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交通问题的深层根源
汽车社会诸多难题集中体现了几个难以回避的困局。
困局之一：在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特点的限定下，如何缓解交通的资源压力与环境压力？
困局之二：汽车业急速发展，汽车使用量大增造成了对资源的争夺激烈，交通冲突不断加剧、持续升级。交通冲突如何化解？
困局之三：汽车大量使用导致新弱势群体产生，他们的平等路权、生命健康权、资源使用权等基本权利如何得到保障？
困局之四：汽车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所积累的问题也在持续发酵，拖延解决时间或根本置之不理必将导致积重难返；当即触动可能会影响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何去何从考验着治理者的智慧。
解决以上困局需要对其成因进行深层分析。
一、交通中心论忽视世界存在的整体性
交通是自然—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交通中心论发展模式忽视了世界存在的整体性。
（一）人类中心主义忽视自然整体性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与自然科技发展运用，似乎个人的任何需求都理所应当地可以通过科技力量征服自然来满足，强调的是个人主体性力量无限扩大。个人自身的需求未被理性审视和适当节制，凌驾于自然生态规律之上，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个人中心主义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中心，罔顾自然系统的利益。
小汽车的大量使用必然会大量消耗与交通相关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必将污染空气、威胁环境。人们乐观地认为：汽车拥有量可以根据人的需要增加，道路供给量可以根据车的需要来提高，这样使得汽车交通发展陷入了“公地悲剧”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大于投入。这种交通中心论忽视了交通的环境属性，忽视了交通系统的自然规定性。
其实汽车交通并非孤立存在更不是中心。交通系统产生于自然与社会系统之中，是自然—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构成现代汽车交通的所有元素无论是道路、停车场还是汽油、钢铁、橡胶等均来自自然界，自然环境对于交通发展具有最重要最基础的规定性，只有保持自然和谐才能使交通获得发展要件。
汽车拥有量的多少并非由经济发展水平及人的需要决定，而是由环境承载力限定。忽视交通发展的自然规定性，就会将交通发展置于自然价值之上，交通发展会与环境要求渐行渐远而迷失方向，最终必将损害人类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将交通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带入陷阱。
（二）个人中心主义忽视社会整体性
具有“经济人”倾向的交通参与者会努力谋求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节省。因此在道路资源和空间紧张的情况下，对时空资源的恶性竞争就在所难免。有的为争夺时间上的优先而随意变道、超车、抢红灯等；有的要争夺有限的空间如争抢停车位、专用道等；有时两车狭路相逢都要赢得时间、空间的优先，互不相让导致道路交通瘫痪。究其心理渊源，实际上是在宣示个人权利或显示强权而忽视了交通的整体性。
个人中心主义是交通冲突的思想根源，人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来建构世界，置他人、他物于自我体系之中。人们潜意识中这样认为，或公然叫嚣，“天下为我”，“我为主体”，其他万物皆是为我所用之客体，可以占有，可以奴役，如此便建构了一个个体霸权世界。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揭示出了建立于“自我”之上的理性体系，肯定了自我是确定性的，他者则需要得到验证[1]；麦克斯·施蒂纳则说道，我是“唯一者”，“我”作为世界上唯一实在的东西，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绝对自由的[2]；海德格尔也说“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3]。
自我中心主义的交通个体都希望能自由交通而少受约束。上立交桥前，驾车者会本能地加塞以节约自己的时间，希望道路中最好没有摄像头监控自己的驾驶，从而达到更快、更强的驾驶体验，在堵塞严重的路口如果能见缝插针地占有先行的机会，则成就感油然而生。
这些现象说明一些交通个体常常建构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自我完满，自我封闭，无视整体，无视他人。而当驾车者以自己为中心时，他必然会把车窗外的行人和车辆都看成潜在的障碍物和对手，交通冲突因此而起。
从长期看，驾车者不顾社会整体性而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在损伤其他人利益的同时，自己的利益必然受损。当司机独自驾车摇上车窗后，汽车为他建构了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它和车窗外的道路、行人、风景一起形成了道路交通环境。因此，只要人们在道路上，就必然和道路之中的任何一个其他人“共在”。“他人即不是我自己的那个自我”[4]，“我”的愿望和追求，也是他人的愿望和追求，交通时间上和经济上的节约是每个交通个体的追求。“我”的权利不可侵犯，他人的权利也不能容“我”侵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相互间的侵犯冲突，在此时是对他者的冒犯，在彼时自己则可能会被冒犯。此时驾车的“我”，彼时可能是步行的、骑行的他人；“我”在此处驾车，我的家人可能在彼处步行、骑行。恶劣的步行、骑车环境还会把一部分出行者逼迫到驾车出行的队伍中来，小汽车使用者的增加又将进一步加剧对道路资源的争夺，驾车者的收益均会减少。其他出行者的非理性方式结果亦然。
忽视社会整体性的个人中心论交通方式使人际关系紧张，交通冲突增加，交通共同利益受损。
二、交通政策设计中的工具理性取向
现代汽车交通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体现了科技理性的力量，也体现了经济理性的成功。
使用汽车的人们大都寻求对于自然状态的超越，不断提高“消灭空间距离”的能力。汽车社会初期，以技术与经济为标志的工具理性重视物质利益实现，忽视精神文化生成。工具理性的成功使人们沉醉于物质化的享受之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追求会导致交通丧失丰富性、多样性，交通脱离生活而意义衰微。
发达国家在走进汽车社会之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汽车狂热期，似乎认为汽车可以全部替代其他道路交通工具。
20世纪20年代法国人勒·柯布西耶在巴黎城市规划中认为传统的小街道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应该拆毁代之以宽阔的主干道，从而建设“光明城市”。这个时期美国人也在不断拓宽马路建设交通主干道，洛杉矶市政当局不惜大量举债募集资金来为汽车交通铺路。
中国当前正在犯发达国家汽车社会之初犯过的错误，重视功利，轻视伦理，过分重视小汽车的可达性，忽视其他交通者的交通权益，交通资源分配不公平。
第一，在交通网的规划和道路断面设计中，以机动车通行为中心；在交通调查中也仅针对机动车的出行、车速、停车和机动车在道路断面和交叉口的流量来进行。而交通评价的依据主要是路段和交叉口的饱和度及道路的服务水平等。
第二，在建设交通设施的过程中，给机动车更多的照顾。对满足机动车运行的快速路、主干路、高架路、立交桥等设施投入较多关注和资金支持，而支持步行、自行车交通的网络建设却严重滞后；机动车道一再拓宽，公交车道、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则不断被侵占，日益逼仄，大量人行道甚至还被划做停车场（见图1—13）。同时，供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的交叉口信号灯时非常短暂，保证不了绿色出行者的交通安全。
图1—13 人行道停车场
第三，在交通管理中优先考虑小汽车出行者的利益，在交通发展战略上常以小汽车的出行时间来衡量交通发展的程度，如“1小时交通圈”等。对其他方式出行的群体较少照顾，滞后考虑，交通政策的出台缺乏对各交通群体广泛的调查，难以满足其他出行者的权益。
发达国家在饱受车多为患的苦痛后，毅然抛弃了工具理性导向的城市规划理念，重新尊崇以人为本的交通方略，确定交通是为了让人们更体面、更幸福地生活，尊重弱者，打造出立体多元化的交通模式。
德国自60年代中期开始在《道路交通法规》及《道路交通许可法规》中扭转车本位的规划设计，制定并实施以人为本的交通管理法规。荷兰则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自行车专用道遍布城市、乡村。在其首都阿姆斯特丹星级酒店的停车坪上，自行车常常占很大一部分。巴黎建设起发达的轨道交通网络。在追捧小汽车自由交通的美国，一些城市如纽约也建立起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
但中国当前的局面尚未得到太大改变。由于交通政策设计中的工具理性取向，人们不得不渐渐放弃传统出行方式而改用小汽车出行。选择步行与非机动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少，对小汽车依赖增加，愈发加剧了道路拥挤及资源消耗。
三、交通现代化忽视文化的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部人的心灵的探究史和开化史。它重视人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精神信念资源，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5]。 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所有的生命和存在都平等对待，“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天人合一”“交泰和会”“民胞物与”“道法自然”等思想理念不仅指导着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还对西方世界解决其现实问题提供重大启发和思路。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规范比西方的文化体系更为发达，其价值理论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群己和谐、重义轻利、和合信德等内涵都非常丰富。“特别是孔子对于道德之善的崇尚和庄子对于自然之美的欣赏，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理想目标。通过这两个目标的追寻，不断消融着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峙冲突，实现着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6]
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受到冲击，传统和谐文化的地位一再滑落。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中国的羸弱和落后，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师夷长技，译介传播西学。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是赫胥黎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著作，核心理论是物竞天择。意即通过强力竞争改变弱者的地位，获得生存机会。 “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念在晚清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确实起到了重振民族精神的强大作用，而在此后的100多年中被长期推崇便演变为传统文化的破坏力量。在这种观念主导下，人们的竞争普遍化，以“人定胜天”“物竞天择”等观念取代了传统的 “贵柔”“不争”等伦理观念。认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又使市场竞争泛化开来。如此一来，过分的竞争破坏了传统道德中的友善、诚实和宽容，竞争意味着不是击倒别人就是打败自己，人们时常处于敌对和防范之中。
中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入了汽车社会，汽车交通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功利化、物质化明显背离了传统文化价值，忽视了文化的继承性。
首先，交通发展疏离了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礼俗文化乃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智慧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结合，古代以礼治天下维系着大众的道德生活，使社会成序。传统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儒家文化中礼的核心就是让个体遵守行为规范。只有每个人遵守规范才能获得最大利益，社会也因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而当前汽车交通中缺乏传统礼仪规范，难以体现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道德传统，缺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道路交通中的人们将道路上的其他人看作竞争对手，认为领先就是战胜，常常争先恐后，好勇斗狠，丢失了传统文化中的群己和谐观念，丢失了传统的礼仪文化。
其次是传统诚信文化丧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把“诚”与“信”当成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来确立的，以信成人，以信成君子，以信立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君子信以成之”；“自古人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现在的道路交通者彼此间缺乏信任。步行人过街时不敢信任司机，常常只能相信自己，“凑够一撮人就走”。机动车司机也不信任行人，认为斑马线前的减速停车只会导致过街的人们川流不息挡于车前，自己没有通过机会。机动车司机们彼此不信任，认为在发生堵塞的路口只有见缝插针才有通过机会，而静静等待只会丧失良机，因为其他司机插进去后自己就更难通行了。
第三，耻文化没有被弘扬。耻是指人所具有的为行动设立底线的“羞恶之心”。孔子认为社会治理的理想境界是使民“有耻且格”，认为士应该“行己有耻”。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无耻”，“不耻不若人”。汽车交通文化中应该有“耻”的要求，交通者应该以不遵守规则为耻，恃强凌弱为耻，好勇斗狠为耻。现在常有交通违规者不以破坏规则为耻，反而作为经验美谈。驾车者津津乐道自己如何在快车道来回变道的经历，飙车者不厌其烦地与他人分享超越众车的愉快体验，驾豪车者颐指气使地叫嚣“压死人都能赔得起”，他们的道德底线已降至尘埃，无耻之极！
由于中国现代汽车交通中传统文化被疏离，传统礼俗文化、诚信文化、耻文化等并没有得到有效继承，而对西方汽车文化的引入也仅停留在表象而未能深入精神核心，这些是造成诸多交通困境的重要原因。
总之，造成中国汽车社会交通困境的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从理念层面上看是交通中心论忽视自然及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从制度层面看则是政策设计的工具理性取向，忽视了交通实践的价值属性；从文化层面上看则是交通现代化疏离了传统联系。
注释
[1]参见程炼：《伦理学导论》，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参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4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海德格尔选集》，9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4]［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30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44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