全一柄斩妖宝剑，嘱咐他斩除妖魔，但不得妄杀兄弟姐妹；另赐给洪秀全一块象征帝王权力的玺印。老人还呵斥孔子在所撰书籍中没有清楚地阐述真理；孔子唯唯诺诺，表示认错。洪秀全还梦见一位他称作“长兄”的中年人助他杀妖。以上便是洪秀全丁酉年升天异梦的主要情节。他连续卧病一个多月，在神志不清的情形下，经常口呼“斩！斩！”作跳跃斩妖状，间或唱歌，或者教训人，举止十分怪异。于是，全村人都认为洪秀全神志失常，已变成了疯子。

身体逐渐康复后，洪秀全尽管心病未除，但生活在表面上已恢复平静。他一边继续做塾师，一边为应试做准备。1843年，31岁的洪秀全第四次到广州应试，仍然悻悻而归。他只好重操旧业，设馆于30里外的莲花塘表兄李敬芳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奇迹并没有在洪秀全身上出现，当年那个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洪氏晚生至今仍然混迹于童子军中，似乎注定只能在平淡中过一种平凡的生活。

某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仔细阅读了昔日在广州获赠的《劝世良言》一书，从而打破了他看似平静的生活。

《劝世良言》初刊于1832年，计9卷，分订9册。作者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11岁入私塾读书，15岁到广州习雕版，因为印刷《圣经》的关系而结识马礼逊牧师，后来正式受洗入教，成为马礼逊的得力助手和中国籍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作为一部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摘引马礼逊《圣经》译本中的段落，以比较贴切的比喻和通俗的文字来宣传基督教教义，渲染天堂永乐、地狱永苦，抨击偶像崇拜注17，规劝世人敬拜上帝，弃恶从善。该书虽然没有任何煽动“叛乱”的内容，但因为鼓吹西洋“邪教”，所以仍被官府视为“诲淫及有害心术之外国异端书籍”而予以查禁；梁发还为此遭到衙役缉拿，险些蹲了班房。注18然而，这本禁书却深深打动了洪秀全，导致他从此放弃科举入仕之路，转而皈依上帝，完成了其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此时，鸦片战争的炮声刚刚沉寂，而广州正是鸦片战争的前哨。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激化了朝野上下的仇洋心理，从而使基督教在华的传播除文化隔阂外，又平添了一层阻力。注19耐人寻味的是，洪秀全为何会被《劝世良言》一书打动，欣然接受上帝信仰呢？

首先，这与洪秀全是客家人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对宗庙和民间神灵的崇拜是土著人借以巩固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客家人在当地属于外来户，在对地方神的崇拜上往往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与当地宗教习俗的联系相对较浅，所以容易接受一种新的信仰。洪秀全等人的布道活动后来在广西客家社会获得巨大成功，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其次，在经历了屡试不第的挫辱后，洪秀全对前途感到十分迷茫，进而不免对科举考试感到心灰意冷，对儒家学说萌生怨艾情绪。他在卧病时所产生的一位老人呵斥孔子的幻觉便是这种潜意识在梦境中的自然流露。据传在第四次落榜后，失望之极的洪秀全将家中的书籍弃掷一地，脱口说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注20尽管怨艾、愤懑并不等于背弃，但在洪秀全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寄托的情况下，“异端”思想是很容易乘虚而入的。

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的是，《劝世良言》一书究竟有哪些内容引起了洪秀全的共鸣？

《劝世良言》讲了大量陌生的基督教概念、名称和神迹故事，而马礼逊《圣经》译本的文字原本就晦涩难解，因此，对于初涉基督教的中国读者来说，读起来难免会感到有些佶屈聱牙。不过，作者梁发毕竟是位中国人，不时在书中援引儒家典籍来阐释《圣经》经文，诸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人之初，性本善”；“未知生，焉知死”；“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等等。该书卷三甚至认为“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注21。对于自幼熟读儒家经典的洪秀全而言，这些文字既淡化了他皈依上帝时文化上的隔阂，同时又减少了其心理上的阻力。此外，梁发在书中还不时穿插一些对当地社会风情的描述，而这些都是洪秀全十分熟稔的。

《劝世良言》通篇强调拜求偶像毫无用处，并以士子敬拜文昌、魁星两像为例分析说：

近来之世代，士农工商上下人等，各用自己之意，做出无数神佛之像而拜求之……诚为可笑，亦实可怜。即如儒释道三教，各处人尊重者，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连］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偶像……舍此自然而然之神不肯敬拜之者，任你拜尽千百万样之神像，亦不能求得福，反有后祸也。注22

这番话对于在科举考试中一波四折的洪秀全来说，无疑十分切中要害。作为专制君主使天下读书人入其彀中的一种手段和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之际，发展到清代时已十分完备，但同时流弊日深，诸如士习空疏、无裨实用等。另一方面，由于吏治腐败，科场上徇私舞弊之风盛行，往往连形式上的衡文取士也很难做到。广东当时便流行一种名为“闱姓”的科场赌博，即以童生的姓氏押注，以是否中榜定输赢，由此滋生出行贿、买题、雇枪手代考等弊端。注23洪秀全备尝寒窗苦读和促坐号舍之苦，但每次都在广州应试时落榜，其原因不外有二，或是才学确实逊人一筹，或是不幸成为科场黑幕下的牺牲品。梁发从宗教角度解释士子虽皓首穷经仍不得高中的原委，虽是皮相之见，却诱导洪秀全从个人的坎坷经历引发出对世道人心的感喟。

清道光年间，老态龙钟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呈现出一片末世光景，文恬武嬉，世风日下，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包世臣在谈到粤省现状时尖锐指出：“广东多宝之乡，吏治至芜；舶市之所，人心至浇。”注24洪秀全数次到广州应试，对此无疑深有感触。对于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劝世良言》也有所针砭。该书卷二便描摹了显宦富室的种种丑态：

〈富人〉其心骄盈殆甚，日夜方寸之中，惟慕于财利世俗宴乐之事，耽于骄奢淫逸之心，身安意足，独愁命短，不能尽享快乐之事……〈富贵人之子女〉每作每为，纵欲自恃，骄盈日甚，淫乐日肆。旦昼之间，不论衣食，就谈财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贪财色，爱纳少妾……以谗媚邪恶之徒为友，把直谅多闻的士为仇。见善人如眼中之刺，亲恶徒如席上之师。言行举止，动以洋烟财色为天，不知稼穑艰难之苦，弗达贸易买卖之忧。注25

但是，《劝世良言》丝毫也不触及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而是根据基督教原罪说，将种种社会问题一概归咎于世人“一脱娘胎就有恶性之根”，并顺着这个思路，开出了一副医治社会病症的药方。该书卷七写道：

倘若全国之人遵信而行者，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不独贪慕世乐之欢，不空费光阴之宝，君政［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注26

这正是洪秀全此时在认识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他从个人的遭遇联想到社会现状，痛感世道人心的堕落，便将梁发这一番引起他共鸣的“良言”奉为劝世、救世的真理。

另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在于，洪秀全仔细读完《劝世良言》后，恍然大悟,“从书中寻找到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的钥匙，发觉该书内容与自己梦中的见闻十分吻合。这时他才明白，那位端坐在宝座之上、为世人所当敬拜者即天父上帝，助他杀妖的中年人即救世主耶稣，魔鬼即偶像，所谓兄弟姐妹即世间人类”。于是，梦境中缺乏层次和联系、跳跃式的情节在与《劝世良言》的内容相印证后，顿时变得明晰完整起来。洪秀全“深信梦兆与该书都是可信的，而他便是由上帝指派让天下（即中国）重新信奉真神上帝的人”注27。

这种理解无疑是荒诞无稽的，但洪秀全此时的确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不带有什么矫饰的成分。梦中所产生的异象与《劝世良言》的内容相吻合，这纯属巧合，但洪秀全却从中得到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使他自认为在冥冥之中接受了上帝的重托，负有神圣的使命。

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驱策下，洪秀全立志唤醒世人，还原出一个风俗淳厚、人人相安的清平世界，从而从一个眷念仕途、心系个人沉浮的传统士子转变为一名虔诚的上帝真道的传播者。

皈依上帝后，洪秀全与李敬芳按照《劝世良言》中的描述自行施洗。洪秀全还写诗一首表明心迹：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

勿信邪魔遵圣诫，惟崇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注28

从反对偶像崇拜的立场出发，两人还撤除了书塾中孔子的牌位。

同年7月，洪秀全从莲花塘返回官，首先说服冯云山、洪仁玕接受了上帝信仰，并为他们施洗。冯、洪均为客家人，分别是洪秀全的密友、族弟，有着幼读经史、考场失意后设帐训蒙的相似经历。他们也随即动手废除偶像。其中，洪仁玕“将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一概除去”注29。围绕废弃偶像崇拜的信条，洪秀全又赋诗一首曰：

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

洪仁玕也步原韵和诗一首：

全能天父是为神，木刻泥团枉认真。

幸赖耶稣来救世，吾侪及早脱凡尘。注30

此时，洪秀全吸收基督教知识的惟一渠道是《劝世良言》一书，所以常与两个伙伴仔细揣摩该书。当读到洪水泛滥、所多玛城被天火烧毁等情节时，他们不禁陡生恐惧感，不知道这些可怕的灾难是否还会再度降临。洪秀全最欣赏书中摘录的《旧约·诗篇》第19篇、第33篇，常与洪仁玕一同朗声背诵：“……神爷火华之法全也，可挽回人灵心；神爷火华之教也，使愚者得智；神爷火华之诫也，可乐人心。神爷火华之命令纯也，可明人眼；神爷火华之畏清也，存于永远；神爷火华之审断乃真也，全义也。”通过接触新的信仰，这几位三家村夫子体会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轻松和净化。他们信奉上帝的态度是虔诚的，出发点是单纯的，不掺杂任何卑鄙龌龊的私心杂念。正是怀着这种心态，他们开始了最初的布道活动。

洪秀全的父母兄嫂和几个侄子很快就接受了洗礼。但是，改信上帝，废除偶像，包括不再敬拜孔子，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毕竟很难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洪氏族人对此反应不一，“其中有闻而即信者，有闻而执拗者，有闻而知其为真不敢遵守者，有始而不信而后悟其真而始遵守信者”注31。这个平静的村落因此而变得喧闹起来。信奉者打毁无数神像，反对者则讪笑、责骂甚至殴辱前者。洪仁玕因为撤除书塾中孔子的牌位，导致生徒离塾，结果遭到他哥哥的暴打，并被逐出家门。

1844年农历正月元宵节期间，官又起风波。

花县在过元宵节时，民间有用仪仗、箫鼓、杂戏迎神的习俗。据康熙二十六年《花县志》卷一“风俗篇”记载，“元宵自十二三至十六七，坊乡神庙结彩张灯，鼓吹喧阗达曙……乡落沿门迎神，放花爆烧起火，谓之‘拦巷’，行乐数宵”。是年，官照例举办赛会。村中父老吩咐洪秀全、洪仁玕撰写祭神的诗文、对联，不料两人均没有应承。长辈们很是气恼，便作诗一首训诫道：

老拙无能望后生，谁知今日不相关。

经纶满腹由人用，听信谗言执一般。

洪秀全为了说明原委，也写诗一首：

非听谗言违叔命，只遵上帝诫条行。

天堂地狱严分路，何敢糊涂过此生。注32

这场纠纷虽然以和解告终，但从此以后，村中凡筹办祭神活动时再也不叫他俩相助。

由于离经叛道，洪秀全等人在新年里都丢了饭碗。鉴于这种情况，加上在家乡的布道活动难有作为，洪秀全决计外出云游，设想沿途靠贩卖笔砚来解决盘缠。洪仁玕因为家人阻止，没有能够同行。

同年4月2日，洪秀全、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四人怀着布道的热忱结伴出游。他们首先来到省城广州，到顺德后折返，先后游历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阳山、连山等地，沿途信从者寥寥。5月5日，一行人抵达白虎圩。冯瑞嵩、冯瑞珍不堪旅途劳顿，打道回府。洪秀全、冯云山则继续前往瑶族同胞居住的八排山区布道。两人在荒山野岭跋涉四天后，落脚在南江排一位江姓塾师馆中，并说服主人信从上帝。由于与瑶族人言语不通，传教之事无法开展，洪、冯在留下几本手写的布道小册子后，即行离去。数日后抵达蔡江。

眼见出行一个多月的努力收效甚微，洪秀全心有不甘，便萌生了到邻省广西传教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